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记忆》文化论坛:多元视域下的文学对话

[导读]廖美立:在整个文学式微的年代里,我们看看身旁有多少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所谓的大师。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有机会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呈现,去重新展现台湾文学交流群貌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文学·历史·记忆》文化论坛现场视频

《文学·历史·记忆》文化论坛:多元视域下的文学对话

《文学·历史·记忆》文化论坛嘉宾合影

以下是论坛现场实录——

许悔之:在场的各位嘉宾,各位年轻的朋友,媒体朋友,大家午安!我是来自台湾的许悔之,我的本职最常被人家介绍是诗人。诗人是什么?我常常开玩笑说,诗人是有着敏锐心理和沟通能力的“机丝头”。为什么是“机丝头”呢?“机丝头”是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不可明说的部分,都可以透过文学或者诗去揣度那个界限在哪里。今天由我来主持的《文化•历史•记忆》文化论坛是由腾讯文化、行人文化实验室、目宿媒体以及很多媒体一起协力举办的。

今天北京是一个有一点点雾霾的城市,这个雾霾的城市里面如果走过去,你会发现有一点点好像看不清楚,这个时候我是什么状态,我们是什么状态。可是在诗人里面就会写成不一样的话,比如说今天因为《他们在岛屿写作》这个文学电影的放映,我们有了在这里的聚会,可是台湾的诗人郑愁予就会说:“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我们发现目前北京五月的柳絮是乱飞的,这个乱飞当中我们感受到的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人也都是自己生命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他想要记忆,想要渴望,想要创造,想要和别人分享。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文化论坛就有很多位创作人、学者、专家来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

首先我们邀请主办单位腾讯网副总编辑王永治先生上台致辞。

王永治:首先代表腾讯书院感谢北大的老师和学生捧场,其次感谢从台湾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以及内地的各位媒体朋友。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来的有大师级的人物,希望将来能出现更多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腾讯书院愿意给大师们提供一个沟通展示的平台。下面请各位倾听大师的演讲。

许悔之:透过视频、视讯还有网络这样的沟通,以前想象的纯粹纸本书的形式它有不一样的可能了。腾讯文化今天也欢迎在场的朋友在这些嘉宾发言之后提出你的问题。我刚刚想到北京的雾霾对于来自台湾的我虽然不习惯,但这是一直的记忆和不一样的存在。我突然觉得,唉,我是叫许悔之吗?我是在什么样的时空里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今天的论坛也是拨开历史的雾还原创作者很不凡的心灵。我们这么多专家对于文学、历史、记忆不凡的见解。下面有请《他们在岛屿写作》的总制作人廖美立女士上台致辞。

廖美立:文学式微年代 用影像记录文学

廖美立:谢谢悔之。首先我要特别感谢腾讯文化王总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帮我们这么大的忙。在今天这个伟大的论坛里,可以让我们邀请到这么多的嘉宾和在场的年轻朋友们共聚一堂。为了今天,为了能够在大陆上大银幕这一件事情我们努力了一年。这一部片从一开始制作起,到目前所做的一切,都非常的单纯、良善,我们就是在做一件非商业性的,我们就是在推广文学这一件事,这两年从台北的电影院到香港正式电影院都有在推。其实去年DVD在台北上市的时候,内地已经同时上市。

我们纯粹是一件完全非商业性的,很希望有很多年轻人都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所有文学大师的记录影片。我们在拍这一部片的规格上面,用电影风格在制作,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其实很多导演在以大银幕的方式制作影片。所以其实我们很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老汇看大银幕,只有看大银幕你才可以了解拍摄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诗人的情怀。

我觉得这个系列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整个文学式微的年代里面我们看看身旁有多少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所谓的大师。以我们这个年代来我们所熟悉的余光中、郑愁予、还有杨牧、周梦蝶、王文兴、林海音先生。其实这些过去对于我们这样年代的人来讲影响巨大,对于今天很多年轻人来讲,尤其是在互联网年代很多年轻人在阅读文学的部分已经比较薄弱了。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有机会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呈现,去重新展现台湾文学交流群貌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高兴我们这个系列部分可以跨出台湾,到香港,今天到内地。希望可以在华人圈,两岸三地的交流上面有更多的收获。希望今天的交流可以擦出更多的火花。

许悔之:谢谢美立,《他们在岛屿写作》总共拍了六位台湾的作家,其中五位都和1949年之后到了台湾生活,开始创作都有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们都有特殊、特别的大陆经验。这一系列影片在波士顿影展也获得了很多奖项。就像廖美立女士致辞中所说的,她是希望分享人的心灵,作家作为心灵的守望者那一份最温柔或者是最尖锐的观看,想要传达雾中的风景。

六位作家其实有一些在大陆,很多朋友可能都看过的,比如余光中先生,有很多作家可能大家还未必熟悉,但我想文学的心灵是没有界限的。为什么说没有界限,上面读到一首翻译的英国人的情诗,你一样会为那个感情的样态所感动。所以有六位非常有名的媒体朋友也看过这些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相关的文学纪录片。他们要来讲述他们心中对这个作家的看法。

首先第一位上来致意的是《中国周刊》的主编朱学东先生。

朱学东:互联网写作时代 王文兴的字斟句酌是如此奢侈

朱学东:非常感谢腾讯文化,感谢目宿媒体。我今天上午我花了三个小时看了《寻找背海的人》,在接受这个任务之前我特别找了一本小说《家变》,我以前没有读过,也不知道王文兴这个作家。某种意义上说像我这样一代的年轻人也是受台湾文学启蒙的一代,年轻的时候我读过余光中、林海音、叶华林、白先勇,也读过琼瑶。但对于王文兴,腾讯找我之前确实没有读过他的东西。

我刚刚很认真的读了他的小说《家变》,这样一部小说今天我读来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它当年发表时的背景。当年它在台湾曾经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今天读来这样一部小说在目前大陆的时代可能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但背后直指人心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有意义。当他的儿子在忏悔以后,马上又淡然出走的时代,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王文兴老师从我们日常生活中,从我们平庸的生活中去审视人性,揭示人性背后的东西。这一点我在他的《家变》中读到了,有点《罪与罚》的感觉。《寻找背海的人》我看到王老师为写作品花了很多的时间其推敲、创新,尤其是在文字上下工夫。他说语言是文学的一切,这一点在今天习惯于互联网写作的人来说是非常奢侈的,甚至他在书房里面创作的过程对于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来讲也是非常奢侈的。就像目宿媒体做这一组短片一样同样也是很奢侈的。但就是从这个奢侈里面我们读到了关于人性和追求,这里面读的只关乎我们的心灵。回头我也会把这一本《寻找背海的人》翻来看一看。同时我郑重的地向大家推荐有机会可以去读一读他的《家变》,形式上可以创新,虽然开始有一点不习惯,但是不影响阅读。

许悔之:我们现在来看一段王兴文老师《寻找背海的人》的短片……

各位刚刚看到的是《寻找背海的人》里面的一个片断,可能很多在场的人未必知道,王文兴教授一天在家里呆在那个两三平像囚室,像牢房一样的屋子里念念有词,非常专注,用尽所有的力气在追索。各位可能会说一天之后他可以写多少字?通常他这样好几个小时像困兽之斗的奋战以后可能只得到了一本常常小说的三十二个字。如果三十二个字我们去计算会承载多大生命的能量,这也是这个纪录片里面想和大家分享创作者不一样的执著,和这个执著里面所透露出来的精神寂寞,情之专一。

接下来有请《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卫毅先生为我们讲解林海音先生的短片《两地》。

卫毅:林海音《蟹壳黄》 用平和语言叙述感人琐事

卫毅:大家好!我要讲的是这个纪录片其中的一部,是林海音先生,其实这些纪录片是很久以前看的,非常抱歉,看的是盗版。当时这个纪录片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的印象,首先是技术上的,它是用D2(音)拍的。因为我是写人物的,所以对这部纪录片非常感兴趣。当时我非常认真地看了林海音的纪录片。当谈到这部片子拍摄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这部纪录片的一个现实,就是两地深度合作,包括里面的音乐制作也都说到,他希望通过俄罗斯音乐、欧洲音乐两种不同体系的音乐对两个面的对立和融合。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对这个片子的印象,包括对林海音先生的印象。

“两地”,它可以理解为北京和台北,也可以理解为大陆和台湾。首先我说“两地”中的北京。我觉得很多人对林海音的印象是《城南旧事》,这部片子是通过儿童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首先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童年都是会消逝的,我们往往会对消逝的东西也自己很深的印象,包括这段时间正在上映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我相信可能很多同学会去看,之所以喜欢看是对青春有共同的感受。我自己给我的母亲拿去看,她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她觉得这部片子不错,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是自然的。

我想对于《城南旧事》的这种共鸣其实也是一样的。虽然它是1949年之前的北平,但是能够从中感受到共同的东西,就是已经逝去的童年。

这是其中一地,就是北京。另外一地,就是台湾。我看过林海音的关于台湾的《蟹壳黄》的短篇小说,这是几年前我去哈佛大学访问,他们送我的一本书,叫做《台湾从文学看历史》,这部短篇小说就收录在这本书里面。这里面讲的故事是台湾的一个小城镇,这个店卖的是江南的小吃蟹壳黄。这里面的三位员工,分别来自山东、广东和北平。这三个人异乡人他们卖的是江南的小吃,他们没有关系的,而这个餐馆就叫做家乡馆。在那个时候,在台湾、山东、广东、北平,他们的家乡合为一个家乡。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平和,没有一些激烈的语言,甚至都是写的一些生活琐事,但是在这些食物当中那种离乡的感觉表达得特别深入人心。

说到食物,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白先勇先生的《花桥荣记》。因为我是桂林人,对于他写的这些故事有感同身受的地方。

林海音先生一直强调纯文学,包括她最后创造了《纯文学》杂志,和纯文学出版社,她不希望政治和商业的因素流入到文学当中,按照她在办这个杂志和出版社之前,她曾经有十年的时间是在台湾《联合报》副刊的主编。像一些非常有名的作家都是通过《联合报》副刊出名的。她大概是在1960年发表了当时冯迟先生写的一首诗《故事》,这首诗写的是一个老船长,由于他的失误,他的整个团队到了一个荒岛上,而且经过好多年,他带领的这些给养基本上也用完了,整个船队都陷入困境,当时他们认为这是映射蒋介石和国民党,写这首诗的冯迟先生被判入狱3年6个月,林海音先生就离开了《联合报》,因为我对这一段的印象非常深刻。包括黄春明老师回忆到林海音先生发表他那篇文章时,马上下到工厂去印刷,然后再继续上班。

我想这一页已经成为台湾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但是很多这些事情我们是看到自己现实当中正在感受着。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看自己的现实也像看这么一段历史一样。我希望那天能够到来。

谢谢大家。

许悔之:谢谢卫先生,让我们先来看一段林海音的集锦影片……

在台湾文坛大概所有的人多会尊称林海音女士为先生,“先生”是对知识分子,是对一个向给别人造很多福和光亮的人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敬意。她家的客厅就是早期台湾办的文坛,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她也体现了很多文学工作者、作家、文化人胸襟里面最广阔的,看到别人的位置。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媒体朋友,他也是一非常著名的诗人,《凤凰周刊》的主笔叶匡政先生。

叶匡政:诗人要为世界保存类似儿童的原初心灵

叶匡政:我个人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发现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件非常有诗意的行为。对于台湾诗歌其实大陆过去一直了解不是很多,八十年代我关注台湾诗歌是通过刘山河(音)在诗歌专栏里发表的《歌海说诗》,那个时候我看到了非常多的台湾诗歌。但是台湾因为没有经历过传统文化的破坏,儒家一直是其教育根本,所以台湾诗歌在语言表达方面我觉得和大陆有很大的不同。

大陆诗歌更多的是受西方翻译体的影响,因为我们对于诗歌的感受往往是根据自己的阅读环境确定的。我们往往对于他们的诗歌认为似乎没有大陆诗歌那么有精神深度,或者语言不像大陆这么潮流丰富,存在派别。相对来说,台湾诗歌对于单词或者对于中国古文中已经存在的一些应用有更多的吸收。在应用上可能比大陆诗歌更容易传播,对于我们这一代诗歌就像一种信仰。无论我们是和外界的世界或者是和过去未来发生联络,诗歌在我们这个年代,至少是在我生活的地方合肥,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通道。

我记得刘山河(音)好像做过一个比喻,把诗歌比喻成一个恐龙。诗歌过于庞大,今天的诗人可能积聚在他的头上、耳朵上或者脚上。所以每一个人不论是在看到他的头的人,看到他脚的人,得到的对诗歌的认知又不一样。其实对于台湾诗歌我们也是一样,台湾诗歌像一只大象,每一个人看到的角度不一样,对它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非常需要纪录片来让我们认知到台湾诗歌的生命历程以及诗歌的状况。

我想说一点我对诗歌的认知。我一直认为诗歌是保存人类追求自由情感和精神的文本。大多数民众可能无法言说自己的内心,但诗人往往会在诗歌当中代表这些无法言说的民众。所以我们常常看见诗人在琐事当中发现诗意,或者在毫无关联的事物当中建立联系,或者会用一些非常普通的字句,但表达的却是一些普通人非常新奇的体验。诗歌才能其实在这个时代很少有人讨论了。我个人认为“诗歌才能”随时把一个人变成孩子的这样一种心灵力量。一般人在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都是诗人,每一个年轻人都有创造的天性,但因为过早的被各种概念或者经验的事件所遮蔽了,所以他往往更多的服从于经验或者概念的世界。

我们刚刚看到第一个纪录片的王文兴老师一直躲在一间书房里,我们可能很难理解这种行为。很多诗人希望回到一种没有概念,或者没有经验的原初世界里。诗人对于这个世界怎么看,不像很多学者一样,我们需要一个学术框架来理解这个世界,或者我们需要一个学术框架来评价这个世界。诗人也会关注各种各样的学科,但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关注。诗人也会关注这个世界,但也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关注。他首先希望寻找到的是对自己生命的解释权,自己的生命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权。所以相对来说他不像很多作品,尤其是从事很多学术工作的无法理解,为什么诗人的表达是在我们的经验之外,或者说是在学术经验之外。这就是诗人的追求,对于诗人来说不仅会喜爱眼前的事物,甚至对事物中隐藏的部分会有更多的渴望。

所以歌德在年老的时候有过一句话,我从来不把任何回忆确定下来。很多诗人也是如此,从来不会把对世界的认知,对故乡的认知确定下来。他会不断从自己经历的事件或者事物当中发现新的意义。所以在诗人的眼中,没有这种固定的概念,一切都是为了写自己生命和心灵在原初的世界中付出。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诗人不会对生命删繁就简,也不会携带很多虚假的官方说法,也不会错过那些被伤害的命运,或者无形无名散落各处生命的终极。

诗人和历史学家不同,历史学家只关注重大的公共事件,而诗歌往往关注的是失败者的命运,是平凡人的命运。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把诗歌和历史做比较的话,诗歌更像是为历史寻找第二次生命,或者是寻找历史的第二个躯体。这个躯体和历史学家只关注宏大事件和历史事件的历史是不一样的。中国古代一直有“诗史说”,我们通过杜甫、苏轼的诗不需要看历史,他们也不需要有人为他们做传记。我们只要把这个作品按照编年排列起来就会对那个年代普通人的生活或者政治的得失或者社会的善恶、民众的生机都自己的了解。

而现代生活往往不是这样,现代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志向是希望可以模仿别人的痛苦和幸福,或者按照别人制定的标准来生活。所以诗人一旦有了一个想回到原初世界的概念的话,往往他快会被世界变得边缘化,会成为一个边缘人。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生活在现代社会往往会显得格格不入。往往会显得和正常生活有非常大的差别。但其实他为整个世界保存的是一个类似于儿童的原初心灵。

许悔之:谢谢叶先生从做一个诗人的感受上和我们分享诗可以让我们回到原初的状态,先看影片……

这是台湾一位90多岁的老诗人周梦蝶,他早年从行伍退伍之后就在武昌街摆了一个书摊,这个书摊就是卖少少的诗集。有时候你到了武昌街去挑诗集,看到他可能也没有理你,完全像老僧入定在那里。他也可能一首诗写了三十年、四十年还没有完成,在等待最后一个他觉得适当的、妥当的字和词浮现。他像一个学佛修禅的人,可是我们会觉得一个修行的人要觉悟,要无爱也无恨,也没有对等分别的一种亲近的吸纳。可是文学来自于感情,所以他一生在追寻的或许就是“不负如来不负卿”,里面一种微微的颤栗带给我们很奇特的感受。刚刚是三位诗人、媒体朋友就诗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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