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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之外 要找纯粹人文精神不可能

2013年05月08日20:14新华网(韩)金容沃 译者/朱立熙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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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对中国古典的再诠释,以及对有关中国人文精神的再认识,正可称为中国文明的文艺复兴,在这方面,现在已累积了不少多元而崭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文明之外 要找纯粹人文精神不可能

资料图(腾讯文化配图)

文/(韩)金容沃 译者/朱立熙

楼宇烈先生是中国哲学方面的大家。我向来高傲地婉辞替别人的书作序,但是楼先生的大作要在韩国推出而托我写序时,我无法拒绝,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很早就受惠于楼先生。

从幼年在学习之路打开眼界之际,我就是向西洋学问迈进的人。我学了西洋科学的生物学,西洋的神学,以及西洋的哲学。但后来发生了一个事件让我的学习之路急转弯,那就是与《老子道德经》这本书的邂逅。现在对这种书的禁忌氛围虽已完全不能察觉,但在我读大学的1960年代,因为韩国的朱子学风气原本就是主导性的,读老庄系列的书会让人觉得很怪异,而且会被视为异端的行为。但越是这样,《老子》的魅力就越给了我无限的灵感,一直笼罩着我的所有思维,禁忌领域也就完全解除了。越读《老子》就越给我近乎恐怖的特别强烈的交错感,而产生如下的内在觉醒:“啊~人也是可以那样思考的啊!”

然而,与《老子》的冲击一起魅惑我的,是另一个人物王弼(226~249),为了让韩国人更容易了解他,我称他是“天才少年”,他的年纪才满23岁。以现在来看,他可能是得了流感或肺炎而去世,但他在十多岁时就已经成就了学问业绩,开创了“正始之音”,跟清谈的风潮一起揭开了老庄哲学的隆盛时代。他把《周易》的解释从象数之学改变到义理之学。他可说是“玄学”的创始者,如果没有少年王弼的玄风的基石,就不可能堆积起宋儒的性理学金字塔。

一个天才少年,不论是发明了可颠覆学界的数学公式,或像莫扎特能出神入化地作曲,都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事。但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如何能够造就人类思想史的革命,建构深奥的形而上学的体系?这对我是难以解答的功课。人生的悲喜哀欢全都历练而通达的人,也许还可以说,一个年轻小孩论述“无的哲学”,真的是难解的事件。我就是透过少年王弼,发现了中国的人文精神有超越时空而达到极上境界的解放、解脱、无化的力量,对于人的魂魄内在,很难用西欧的常识去理解;而且,也看透了魏晋南北朝这个融摄时代自由奔放的面貌。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有关“老子思想”,因为主题是“自然”(=自个儿那样,What-is-so-of-itself)的问题,很难脱离王弼注解的框架去论述。王弼一直抓住了我的精神不放。

我在哈佛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之后,仍热衷讲述王弼。后来,发表“良心宣言”反对军事独裁政权而离开高丽大学教席之后,我做了王弼文章的点校工作,我原本是想把我的作业出版成书,但是在韩国要出版纯汉字的书并不容易,于是就日复一日延宕了。后来看到楼教授的《王弼集校释》,楼教授算是我的竞争者。但是,楼教授的校释作业是那么地卓越,于是我只能放弃我的点校工作了。其后,楼教授的《王弼集校释》,经常列名于我爱不释手的书单之上。我朗朗地背诵了整本书。对他的校释作业,我经常心存感激。

“校释”是个不太受人注意的工作,但却是最基本、最难,也最需要所有学问做基础的作业。因此,若不是实力超群的学者是不敢去碰的。在东京大学、哈佛大学时我与王夫之(1619~1692)的著述交锋撰写学位论文,苦读没有逗句点的《船山遗书》旧刊本,那就像攀登昆仑山一样,真是无与伦比的艰难工作。后来读到王孝鱼先生的点校本,那种喜悦就像是开阔了新天地一样的新体验。王孝鱼先生可说是船山学的最高大师,但是大概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因为点校做完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楼先生在这本书中想要说的,只要读他的“再版序”就可容易体会,我觉得不需要我在此赘述。通常我们讲“人文精神”时,很容易联想到古希腊世界的Logos,但是希腊人的Logos是被彻底包装在Mythos里面。被认为是西洋哲学史所有辩证法思维母体的苏格拉底有名的“问答法”(maieutic method),原本是从神谕出发的。他的老友凯勒丰(Chairephon)去德尔斐神殿(Delphi)请求神谕(chrēsmos),他问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吗?女祭司(Pythia hiereia)口中说出神谕: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苏格拉底对神的彻底服从之下,作为活着的人,他对神谕的命题接受也不是,拒绝也不是。接受的话,很难承认自己是最聪明的人的事实;拒绝的话,变成是神在说谎,这违背神的本性,是不能做的事。苏格拉底为了解决这个难堪的矛盾,于是去找比自己看来有智慧、也得到名声而被称为名人的人。他认为,证明了有人比自己聪明,这样才能够对神谕做反证。于是他去找了有名的政治家、剧作家、诗人,以及达到卓越境界的工匠,跟他们进行问答对话。

在这过程中,苏格拉底的问答,暴露了对方的无知,结果导致证明他们都不是聪明的人。这个过程是在雅典的年轻人公开目睹之下进行的,因为也把社会名人的伪善暴露出来,让看到的人心里舒畅不已。如此,苏格拉底招致当时既得利益势力的憎恶,将他以两项罪名起诉,其一是毒害雅典青年的心灵,另一是信奉国家的神之外的自己发明的神。

在被宣判死刑的法庭上,苏格拉底为自己进行的辩护,非常鲜活地被记录下来,收录在《申辩(Apologia)》这篇中。柏拉图也陪同在法庭里。苏格拉底如果在法庭上宣称,他不再对其他人以咄咄逼人的方式发问的话,他的生命就很容易可以保住,但是因为苏格拉底认为,他这样的发问是神赋予自己的使命;而且为此他认为,神把苏格拉底这样自知自己一无所知的人说成最聪明的人,所以,他到死的那一刻为止都不会放弃“发问”。

舜帝把“好问”当做主要的德性(《中庸》第六章);孔子一生“好学”,他自豪没有人可以跟得上他(《论语·公冶长》27)。苏格拉底“发问”的精神虽应该给予高度肯定,但是,他的发问终究是为了暴露别人无知的讽刺发问;而孔子的发问,是为了唤醒自己无知的发问。所以中国的圣人是“学的人”,西洋的圣人则是“教的人”。苏格拉底长篇大论的辩护,就以如下的话语做结束。

现在是该走的时候

我们走各自的路

我走死的路

你们走活的路

但我们所走的路

哪一条路更幸福

只有上帝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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