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27年的“高考指南” 招生广告贴在电线杆上

[导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签,1920年代的标签就是弹性。当时的大学并不是大多数学生的出路。在上海,很多高中甚至初中毕业的学生能凭一口流利的洋文、一手好字在洋行、工部局谋得一份金饭碗。

1925-1927年的“高考指南” 招生广告贴在电线杆上

1930年代学生参加高考的场景。

1925-1927年的“高考指南” 招生广告贴在电线杆上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投考指南》上的北京大学入学考题(部分)。

每到夏意渐浓,各种高考新闻也年复一年地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其中尤以大学招生和高考作文的话题历久不衰。回到中国大学的起点,那还是要回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到上世纪20年代间,中国的高等教育历经多次重大变革而走向建设。其标志是1922年自下而上由民间教育学会推动政府通过“壬戌学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签,1920年代的标签就是弹性。当时的大学并不是大多数学生的出路。比如在上海,很多高中甚至初中毕业的学生能凭一口流利的洋文、一手好字和商业训练在洋行、工部局(租界内行使行政权的机构)谋得一份金饭碗。只有有钱有闲成绩又不差的家庭才会让子女继续求学。

1920年代的“高考指南”

当时官方并不会编印高考报名的权威手册,学校招生自费在报纸上登广告,要么索性贴在电线杆上。当然,市场经济下,还有书商编印的手册,只是权不权威全凭口碑和运气。《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投考指南》,类似今日高考填报志愿书加真题集,第三至五期分别出版于1925、1926与1927年,1933年至1935年更名为《全国各大学暨高级中学投考指南》,看来是经历了市场和考生的检验。前言有一小段文字介绍出版此书的目的:“本社因鉴于近年我国教育日渐发达,中等学校之毕业生上进者日多,而对于各大学及专门学校课程之编制程度之深浅,入学之难易,费用之多少均苦不能知之甚稔。一旦负笈远游,每苦不得其门而入。”

“不得其门而入”还在其次,胡适先生说,“在从前只须有房子(或租房子)、有教员、有学生,就可以叫做大学了,所以这些春笋般的私立大学居然可以存在。”这也是制度弹性的表现之一。当时除了国立、省立等公办大学外,最为考生所头疼的乃是私立大学中的“野鸡大学”,而这方面办的最多的乃是当时首都北平。政府也打算管住这些大学,在《指南》最后附录《民国十四年教育部审查全国私立大学结果》中,除“甲类曾经认可”的大同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11所外,尚有“乙类现准试办者”上海大夏大学等7所。而赫赫有名的东吴大学,与“北京东方大学”、“北京国际大学”、“北京南方大学京校”一起列为丙类——“现经保留视察后再核办者”。而戊类“应令取消者”,当为学生报考警示之作用,其中有“北京公民大学”、“北京东亚大学”、“北京新民大学”。

《指南》第一编为学校概况,开卷的第一所自然是国立北京大学。校名之下,列地址。按照当时大学办学制度,首先分预科、本科。其中“预科分甲乙两部,各二年毕业”,“本科分十九系,各四年毕业”。

接下来是投考须知:投考本科须“旧制高等学校,高等专门学校,公办大学预科或高级中学毕业者”,“但投考预科而报考法文、德文或俄文,或投考本科俄文学系者,只须有同等学力不验证书”。报名时须缴试验费二年,最近四寸半身相片两张,填写详细履历及体格表,并呈验毕业或修业证书或证明书。考试前须检查体格。“本校招生,向无定额。本科以各科均能满六十分者,为录取标准。”预科标准还要更低些,初试各科均能满六十,而覆试为“各科平均满六十分”。作为北大特色,附录中写明:旁听生章程“可函致本校注册部索阅”。

所以,报考北大的标准就是简单一句话,“中学毕业”,没有户籍要求,也没有指标限制。

稍微有点特殊是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他们在学费上对学生籍贯有区分——“每年学费,预科二十元,本科二十四元。附注:非直(今河北),鲁,苏,浙四省学生,每年学费为六十元”。

即使这样,还有人不满足。比如胡适先生,就反复大声疾呼要为“同等学力”留出一道缝。他列举周围假高中文凭泛滥,正规中学校长拿空白文凭当礼物送人,自己所在中国公学临毕业才发现当初进来的学生中学文凭是自己做的这些例子,说明给大学入学加上门槛,只会导致学生作假,给真才实学的人制造困难。

弹性的另一个表现是考试科目,其考试内容及程度横跨现在的小学直到大学。如北大的数学考试要考微积分,也有如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其代数仅一道现今小学水平算兄弟年龄的应用题,而理化也全部是“冰由水成而能浮于水其理安在”的写作文。后者招生之难可见一斑。

保守派、中间派与改革派的国文试题

《指南》的第二编为各校上一年入学考试真题。卷首依然是北大,北京大学的考试科目较多:“投考预科者,分初试覆试两次。初试考国文、外国文(英法德俄)、算术、代数及平面几何。覆试考中外历史、中外地理、物理、化学及博物。而本科,组一、组二考国文、英文、代数、几何、平面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大意、物理及实习、化学及实习;组四、组五,考国文、外国文、数学(代数、几何、平面三角)、伦理学、中外历史及中外地理。”还有专门学校如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考试科目也算是多的:“预科试验国文、英文、代数、几何、三角大意、商业算数、中外历史、中外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口试及检查。”如上海南洋大学这类,国文题目外,剩下的物理、解析几何、历史、地理全为英文,这似乎是上海的特色。

纵观三年各校的国文试题,几乎都以作文为主,有时夹杂少量断句文史常识等,这不能不说是科举时代遗留的一个形式上的惯性。但是,从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四运动对大学教育和知识界无可逆转的巨大改变。

国文试题中,保守派的考题特征是作文题中规定写作主旨与思想,而内容又是正统儒家经典。1926年国立东南大学国文卷简直就像是从20年前盗版来的:“论语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可见学与思当并进。试申其义。”结论已给出,再试申其义,这不是代圣人言?其二为改正脱误,选《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段,只能全靠死记硬背。第三题为“母以子贵”分析句读,而不是标注新式标点,第四题为“试讲下文中各字仄声加圈”——这又是需要熟背《平水韵》的童子功。北京中国大学,号称捍卫国粹,其国文试题当然也“国粹”得可以,1925年为:“孟子谓舜由仁义行非行仁义说”、“礼运孔子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说”。不过到了1927年,虽然题目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论 ”,选自《孟子》,但比较刺眼的是题目下的注明——“须用文言满三百字以上”,必须要文言,不得不令人感慨。

中间派的考题离开了传统的四书五经意义,有些选诸子百家,或索性转而考查学生的阅读与写作水平,把文以载道给脱离开。1924年,私立南开大学国文试题,分为甲乙丙三部分。甲部分考作文,题为:“论治学当有怀疑之精神”;乙部分考笔答,题一:“中国文字构造之原则若何?”题二:“试列举唐宋二代重要之文人。”丙为一小段文言文加注标点,这还算是沾点保守派的边。1925年,南开来了180度大转弯,试题除标点、文史常识外,作文题为一篇记叙文——“故乡的名胜”,大概出题者害怕考生会洋洋洒洒写上鸿篇大论,后面还体贴的写了个括号——“略记一二即可”。到了1926年,南开作文索性为“我对于文言与语体之意见”。

还有一些国文考题属于没有八股的八股文,虽然没了四书五经,依然要考生探讨国家兴亡,题目大得漫无边际。这类题目还真不少:1926年上海南洋大学——国事扰攘内战不息,实业衰颓民生憔悴。言救国者或主急进或主渐进或议改革政治或倡振兴实业。诸生志愿来此,对于求学目标救国方法究具何种见解,试各详言之;1925年北京交通大学——中俄邦交恢复论;1925年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救济金融风潮应用何法,试略言之……而1926年北京私立民国大学大概哪种学生都想要,出了包含三个类型的题目——试述论各本人故乡之风土人情,试分述中国之外患与内忧、孟子的“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论”——给考生各取所需。

最后一类是改革派,其国文题目又回到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上,只是那个“道”已是五四运动之后传来的国外思想,其代表是北京大学与北京朝阳大学。作为中国政法大学与人民大学源流的北京朝阳大学,民国元年由国民党元老居正创办,其英文题考卷有一句中文写的“注意:自信英文程度较高作文出色者,得免作文法题”。

1924年北京朝阳大学国文仅为作文一题二选一——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论、民论。“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本为诸子百家《管子》中的一句,如今看来可能并不觉得新鲜,但在五四运动之后,这句话却有着特殊的含义。梁启超在其《管子传·管子之法治之主义》一文中六经注我般地对这句话进行了阐发:“法治与人民无论何种之国家,必以人民为统治之客体。故法治之效力,其所及者则人民也。管子以齐其民、一其民为治国之首务,故必以法部勒之。其所持之理由,既如前述。然昧者犹或以刍狗其民为疑。此于政治之原理,有所未莹也。管子屡言:‘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七法篇》《法法篇》凡三见。)夫立法凡所以保民也,而谓爱民不如其爱法者何也?盖爱民者莫如使之辑和于内而竞胜于外。辑和于内,则民无攘夺相杀之恐,得以安其居乐其业,而生事日以丰矣。竞胜于外,则民之所凭藉以自保自养者,不致为人所蹂躏,而有百世之安矣!此两者,国家之所当常务也。”

1925年题目除《史记廉颇蔺相如传》“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论”外,另一题为“礼禁未然法施已然论”。此句出自《太史公自序》:“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五四时期解读为: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讲求法制精神,也是新的时代意义。

1926年国文题为“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己论”与“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论”。前句选自申公对汉武帝的建议,这句话更为出名乃是被清华校长梅贻琦引为座右铭。后句选自汉代贾谊《新书》,托称为帝喾的话,而这段话也是被康有为挖掘出来大加发挥。他加上按语说:“帝喾之言,以‘博利人’为主,《史记》称其‘普施利物,不于其身’,《祭法》称其‘明民共财’。高辛至仁,下开尧、禹,其民功应不鲜,而文不徵,惜也。”康有为的意思为:民众的幸福与否是检验政治好坏的唯一标准,而“使吾民得所”的民本思想充分体现了“三代” 政治(孔子理想中的政治)的人道主义。废弃压制人性的封建专制而借鉴“暗合”中国“三代”之制的西方政体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更特别的还是北京大学。1925年,北京大学国文题,乙组题为“述司马迁的思想和他的文学”,甲组题为“略述汉宋学术的异同”。这在一大堆科举还魂的题目中当然给人清新扑鼻的感觉。外国史两道题中其一为“俄国劳农政府组织之大概”,考题出成这样,北大学生对新生苏维埃的主动了解也就非常自然了。预科的题目为“孔子论治国主张先富而后教,按之社会的实际,这个次序究竟对不对”,既挑战孔子言论,又将传统知识分子绝不可能不熟的论语作为附录也抄在试卷上。该题目考察的并不在传统的博闻强记,而是在观念视角新一派做学问的能力。

北大入学考的满分作文

《指南》第三编有当时北大公开的满分作文。范文开头便高屋建瓴紧扣时尚:“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便是吃饭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所以现代各国有一种趋势,天天都在那里谋经济上的革命,俄国最近的改为劳农政府,便是一个例证。”

“他们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利用政策去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另一种是想用教育去训练人民的思想技能,使他们有自治的能力。”“所谓政策的,又包含缓进与急进两种主张。急进的,如像俄国利用下层阶级的团结力把经济上的阻碍冲破,直截了当地把政权取过自身手中来,跟他们同利害的一群人中谋数个代表使用去谋他们的公共利益。使用这种政策之始,是需要很大的牺牲的,换句话说,便是要革命,要流血,这与孔老先生的‘君主一尊’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治原理完全相反。”“或者有人要问孔子既是主张均贫富的,那末他差不多便是共产了,上面既说过他不会像俄国样的取革命的手段以达他们的目的,则他到底怎样办呢?” “(孔子)这种政策在君主时代是行得通的”,但现在世界“不论是哪一国(除了俄国)贫富的冲突是日益厉害的,就像以德谟克拉西政体自夸的美利坚,也是免不了贫富的冲突。现在要想把一国国民的经济状况改善,唯一的办法,只有从根本上去解决劳资争斗的问题。”“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固然不必像俄国样的实行共产,因为中国现在实在无产可共,然而像孔老夫子所主张的去向国中资产阶级或是财势兼有的军阀们献计请求他们均贫富行吗?归根到底,还是要人民自身去解决去——那便是要革命,中国目前需要革命,是人所同认的,但革命并非几个人可作的事件”,“乃是要有大部分有思想的有恒心的民众去担当。”而办法是教育,“况且平民教育与社会教育是到处可施行,收效亦较容易。” 该文的结尾掷地有声:“果然国民需要教育是明显,是不破的真理,像孔子那样主张‘先富后教’,莫说他在今日社会中没有办法去行,便是‘后教’两字也就已是说不通。因为如我上面说的人民无论何时都需要教育。”“所以孔子的主张,我认为不对!”

1925年开始的大学建设当然只能算是草创时期,而在其粗率中却隐现着时代的轨迹。是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5月30日,五卅惨案。6月23日省港大罢工。7月1日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国民政府。8月18日国民革命军正式组建,而北方的冯玉祥正筹划着怎么和张作霖决一死战。联想到这些,如果那时的卷子像今天的这般技巧精良,恐怕一门时事政治,就要把考生背到死吧。 (作者系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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