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从天下到世界

“天下、四海、九州”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外部环境的认识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从天下到世界。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各位是不是可能觉得天下就是世界?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对外部环境的认识。因为古汉语里没有世界这个词,是中国人后来翻译佛经时才用的。佛教说人住的地方就叫世界。今天,我们把它作为整个地球的代名词。

那么中国古人是怎样看天下的呢?古人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天的下面,所以叫天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就有了天圆地方的概念。为什么天是圆的?因为没有人看到天中间有棱角。为什么地是方的?因为古人很早就有了方向感,知道东南西北。他们想象南和东之间一定有个角,所以地是方的。这个概念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地的周围是什么?是海。由此引出一个“四海”的概念。既然周围都是海,而且地有四个方向,那么周围就有四个海。人住的地方又可称为四海之内,天下和四海之内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但是四海之内那么大怎么办呢?战国后期人们设想,这个世界太大了,应该分开来管理,于是就出现“九州”的概念。中原人住在九州之中的赤县神州。所以我们今天经常用神州作为中国的代名词。毛主席曾作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神州就是指当时有着六亿人口的中国。战国时候,有一个叫邹衍的山东人突发奇想,他认为,天的下面有九个州,每个州之间都有海,一个州里面又有九个州。中国就是九九八十一个州的其中之一。中国不是全部,还有更大的世界。在两千多年前,一个足迹没有离开过山东的人,会提出这样的学说,靠的是丰富的想象力和逻辑推理。很可惜,邹衍的大九州学说,除了司马迁把它记下来外,没有继续相传。

真正在中国实施划州而治的是汉武帝十三刺史部。汉武帝管辖的范围北至大青山、阴山脚下,南至今天越南胡志明市,东至韩国首尔汉江一带,西至敦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管理这么大的地方是不容易的。汉武帝就把除了首都以外的其他地方划分为十三个州。每个州都派一个刺史,相当于今天的纪检组组长,专门督察地方官。

地域经过精细划分后,中国人关于天下的观念改变了吗?没有。儒家提出一个观念,把天下分成一个个方块。国君住的地方叫王畿,京城在中间,然后每隔五百里画一个方块,取一个名字。一共有五服,在每一服里又分成一个个城市。当时还是分封制,国君就把这一块一块的地方分封出去,给儿子、兄弟、功臣。大诸侯还可以把分到的地方分给小诸侯,小诸侯向上一级的诸侯或国君纳贡。五服之地并非方方正正,只是说明古人想要以国君住的地方为中心,一层层向外,实行不同的政策。

“中国是天下中心”的观念在古代从未转变

中国人崇尚天圆地方,有没有人对此提出怀疑呢?有的,曾经发明地动仪的东汉天文学家张衡不仅关心地,还关心天,所以提出了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这个学说更加符合地球的实际情况,虽然还没有解释地球本身的构造,没有想到太阳系、银河、宇宙,但已突破了原来天圆地方的理论。可惜后人没再顺着这个思路研究下去,仍然停留在“中国是天下中心”的概念。

在一件3000多年前的器物上,刻有“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廷告于上天曰:余自宅兹中或,自之辟民”、“惟王初,宅于成周,禀武王”。考古学家猜想“中或”也许就是中国的意思。那么,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不是和今天一样呢?我们把繁体字的“国”(国)拆开来看,中间有一个小口,代表一个人的眼睛;下面一个斜杠,代表一片土地;手持一个戈,拿个武器包围它。这样还是不够安全,外面还要用一圈围墙包围。所以“国”原来的意思是用围墙围起来,有人拿武器保卫土地,也就是个居民点。

这样的国很多,中国人就夸张了一下,把中国叫万国。这个万国的概念,原来是指本国里的,后来又引申到国外。春秋时期有1000多个国家,后为100多个。战国时期有20多个国家,后来就变成7个。因为兼并,大国把小国灭掉,一个大国就相当于原来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国。国越来越少、越来越大,到后来秦国把其他国家都灭掉了,就改称天下了。

那么什么是“中”呢?中是以前商代的旗帜,用来召集部众集合。这个旗帜就是中心,代表了中央。“中”也是象形文字,如果把中的一竖放在边上,就是一面旗帜。那么什么叫中国呢?就是最中心、最重要的地方,是大家都要争的地方。周朝还实行分封制,把一些很了不得的人都分封出去了。比如周武王把鲁国分给自己的兄弟,所以鲁国也是中国。到后来,一些大的诸侯都说自己的地方是中国,别人是蛮夷。到秦朝统一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地盘是中国。中国这个概念虽然逐步扩大,但处在中原的地方毕竟比较重要,而且这个概念也在不断变化。汉族建立的中央王朝才叫中国,其他就变成民族的概念。南方就称为南蛮,东面就称为东夷,西面称为西戎,北面称为北狄。这些都是蛮夷,都不算中国。

随着疆域的扩大,中国的范围一直在变化。尽管这样,人们还是集中居住在几个传统的地方。有个政治家叫贾谊,皇帝把他贬到现在的湖南长沙去做官,为此他非常伤心。他说江南地方又潮又湿,男人去了活不长的。果然,他过去不久就死了,更不要说是去西域了。尽管西汉时这些地方已经纳入了版图,但在中原人看来还是太偏僻。到了唐朝,版图扩展到了今天的阿富汗。但唐朝人对于天下的概念并没有因此扩展,即使扩展了也始终是临时的观念。波斯国的一个王子投降了唐朝,唐朝把他的地方占领了。后来波斯王子被别人杀掉了,地方也被抢走了,唐朝也不当回事。

蒙古人非常厉害。元朝的时候,中国的疆域比今天的国土还大,但为什么中国人的思想还是没有传播出去呢?因为蒙古人进了中原后,发现种粮食的日子比放牛羊要过得好,所以就不想走了。元朝的统治者换成了蒙古人,但制度还是用宋朝留下来的。蒙古人是军事上的征服者,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明朝时候,中国人关于天下的观念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到了清朝,满族人和蒙古人一样,除了皇帝换了以外,其他的制度都沿用明朝的。所以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天下中心的观念一直没有改变过。

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文化,是持续发展的。不要忘记一个特殊的情况,朝鲜以前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到了近代才脱离;日本则一直以中国为榜样,到了近代才学习西方。中国北面是游牧民族,虽然他们军事上强大,但文化上还是相当落后的,所以外面的文化从来没有机会正面进入中国。历史上,几次中外交流的机会都只差临门一脚。东汉时候,和帝永元五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已经到了波斯湾,再过去可能就到达罗马帝国,而甘英被别人一吓就回来了。当时也没有人追究他,可见汉朝并没有迫切想要开展对外联系的愿望。为什么中国人缺少对外联系的动力?如果你拿着一张地中海的地图,会发现周围“群星灿烂”,下面是埃及文明,过来是希腊、罗马、小亚细亚。而且地中海是内海,航行很容易,不会像太平洋上老有台风,可以做买卖,可以攻城,还可以当海盗,而且这些国家往往资源非常有限,要依靠外国。像北非盛产橄榄油,罗马帝国就扩展到北非,把橄榄油运回自己的地方。我们对比一下中国的条件,中国往外能到哪里去?到朝鲜?到日本?这些地方都比中国落后,他们还要到中国来,中国人怎么可能产生要航海寻求财富的想法呢?为什么波斯人要恐吓甘英呢?波斯人在做丝绸买卖,中国人把丝绸卖给波斯人,波斯人再卖给罗马人。他们怕中国人到了罗马后,就把丝绸直接卖给罗马人,所以就吓唬甘英,不让他过去。

任何外面来的都叫朝贡,但肯定不跟外国做买卖

再说说中国的对外贸易。开辟了丝绸之路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外贸发达,恰恰相反,中国是不承认需要外贸的。天朝无所不有,谁稀罕你的东西?所以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几乎没有中国人,以西亚人为主。为什么要卖丝绸?因为路那么远,东西一定要既轻又贵重。中国人认为自己不需要外贸。我们有粮食,我们地大物博,我们什么都有。中国是天朝大国,那些小国家的人是野蛮人,让他们来朝贡就好了。所以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质是朝贡。那为什么外国人这么蠢,非要来进贡呢?因为我们历来的皇帝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我是大国,你是小国,我是文明的,你是野蛮的,所以我们实行的方针叫薄来厚往,你给我1个,我给你10个,不会让你吃亏。这么一来,小国的积极性就很高。比如日本很多博物馆里都有中国皇帝给的诏书,最早的一颗金印是东汉皇帝赐予的,上面刻着“汉倭奴王”。我们称日本为倭奴,人家还放在那里当国宝。日本人是讲实际的,知道到中国朝贡有很多好处。明朝初年我们曾经不允许日本来朝贡,但他们非要来。来了以后,中国和日本定条件,要求他们3年来一次,他们坚持每年来1次;要求他们来300人,他们就来500人。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来朝贡的,中国都要包吃包住,而且回赐的东西肯定要超过贡品很多倍。他们还可以免税买东西,来一次绝不会吃亏。

任何外面来的都叫朝贡,但肯定不跟外国做买卖,后来就是有贸易也是民间贸易。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怎么可能有外贸的概念呢?唐朝时,阿拉伯商人到广州来,人数众多,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社区”。“社区”的居委会主任还是阿拉伯人,叫番长。但是几乎没有中国人跑到外面去做买卖。宋朝时,泉州也是阿拉伯人的天下,现在还能看到阿拉伯人的墓地、建筑遗址。

那么中国人是不是没人想做生意?有,福建人就想做生意。福建山多地少,完全靠农业过不了好日子。另一方面,福建有很多优良港湾,附近就是东南亚,但是朝廷禁止他们开展贸易。到了清朝,就更有诱惑了,因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已经到了台湾岛和东南亚,他们带来了中国最缺少的白银。如果把茶叶、丝绸卖到国外,比内地的价格高好几倍。在这种情况下,福建人开始铤而走险,以走私的形式买卖,并产生了所谓的海盗。其实这些人是得到福建地方官支持的,因为地方官知道福建的情况,而且这些人还给福建的官员好处。但是朝廷镇压,地方就没办法了,走私商人就出钱雇佣日本武士对抗自己的政府。照理说,这些人是想创造财富,但是他们没得到政府的鼓励。

到了乾隆的时候,英国为了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专门派人去北京谈判。以前,清朝规定所有外贸只能集中在广州这一带,中国人于是不同意和英国人谈判。英国人想了一个主意,说这次不是来谈判的,是为皇上80大寿贺寿的。乾隆很高兴,但是官员说皇上的寿辰已经过了,你们怎么才来?英国人说,我们路途遥远,不知道,补贺寿也可以。这样才让他们进京。英国人沿海一路过去,摸清了中国的海域情况。

乾隆时候也有一些人比较开放,像林则徐就让人收集国外地图,编制《四国志》。他们的目的是“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叫别人“夷”,但是要学别人的长处。但林则徐也没能彻底做到这点,鸦片战争时,他向手下的人问战术,手下人说,我们观察下来,英国人的关节都是直的,所以我们打仗时只要准备长竹竿,把他们拨翻在地,他们就爬不起来了。接着还把这个方案上报给了皇上。

后来鸦片战争爆发,国门洞开,清朝人接触到了声、光、电,所以提出一个口号叫“坚船利炮”。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这些没什么了不起,中国古已有之。国内还有人说,华盛顿辞掉一个总统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古代的尧舜都是让位的,我们多少年前就有了,我们中国比他们强。英国采取国会制,很民主,而我们战国时候就有了,比英国还先进。外国的大学很好,学生都训练有素,规模很大,但我们孔子弟子有三千,外国才多少人?后来清朝的大臣到国外考察,才发现原来这些理解并不正确,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承认西方学说是有用的,但中国的文化才是体制,西方的只是工具。正因为如此,清朝是被迫开放的,后来经常发生纠纷。当时和外国人打交道是被人瞧不起的,因为他们是“夷”。所以英国人、法国人来中国,都让他们到专管少数民族的理番院去办事,英国就不肯。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有一条就是,今后不能以夷人相称。清朝才成立了总理各国、通畅事物的衙门,把外交、外贸统统包含在内。

告别“主子和奴才”,学会平等地做朋友

在中国古代,人们很难了解世界,也不想了解。中国是世界的一员,而不是世界的主宰,更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所以我们必须走向世界,向世界开放。清朝最传统的人跑到国外也不得不承认,国外是比中国先进。电报一传入中国,慈禧太后马上下令让全国采用,这样可以立即知道地方上的事。慈禧太后一开始不同意使用火车,因为火车声音太响,影响了皇帝的陵墓。但是有一次她祭祖的时候坐了头等舱,这下就允许使用火车了。所以走向世界、对外开放是一个过程。

举办大型的国际性活动是对外开放很重要的方式。可惜中国历来缺少这样的机会,因为条件不够。中国人第一次去联合国,把所有美金凑在一起,也只有2000美元。后来又要面对内战不断、西方人的封锁。第一次参与国际事务“亚洲太平洋区域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来的都是社会主义阵营。1964年,中国首次在北京举办了科学讨论会,为此还专门布置了友谊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但说实话,来的只是一些普通科学家。2008年的奥运会,是在和平条件下第一次有那么多有代表性的国家、地区聚集在中国,但主要是运动员和运动官员。

今年的世博会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机会。第一,世博会范围广、时间长。第二,世博会不是政治会议而是展览,我们不出国门就能感受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示的文化、经济、社会等丰富的内涵。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摆脱历史上这种自以为是天下中心的观念,把自己放在世界一员的位置上。鲁迅讲过:中国人习惯于要么做主子,要么是奴才,但是不会做朋友,不能平等地对待别人和自己。如果我们真正完成这种转变,鲁迅的话将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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