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中文系的目标不是培养作家 而是培养学者

[导读]借助各种老先生们的追忆,重现五彩缤纷的课堂及充满戏剧性与创造性的大师教授。文学教育背后隐藏着时代的风云。教书是一种良心活,用力多少只有自己知道,可以花多一点时间,给学生最好的课堂。

陈平原:中文系的目标不是培养作家 而是培养学者

如下是书院讲座现场实录——

陈平原:各位朋友,晚上好。闲话少说,我们马上进入主题。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文学如何教育,主要围绕文学课堂。其实前面有一个文学的概念文学的学科,再进入文学课堂。

这个是白鹿洞书院,这是北大的红楼宿舍,这是西南联大的老照片,从这个地方进来来找我们论述的话题。

文学门槛很低 但不可否认它堂奥极深

文学这个东西门槛很低很低,但是我以为它堂奥极深,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举两个故事。三十年前我从广州到北大念书,每回坐火车需要大概36个小时,火车上总是会有人跟你聊天。于是我特别担心人家跟我聊天,因为我不太会说假话。人家问我做什么的、学什么的,我跟他说学文学。这下子乱套了,所有人都跟你聊天。每个人都读过文学,告诉你昨天晚上在火车上买了一本杂志,前天晚上看了电视,你怎么看,诸如此类。这一类的问题问得你不胜其烦的时候,后来我学会一招,人家再问我“你学什么”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是天体物理,以后人家就不跟我交流了。后来发现最近几年天体物理也开始很多人关心,我觉得应该说核物理,这样的话大家不会再跟你讨论。

第二个也是个小故事,大概二十年前北大决定请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来北大当客座教授,在我们临湖轩组织了一个很小的座谈会,10个学者跟他对话,只有我一个是中文系的,其他的是物理、化学、无线电的等等,每个人说起来都特别慷慨激昂。我特别记得已经去世的王选先生,他是做汉字激光照排做得了不起的一个学者。他很激动地跟他说,他每个星期都要回上海,交流问题,研究问题,一路上全靠金庸的小说解乏。另外一个教授更离谱,说他胃不好,每次胃疼拿起小说就不疼了。还有一个教授更离谱,他觉得《红楼梦》读不下去,但是金庸的小说实在太棒了,比《红楼梦》好多了。只有我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因为没有一个人觉得他不懂文学,所以当每一个人在学校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讨论到物理的时候物理系的老师们发言算数,讨论到化学的时候化学系老师说话算数,只有讨论到文学的时候每个老师都能插嘴。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门槛很低的专业,但我不否认它同时又是一个堂奥极深的专业。

本来今天我要谈的关于物质文化的文学,关于精神生活、关于个人修养、关于学科领域的,最后会落实到做一种大学课堂的文学。下面我基本上按照这个顺序来讲一个比较专业性的问题,就是大学课堂里面的文学应该如何教。

传统中国文学没有作为一个专业进入教育体系

其实古往今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教育,分歧在于地方?第一什么叫文学,第二什么叫教育,第三文学如何教育。

读中国书的人都明白,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可是“不学《诗》,无以言”跟今天中文系外文系的文学理论、文学史不是一回事。它的教学宗旨、论述对象、培训目标都不一样。那一种诗就是说本身是文学,是道德,是伦理,也是政治。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国的诗教,源远流长的诗教跟今天的文学教育关系不是很大,不能说毫无关系,但关系不是很大。

从整个中国的历史教育史来看,我查了大半天只有在东汉末年很短时间有一个鸿都门学,在南朝宋文帝的时候有一个四馆,只有很短的时间有过专门的文学教育。绝大部分的时候其实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学问,但是没有把文学作为一个专业来阅读和训练的。诸位看一下除了科举考试之外各种各样的,比如国子学、各种官学之外,我们在传统中国教育里面可以看到各种专业的知识和培训。比如说律学、书学、化学、算学、医学,这都可以教,唯独文学没有人教。换句话说,传统中国的文学没有作为一个专业进入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这么说不等于文学部重要,而是所有的人只要读书识字就跟文学打交道,所以文学没必要作为一个专业来经营。

而另外一方面,确实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它兼及修养、技能、经验、情怀,因此有它的特殊性。不一定上大学就能学好,反过来不一定不上大学就学不好。诸位明白如果是自然科学的,比如说很专业的核子物理,你要自学是不行的。但是文学自学是可以的,我们不敢说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的文学修养就一定比中文系、外文系的学生更差,不能这么说。

李白杜甫毕业于何处?历史没有记载!

说到专业,并不是所有学文学的人,或者说文学上有突出贡献的人都是作为一个专业培养出来的。开句玩笑,李白、杜甫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他们上过什么学校,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我们知道肯定受到教育,但是不是哪一个书院、学堂按照今天的语言来培养他们。近现代更是如此,诸位今天可能熟悉的沈从文,沈从文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小学毕业。1923年,不当兵了,跑到北京开始文学创作,在北京大学旁听。那个旁听很难说对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有多大的意义,关键是他在北京认识了当时京派的一批作家,比如郁达夫、徐志摩、林徽因等人,这个过程中他的阅历、感觉,还有他的表达受到这些作家们的欣赏,然后开始走上了文坛,尝试来写作。

另外那些比如正儿八经留学的,比如鲁迅、郭沫若。鲁迅学的是医,在仙台医专成绩不错,但是后来弃医从文。另外一个九州大学学医的郭沫若,成绩也不错,最后不做。人家说鲁迅是医学不下去,那是不对的,鲁迅的成绩不错。郭沫若学不下去,那是因为他耳朵的问题。一开始学得不错,可是到了拿起听诊器的时候,发现他小时候得过中耳炎,所以听诊器不能用,只能放弃医学,从事文学、历史学等等的研究。

当然我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文学还是有意义的,教育是有用的,比如说诗人冯至是北大学德语的,小说家汪曾祺是西南联大时期学文学的,他们学文学,他们日后也在讲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早年的学术训练有关系。可是没有读文学的同样可以做出有成绩,如果天分好、如果机遇好,不读照样能够写出好小说。我只能反过来这么说,学校里面的文学教育对于作家们的厚积薄发有一点作用,但我不能保证他一定通过这个训练能够成为著名作家。这就说到一个问题,那文学教育是做什么的,文学教育这个职业或者说文学这个学科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以及在建立过程中的利弊得失,有兴趣的看我的专业著作《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从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到知识积累的文学史

我想说一点,如果说晚清以前和晚清以后的文学教育有什么不同的话,最大的特点是我们已经从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化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所谓技能训练意思是说晚清以前我们学文学,学完唐诗希望你写唐诗一样的诗,学完古文,希望你写古文一样的文章,是一种技能训练。而晚清以后今天的大学中文系,没有说学完元曲就写元曲,学完唐诗就写唐诗。对于我们来说唐诗、宋词、元曲是一种知识,而不是一种技能。

从很明确的时间1903年,我们开始用文学史作为整个文学教育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史逐渐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来表达一个民族意识,凝聚一个民族精神,甚至吸取异文化,希望融入世界文学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把主要目标放在技能训练这方面。

换句话来说,从1903年开始,我们就没有指望学文学的人出来以后一定会写小说、写诗、写文。换句话来说,大学里面的文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已经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很好,没有也无所谓,因为我们办的不是作家班。我们能做的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校园里面各种层次的文学,比如说课程、科系、社团,你就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从五十年代开始不断地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五十年代起原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新生入学第一课必定跟他们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所以很多人进来以后特受打击,进来的就想当作家,你说我不培养作家。后来的很多回忆都提到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这句话到底该怎么解读?

我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当时的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也说过这句话,就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不培养作家的意思是什么?我给他做解读,第一,我刚才所说的其实作家不一定大学里面培养得出来,好作家不一定受过高等教育。哈佛大学旁边书店卖美国文学著名小说家的,遗留下来要不没上过大学,要不没念完,真的念完往往不是中文系、英文系,换句话来说每个国家都一样,作家不一定是中文系或外文系培养出来的,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其实中文系八十年代到现在为止每年招收的本科生大概是80到90人,这80人到90人里面将来最后能够成为作家的,以创作为业的我想不超过5个人,每一届5-10个。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写诗、写文,将来他不是一个职业作家,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课程设置完全按照作家培养的思路来进行。

我们有文学理论、文学史,我们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普通语言学,还有古文献等等,这么多专业人才需要培养,所以作家能出来更好,不能出来问题也不大。我们只能说,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必须有文学鉴赏的能力和热爱文学的风气,这样就行了。我说的是培养有志趣、有修养,但是不一定创作的人才。

文学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指代学校或者是教育

前面我说文学,请问你这里说的是什么文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仅是中国,西方也是这样,文学这个概念不断在演变。你查《不列颠百科全书》里面对Literature的介绍,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对作品的总称。我们今天所说的抒情、叙事,或者是想象力等等不一定的,在18世纪以前的西方,或者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说文学不一定是这样的。今天所说的诗、散文、小说,今天所说的民族文学、国家的文学、时代的文学跟那个概念本身是有差异的。换句话来说,今天中国人所理解的文学,其实是因为19世纪末我们把Literature介绍到中国以后才重新组合起来的一个概念。假如不是这样的话,请你察看《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说文学这个词的时候,它征引的范围从孔子到鲁迅有十种不同的含义。比如说孔门四科之一,比如说儒家学说,还有文章经籍,还有儒生、学堂、文才等等,总共有十种不同的概念指向文学那两个字。

我关心的一个事情,文学也可以是学校,给读书人生活的地方。而《汉语大词典》用的材料是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那里面的一句话。南岸道东,有文学。有文学指的是有学校。其实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更早的材料可以用。第一,《汉语大词典》列的比郦道元更早的是曹操的《修学令》。公元203年,也就是建安八年,曹操下《修学令》,内容是“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还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这里所说的各修文学,就是办学堂,设校官,选才俊,认真培育,使得整个社会的风气可以得到改良,先王之道可以不废。这里所说的文学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学校,或者说教育。

你可以说曹操为什么这么说,很多教育学家说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当然在我看来还有一个问题,确实曹操对文教是有兴趣的,包括他本人的文学才华。今天我们留下来的不管是宋代,比如说今天在河南的崇阳书院,或者今天在江西的鹅湖书院等等,诸如此类传统中国的教育本身它可以是文学,也可以跟文学毫无关系。但有一点它不把文学作为专业。

晚清后“文学”从Education渐变到Literature

我想说的是这个思路一直延续到晚清,今天我们读晚清材料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很多说文学那两个字其实做的不是文学。我用的是跟北京大学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材料,1895、1986年起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就给总理各国司务衙门写信,说中国应该办大学,在北京应该办一个大学堂或者叫大学校。而上这个奏折的是当时在华传教士的一个组织,叫文学会。狄考文代表文学会给上面上书说,我希望在中国办大学,需要教什么课程,列了一大批,唯独没有词章之学。你会发现很奇怪,文学会提议办大学但是不列词章之学。而文学会建设的目的是什么呢?传教士林乐知加了一句话说,我们这个文学会的目的是专门以振兴中国文学为己任。你听起来很高兴,以为是跟文学有关系,没有的。他们所说的文学并不是Literature,而是education,是教育。而这个说法的话可以从几条不同的材料来论证。

此前林乐知,我说的那个美国传教士帮助翻译了日本外交官森有礼编的《文学兴国策》,《文学兴国策》在晚清影响很大。那本书是梁启超等人理解西方教育制度,而且创建新的学制的重要样板。因为晚清的中国人到底什么叫西方大学,康有为、梁启超都没有留过学,五都不知道,就靠传教士的翻译来理解。

本书《文学兴国策》的第一篇是耶鲁大学的校长Woolsey写的一篇长篇文章,论述文学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是有意益富过、有益于商务,有益于农务、制造、伦理、德行、法律、国政,文学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其实他所说的文学照样不是我们所说的Literature,他说的是学校和教育。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把文学的概念逐渐理解为今天的Literature的概念,晚清在逐渐演变。

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王韬希望按照西方的学科制度来选拔人才,摆脱科举试的方式。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整个学问应该分为两类,一类叫文学,一类叫艺学。文学包括经、史、掌故、词章四科。艺学包括舆图、格致、天算、律例,大体上文学等于今天的人文学,而艺学等于今天的理工,是这样的理解。另外一个启蒙思想家郑观应说得更有趣,他说文学应该分为六科,武学分为两科。换句话来说在郑观应心目中所有的学问分为两类,一类叫文学,一类叫武学。部队的、战争的这一类叫文学,其他的都叫文学,那就是人文社科、理工都叫文学。狭义的文学和广义的文学他在里面没有做区分,但是文学这个概念依旧没有独立。

京师大学堂创建五年后提出不得舍弃中国文词

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点?1901年。1901年蔡元培写了一本教科书叫《学堂教科论》,一个下册子。对照当时他接受的西方思想学说和教育体制,希望把整个学堂的知识分为十个不同的科目,其中有一科叫文学。这个文学科目包含什么?包含音乐、诗歌、骈文、图画、书法、小说这五个分支。从美术、美学这个角度来理解文学,这个已经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跟今天的文学不太一样,已经相对来说把这个范围缩小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北京大学1898年建立的时候,他们就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文学没有完全独立出来,文学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1898年决定建京师大学堂的时候,总的思路独尊泰西各种实学。这里的实学大体上等于今天的自然科学,或者说理工应用这一类的学问。而对人文这一块的话,当时的总理各国衙门准备建京师大学堂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中国有,所以不着急,没有放进来。大家明白1898年建京师大学堂,1900年义和团烧了。真正的北京大学比较成规模的,各种档案比较齐全的是1902年,1902年张百熙奉命复办因为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的时候,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的章程,那个章程第一次把词章列为大学堂重要的科目,那个时候词章是大学堂必须学习的科目。换句话来说,把西方的大学制度COPY到中国以后会发现一个问题,所有的西方大学都有文学院,因此中国也需要这样的课程。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年起,当时晚清的重臣张之洞奉命参加学堂章程的修订,他说了一句话,以后我们所有的读书人都要学外语的。但是其中有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语言、文字、词章会逐渐被遗忘了,那是不对的,因此他在整个所有的思路里面,在上给朝廷的奏折里面说了一句话,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词,向西方学习但是不得放弃中国文词,这个思路1903年起我们确立了。以后中国的文学逐渐进入我们的大学的课堂,成为一个专门的学问。

我想说这个大致的过程就是这样 ,1903年起我们的课程比较完善了,我们的大学不管是哪个大学开始把文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课程来经营了。有些人专门是学习语言文学的,这个思路都已经确立了。我想说的是此后这一百年中国人如何学文学,如何教文学。

声音飘逝 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就消失在历史深处

所有谈到教学或者是文学教育的时候,往往注重的几个问题,比如说课程设计,比如说专业著述,但是很少人考虑到课堂。为什么呢?专业设置或者是专业著作本身留下的文字有答案可以查。所以做学术史的人、教育史的人都可以根据这个来了解。这一百多年走过来的路只有课堂,课堂老师们的声音随风飘逝,文字留下来了,声音漂逝了,因此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就消失在历史深处。

这导致我们今天谈二十年代、五十年代某某教授特别了不起,学问很大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谈的都是他的著作,不是他的课堂。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教授留在历史上的印记基本上是文字,声音丢了。可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学生来说,他们曾经直接面对的,而且日后追怀不已的不是章程、不是课程表,甚至不是著作,而是曾经在课堂上生龙活虎活跃着的教授们。我想说的是用各种材料复原帮助大家看看曾经有过的课堂,以及留下来的声音和影像。

谈这几个问题,学科化以前,就是现在学术建立之前学科化以前的课堂,以后学科化以后的各种各样的课堂,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辅仁、新亚、台湾等等,这么多大学里面的著名教授如何讲授文学,这是我希望用很短的篇幅给大家介绍。

康有为课堂:坐而论道 一物不知 儒者之耻

先说学科化之前的文学,刚才我说了在现代大学建立之前的中国也有文学教育,但是文学教育是整合在整个的国学教育里面,它并没有独立。其中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康有为。康有为1891年到1897年在广州创造了万木草堂,他的弟子梁启超、张伯桢等人日后参加到戊戌变法里面,影响很大。而学生很崇拜老师,老师说的他们都记下来,因此留在博物馆里面、档案馆里面的口说,就是老师说他记下来了,比如《万木草堂口说》、《康南海先生讲学记》等等留下来了。今天已经重新整理出版了,可以看得见。这是万木草堂的情况,这是康有为的照片画像。康有为在晚清政治史的意义我相信大家能理解,我想说的是他怎么上课。

《万木草堂口说》里面讲到各种各样的学问,刚才我说了今天的大学教授是分科的,晚清以前的大学教授是不分科的,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有一个东西不懂得,读书人会感到很无耻。而那个状态导致教学的人必须对整个人类知识,当时理解的人类知识有所了解。

然后我想说他怎么上课,摘其中的一段,学生们记下来的,注意听一下。古人言语文章无别,这是谈文学的。《六经》皆孔子文章。《易经》多工夫。胡稚威谓,人皆死,惟文不死。古来圣贤豪杰皆死,惟有文可以不死。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文有自然之法,有创造之法。一直讲下来,讲到最后唐以前之文,简腴厚曲,唐以后之文,长枯薄直。

今天有哪一个教授在课堂上这么讲非被学生哄下台不可,第一,他每一句话都没有论证,每一句话基本上都可以写博士论文,而不必要论证,告诉你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样子,不加论证的,你听不听由你,听不懂你回去再用一辈子,用十年、二十年自己去领会,而且你最后也许认同,也许不认同。我的任务是把我一辈子的体会用这种语录说下来,学生们很认真记下来,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但是这种论证的体系不加注解、不作阐释、不求大家都能读得懂,这个只能是师徒坐而论道。坐而论道可以这样,当面对50个学生、面对500个学生讲课的话,这个不能这样讲,这是传统坐而论道的课程。

章太炎课堂:强调三国两晋文辞 成为今天文学史写作重要动力

另外一个人在晚清也是影响很大的,章太炎。章太炎早年提倡革命,1906年从监狱出来以后到了日本、东京,他一边办民报,一边教学。从1906年开始不断地有这一类讲学的计划,然后到1922年他在上海讲国学,在国学里面有很多论述。用今天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构建起来大的国学概念,然后文学只是其中的一小块。讲完以后,我想说的在章太炎国学的论述中,文学其余其实并没有成为他的重点。如果说一定要说他对文学教育影响的话,那就是一点,他对于三国两晋文辞的强调,经过他的两个弟子比如鲁迅、周作人再三的诠释和转化,成为今天的文学史写作的重要的动力。说简单一点,以前我们觉得商国六朝的文章不好,章太炎把这个观点翻过来了。今天我们都认为商国六朝文章好,但是商国六朝文章好不一定评为散文。而这个论述因为是专业的,我不想说。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具体文学史的论述中有很多很好的见解,但是他们并不他把当一个专业来看待。有一些零星的想法经过他们的学生日后在学院体制里面逐渐被传达下来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接受了。

说学院体制,我想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我们开始设立各种各样的专业课程,比如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需要不仅讲诗、讲文,还要讲戏曲,于是请了吴梅。我们要讲小说,小说谁来讲?第一年找不到人,就是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每个人合台各讲一次,第二年请周作人来讲,周作人说我不行,我哥哥可以。哥哥是谁呢?哥哥就是在教育部当官的周树人。因此在1920年的8月份送上聘书,12月鲁迅第一次走上的北大的讲台。以后的6年中鲁迅一边在教育部从政,一边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北京女子高师等等这些大学和中学里面兼课,我查了日记最难的时间是1925点11月,他居然公布自己在6所学校之间奔波讲小说史。1926年8月26号因为个人原因和政治原因他离京南下,到厦门大学,后来到中山大学等等。真正在大学教书的时间不到八年,但是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等一系列著作。专业我不想说,我想说的是他的课堂上讲课的效果如何。

鲁迅课堂:把讲义念一遍 后面就海阔天空开始深聊

鲁迅先生早年在日本留学照片,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标准照,这是晚年的照片。鲁迅在北大讲小说史,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而我引的是当年在北大听他讲课的各种各样的人,有中文系、历史系,也有其他各个专业的,也有旁听的,各群人老学生日后追怀鲁迅先生的课堂。鲁迅先生的课堂效果很好,我关心的是为什么好,这就说到当时北京大学课堂的特点。

北大中学系当年的教授们很多人是浙江人,而在普通话没有推广之前浙江人的说话对于北大的学生们来说是有困难的。所以北大有一个制度,曾经想反,反不掉,那就是发讲义。讲课之前,进课堂之前现拿油印的讲义,当老师的提前把这一节课的讲义交给了工友,他帮你写下来石印,课堂上交给学生。这个制度蔡元培到北京以后要求改,陈独秀要求改,改不了,要求改是因为很费钱,每门课、每节课都来送讲义,免费的,学生们很高兴,老师们也觉得可以。但是从学校角度来说有困难。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因为别的缘故,最关键的问题是老师们的口音。老师们的口音对于很多人听不懂,我看过30年代到中国来留学的日本的两位教授的回忆录,他们很着急,听不懂。然后问旁边中国的学生,中国学生泰然自若地说我也听不懂。听不懂怎么办呢?听不懂有讲义。我发现鲁迅的讲课基本上把讲义念一遍,后面就海阔天空开始深聊。

鲁迅讲小说史,后来的回忆录留下来了,原来他把当时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带到小说史来,他把各种各样的社会批评也到小说史里面来,所以课堂上有大阵大阵的笑声。而鲁迅据说有一个特点是冷幽默,他自己不笑,说得你很开心。以致满堂的喝采的午后,有一个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王鲁彦,说他听鲁迅的小说史,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诸位的在专业化的时代,说某一门课能听到全人类灵魂的历史那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来说,我们相信鲁迅先生讲课的特点是在小说史的课堂上加入了很多社会批评和小说做法的论述。换句话来说,这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史能够受欢迎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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