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伙人》与中国式合伙:最终结局都是散伙

[导读]陈可辛说:“中国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这不全是因为财富,是尊严、面子、贡献,是你的付出对方有没有认可。”

《中国合伙人》与中国式合伙:最终结局都是散伙

《中国合伙人》首映式上,三位“当事人”俞敏洪(左2)、徐小平(左3)、王强(右1)来给陈可辛(左1)捧场。此前,他们早已看完电影,反应各异:俞敏洪不想对号入座,王强表示很喜欢这部电影,徐小平最激动,说自己看了三次,每次都哭。

《中国合伙人》与中国式合伙:最终结局都是散伙

《中国合伙人》剧照

《中国合伙人》确实起源于“新东方”的故事。

2011年,韩三平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讲述了对电影现实题材缺乏的不满:改革开放三十年波澜壮阔,为什么没有讲中国企业家的电影?

不久,徐小平交给他一个自创的剧本,讲当年和俞敏洪、王强一起创办新东方的故事,正合他心意。

陈可辛也一直想拍这三十年的企业家,想过马云,但商战太专业,他不懂,也无法拍到让观众懂。

2011年下半年,韩三平找到陈可辛,要他担任监制,拍新东方的故事。

陈可辛看到这个故事的可能性,1980年代学英文出国,是很好的题材,教英文会有很多笑话。里面还包含了他想要的全部主题:怀旧、成长、童真失落、创业、美国梦。他干脆自己做了导演。

陈可辛从来没想拍成新东方创始人的传记片,因为担心他们会希望把自己拍得很好,“电影就假了”。

2013年5月9日,广州试映会,媒体问陈可辛,把三个人拍得那么完美,是不是担心激怒新东方三元老。陈可辛回应:“我没有任务美化他们,也不是八卦地要去黑他们。”

电影结束在三人去美国打了侵权官司,扬眉吐气,又做回了哥们儿。现实中,三人最终散伙,徐小平和王强离开新东方,创办了一家投资机构,俞敏洪2011年和李彦宏、马云等人成立了新公司。

“坚持、理想,我一把年纪,还相信这些,就是傻瓜。对很多人这是一个治疗,但对我没用了,我已经活得太精了。但有人需要励志的。”陈可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有意把残酷的故事拍成了正能量的青春励志片。

参考王强,不如参考王石

佟大为演的是王阳。他看了徐小平以自己为主角的十万字剧本,印象深刻的一段是:这人老婆把孩子从美国运回来,让他接收,然后他就一边上课,一边照顾孩子。

佟大为原本想找人物原型聊一聊,陈可辛告诉他千万不要,建议他不如参考王石这样“财富之外还寻求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人。

陈可辛一遍一遍解释,三个人都跟原型不一样:成东青追求的苏梅,现实里没有;孟晓骏去纽约,徐小平去的是加拿大;王阳一直留在国内,王强出国做了IT,不是愤青,也没有美国女朋友。“要说像,反倒是俞敏洪比较像。”

俞敏洪把钱放在家里,不肯存银行,结果被人下药打劫。这段公案因为“不符合电影的正能量调性”,没有放进去,只用了一个蒙太奇镜头:成东青把赚来的钱藏到床底下。

俞敏洪看了电影,否认成东青是影射自己,孟王二人的人格魅力都超过成,而对于成东青从朴实到城府甚深的忽然转变,他也不能理解。

陈可辛猜测这跟拿掉的一场戏有关——成东青在大学上最后一节课,讲了自己的私事:女朋友去了美国,去之前把他给睡了,这是他最悲惨的事,结果学生都笑了。“他发现,原来降低身段,让别人笑是最好的方法,之后就变成被所有人嘲笑的一个校长。”陈可辛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这段拍得不够好,第一剪拿掉了。

徐小平第三次看片,又有了这段,非常激动:“这样子老俞肯定高兴,肯定喜欢。”

这场戏的纠结来自陈可辛对成东青的不了解和不喜欢:“他不坦诚,很多东西都收起来的,都没表态的,其实是非常算计的。”

孟晓骏是成东青的反面,更多是陈可辛的自况。剧中三人为上市和股权分配的事,关系濒临破裂,爆发激烈争吵。成东青说:“你以为我做这个是为了自己吗?其实我是为了大家。”孟晓骏冷冷回他:“我就是为了自己。”

“辣椒酱也不至于那么好笑吧?”

香港编剧林爱华的改编,在翻译“国情”时,有很大信息缺失。内地编剧周智勇接下第二轮改编的任务。

“1990年代初,中国的商业社会刚刚开始,欲望的刺激会导致想象力无穷无尽,就会有人去卖星星,有人去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条口子,还有人去海南淘金。成熟度很高的商业社会很少会有这种想象力。”周智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陈可辛也生疏。老干妈在片尾出现时,引来哄堂大笑,他不知道老干妈,后来听说是内地第一个把创始人头像放上包装的辣椒酱,“辣椒酱也不至于那么好笑吧?”

电影结束,银幕上滑出一串中国企业家年轻时和现在的肖像,和老干妈一起出现的,还有马蔚华、李开复、杨澜、王石、马云、冯仑等人。

冯仑客串了一场,说了一个段子:求人要有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这是他流传甚广的“金句”,陈可辛觉得有意思,但之前没听过。

冯仑对一场戏不解:成东青和王阳把挣来的钱撒向空中、满天飞舞。他觉得中国人面对钱会更含蓄:他过去有个朋友,挣到一笔钱,跟太太把门关上又用门杠顶住,两人在月光下数了一晚上。

陈可辛也很难理解“撒钱”的举动。但这个镜头受到了出品方的表扬:肯定最能卖。

周智勇觉得这很真实:“中国人面对钱的时候并不含蓄,我们也是一样,到了法国都想把法国买回来。”

王石和杨澜提出另一个建议:中国人出国留学,不见得像孟晓骏那么惨。“他们可能有一种避忌,不想让我表现得太过民族自卑感。”但为了更有戏剧性,陈可辛没有改。

陈可辛对1990年代内地的总体印象是:有劲、很刺激。他想象那个年代的内地年轻人,是王小波的模样。

更多的细节,陈可辛需要编剧帮他落实。两人反复聊1990年代,寻找信息差,比如,随身听对陈可辛来说是很正常的东西,对周智勇来说就是神器,《花花公子》对他的刺激要大过以前读过所有的书,而对陈可辛可能就像汉堡包那么普通。

陈可辛对剧本只提出一个大方向:三个人做的是一个脆弱的美国梦,到最后其实是中国梦:踏踏实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像竹笋一样快速生长,所以电影最后,他们还是要回到这片土地上,实现中国梦。

最后的剧本,陈可辛认为:“找个老外来拍都没问题。”他动用香港的经验,就可以拍出内地那个年代的心态:“我在1970年代的香港成长,跟内地1980年代很像。内地1990年代到奥运前那种财大气粗,又跟香港的1980年代一模一样。”

1980年代初,陈可辛在美国留学,端盘子,挣小费。1990年代初,周智勇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当服务生,见到当红的企业家。一位企业家1994年买了一辆二手奔驰,是四年前的新款。周智勇问他为什么不买最新款。“这辆车能证明我四年前就发了财,证明我的商业信誉四年前就有了。”对方答。

周智勇也见过张朝阳、冯仑、潘石屹、史玉柱,“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但共性都是有浪漫主义色彩。现在的企业家只有‘浪’,跟海浪一样,没什么规则,没什么形状。”

陈可辛对最后出来的剧本没有大的异议,周智勇只需要普及一些细节。比如1990年代初,成东青给美国的女朋友打电话,要去电话大楼,那里的地板是水磨石的,每个人有一个单独的电话亭,而看电话亭的营业员们态度极其恶劣;年轻人听的更多的是崔健,而不是约翰·丹佛和披头士。

合伙人、拆伙人

“千万不要和丈母娘打麻将,不要和比自己想法多的女人上床,不要和最好的伙伴开公司。”佟大为在电影里的三句台词,他尤其同意最后一句。他曾经跟朋友一起开餐厅,钱给了,最后餐厅没有开成,钱也拿不回来了。他从此有了教训:“朋友之间最好纯粹一点,有利益裹在里头,就会不纯粹。”

三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不一样,决裂不可避免。要有个光明的结尾,陈可辛只能去外部找一个敌人,让他们联手对抗。电影借用了新东方的案例:因为盗用教材,去和美国人打侵权官司。

往后拍下去,必将散伙。“中国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这不全是因为财富,是尊严、面子、贡献,是你的付出对方有没有认可。”陈可辛说。

陈可辛喜欢片名中“中国”二字的反讽意味:“很多事情,有了这两个字就能自圆其说了,就是一种跟世界逻辑不一样的东西。”中国式合伙,则是公私不分。他自己也做不到把生意变成像打球,球打完之后,就喝酒。

周智勇的理解是:“合伙人是西方的提法,中国不存在这种概念,做生意一般都是从最亲密的关系开始,史玉柱是跟老婆,柳传志和早年挚友倪光南,冯仑跟朋友,里面裹挟很多情感,最后,大多数都分了。”

陈可辛最早跟人合伙是1992年创办UFO电影公司。一开始是三人:他管创作,曾志伟是精神领袖,钟珍管行政。之后导演李志毅、张之亮和编剧阮世生又被拉进来。

过两年,大家各自有了身段,开始不太批评对方的东西,也不给意见。“那干吗在一起?还没散伙,已经没有合作的精神了。”

之后TVB买下UFO的电影在有线电视的播映权。曾志伟想用这笔钱买房子当办公室,陈可辛不同意,马上要回归,他不想被房子绑住,开会时,除了他,所有人举手,买。

不久嘉禾收购了UFO,“嘉禾完全是以前中国人的那套,就像三国,把你们都分化了,搞到你们散为止。”回归前,陈可辛拍完《甜蜜蜜》去了美国。李志毅去日本拍《不夜城》,张之亮拍了一两部戏,也走了。昔日辉煌的UFO渐渐散了。

陈可辛在内地找到了新的合伙人,拍完《投名状》,2009年,他和黄建新、于冬组成“人人电影”,合作拍片:陈可辛负责导演,黄建新负责制作和管理,于冬负责市场和投资,计划三年内拍15部电影。

“内地合伙人,完全没有情感在里面,就是工作关系,理论上应该简单一些。”但陈可辛发现:“实际上,理念、做事风格不一样,最后还是不行。”

三人的合作只撑了一部——《十月围城》大获成功,陈可辛想拍《十月围城2》,于冬却要压缩制作成本,两人达不成共识,没有再合作下去。

陈可辛现在的经验是:最好不用合伙人。“合伙人是长久的,合作伙伴是每个项目的。一部电影的合作伙伴,是可以换的,今天你发行好就给你发行,明天他发行好就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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