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高考”:保护孩子天赋和个性的一条不归路

[导读]在如今的多元选择条件下,很多家长和学生选择放弃国内高考,直接去国外读大学。这样直接参加“洋高考”可谓双刃剑:一方面避免了国内以考分论成败的弊端,一方面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好运气

睡觉前,媛元想着,明天早上要去买糖吃。第二天上午有一次数学的日常测试,在考前买糖吃是她的习惯。她还有一些神秘的小习惯,比如:考试前不要剪指甲;省同考不能使用字典,但她也会把字典塞在书包里,沉甸甸的才感到心安。她相信这些毫无关系的癖好会给她的考试带来好运气,至少也是好的心理暗示。

今年17岁的媛元,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亚历山大麦肯锡中学读11年级。这是她在加拿大的第二年。两年前她初中毕业后,她便来到了多伦多。对媛元来说,加拿大的学习并不轻松,甚至比国内压力还要大很多。平时成绩占到总成绩的80%权重,而期末考试只占20%。“所以每一天,每一次考试都非常重要。”媛元说。日常考试的形式也非常多样,有随堂测验、单元测验,还有课堂演讲、表演,以及项目考核。所以她必须每天都打起精神,每次考试都全力以赴。

媛元从来没有在国内的公立学校内上过一天课。她3岁上私立双语幼儿园,进入私立小学便开始住校,初中在北京的一所私立中学完成。初二暑假,她参加了一次英国游学团。这20天的旅行改变了她的人生路径。她去了剑桥大学,被安排在当地一户居民家中住宿,有剑桥的老师给她们上课,她发现每一节课都像一次大派对,虽然不一定都听得懂,但气氛非常好。她还参观了很多地方,包括莎士比亚故居,自己坐公交车,迷路的时候遇到热心人带路。

“我原来打算国内读完高中后再出国,但经历了游学团后,我就不想再等了。我想更早地出去,我对外面的世界更感兴趣。”媛元说。回国后,她就向父母提出去国外读高中。初三读完后,她便申请进入了加拿大的中学。

每天早上,父亲开车把媛元送到学校。第一堂课在8点40分开始,中午会有1个小时的休息,下午15点左右下课。每周的一、三、五放学后,媛元还要再坐40分钟的公交车去补习学校上课,直到晚19点结束。这类学校一般被称作“私校”,有为中国学生开设的中文课程,其学分也被承认。一般情况下,中学毕业需要30个学分,中国留学生由于出来的时间较晚,语言障碍也较大,所以他们多在“私校”凑学分。不需要去私校上课的日子,媛元也会到市图书馆自习。

加拿大中学,学习有充分的自由性。学校里有40多门课可以选择,除了数学、英语等必修课外,还有一些以兴趣、职业为内容的课程,甚至包括烹饪、育儿等。媛元选了有学分的三门主课,数学、英语和会计。学会计是为了以后大学读金融做准备。前一年她还选择了一门美容美发和化妆的课程,今年选了吉他课,并且提前选修了12年级的体育课,主要内容是运动康复和营养学。

在加拿大两年,语言依旧是她面临的一道障碍。上课和笔记都没有问题了,但更深层次的沟通却依旧困难。“有时候老师讲课,突然哄堂大笑,我还木呆呆地坐在那里,完全不知道笑点是什么。”媛元说,这也阻碍了她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交友圈子。“我们没有班级的概念,每门课都没有固定的同学,到中午大家就各自吃饭去了。和当地同学我不知道聊什么,他们看的电视和漫画我都没看过。”而她新结识的朋友也主要是来自亚洲的孩子。

千里之外,19岁的孟根屹也面临着语言的挑战。2012年9月,他从深圳的一所国际中学毕业后,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生物专业。“最大的压力来自用英语写长篇大论的专业文章,尤其是生理学和细胞学,每次作业都要求学生把掌握的知识用逻辑严密的语言表达出来。”孟根屹说。别人一份作业写了三页,他才写了一页多。他看一页书,同学已经看了四五页。“我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这让在国内一路凯歌的孟根屹有了强烈的挫折感。在进入剑桥前,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成为前20%的优秀学生,这样可以获得校方的奖励,直接减免部分学费。他甚至希望拿到足够的奖学金,支持他读完硕士和博士。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付出更多。他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开始上课。由于学校食堂不提供早餐,所以每天早上要自己做一个三明治。配料可以直接在商店里买到,他会买烟熏三文鱼、新鲜生菠菜和全麦面包,再配上羊奶或者牛奶。

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孟根屹都有2个小时100多人的大课。上完大课后是实验课,经常要到十七八点钟才结束。没有实验课的时候,就要到图书馆看书。“老师讲课会涉及很多知识点,要覆盖到这些知识,就必须自己去找书看了。”孟根屹说。中午午餐的时间很短,15~20分钟的时间完成。他要赶在前面去食堂吃饭,如果去晚了就要排队,一旦排队学习时间就不够用了。19点左右晚餐结束后,他要立即完成当天的作业,一般要到晚上23点后才能伸个懒腰,放松一下。

对小孟而言,作为剑桥里的fresh-man(新鲜人),国外教育的新鲜感足以冲淡他的疲劳。孟根屹所在的耶稣学院有十几个生物系的学生。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只有两三名学生。每周他们都要上4次小课。每次小课是一位任课教师指导这两三名学生,回答疑问、讨论学术。学生有充分的时间提问,老师也可以深入了解每一名学生的状况。“如此细腻的教学,在我们国内的大学恐怕很难做到。”

小孟的梦想是做一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化合出新的物质”。他喜欢和同学们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奇思妙想的发明,这时候便不存在语言沟通的困难,“因为科学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父母的选择

媛元的父亲大邵,两年前陪女儿一起来到加拿大,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现在他后悔没有出来得更早一些。“我觉得上完小学就应该出来读书了,初中三年被浪费了。我曾经问女儿,初中有什么收获?她想了很久后回答我:交了个好朋友吧。”大邵说。

媛元家在河北省石家庄。她的外公是一位著名的中医,来找他看病的人太多,后来就开了一家私立医院,由子女们经营。外公的医术高明,医院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每年春节在医院吃饺子的病人就有两三千人。

幼儿园,大邵选择了附近的一家私立双语幼儿园,有外教老师带着读英语。该上小学时,心仪的学校太远,他们又选择了附近的一家私立小学,每年学费五六千元。小学毕业,上本市的重点中学很难,况且还有几年后高考所牵涉的学籍问题,大邵就想彻底放弃国内高考这条路。正好有亲戚在北京的一所私立中学读中加班,学习国际课程,高中毕业后可申请加拿大的大学。于是他就带女儿进入了这所私立中学,明确了以后出国读大学的方向。每年的学费2万多元,在私立学校中并不高。

大邵也从石家庄搬到了北京,在望京买了房子,开了一家中医按摩院。他对于媛元的未来并没有成龙成凤的目标。“我在医院看到很多生病的孩子,他们连病房都出不去。父母只希望他们能健康地活着。所以对于女儿,我只想她能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感受新鲜的世界。我没有要她考过多少分,但就是不许作弊。”大邵说。

初二参加游学团后,女儿主动向家里提出,高中就想出去读。这获得了父亲的支持。对于家庭而言,钱不是问题。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医院的事情交给妻子和亲戚,大邵随后陪女儿出国陪读。在多伦多的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又花了59万加元在郊区买了一栋独立屋,车库可以停3辆车,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做健身房。媛元的学费每年折合人民币约10万元。

尽管女儿在出国问题上具有主导意见,但大邵个人的成长经历也使他更坚定地放弃了国内教育。他在中学的时候就酷爱运动,并且具有良好的天赋,但他并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和很多学校一样,学习好是唯一的标准。他现在40多岁,仍旧保持着健壮的身材,几乎擅长所有的球类运动,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以及高尔夫,每项运动都能很轻松地上手。在国内时,周末他经常开车两三百公里去参加一场比赛。“现在我常常感到遗憾,如果当时学校有教练指导,也许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至少这是我愿意走的路。”大邵说。

学校的教育并没有给他的特长提供发展空间。中学毕业后,大邵参了军。从军队转业后,被分到了一家大型国有银行。家里医院发展起来,他便辞职回家帮忙。“从银行出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不会干,学校没交给我什么谋生的技能。”大邵说。

在加拿大,大邵的事情就是买菜做饭、接送上下学、晚上和女儿讨论学校的课程。时间长了,他也感受到了中西方两种教育模式的种种不同。最大一次震动,来自女儿的一次英语项目测试。

老师把两三名同学分为一组,学习一篇英语文章,然后小组成员共同上台完成演讲、解说和表演。媛元的组内有一名经常逃课的俄罗斯同学,这让她很苦恼。她想能拿个好成绩,而不希望被别人拖后腿。然而俄罗斯同学不仅没有完成她的任务,还临时打了退堂鼓。媛元去找老师,希望退出测验,或者更换成员。但老师没有同意,要她去说服俄罗斯同学。

回家后,媛元感到很委屈。而大邵则认为老师的要求是正确的。他和女儿谈心:“老师希望考察的不仅是单项能力,也包括团队的组织、协调能力。虽然你们的最后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但老师还是给了你还不错的分数。”“国内的教育更看重结果,学生在意的是分数,而在加拿大老师会更多地考察过程。”大邵说。

孟根屹的母亲胡萍是一名儿童教育专家。儿子上小学三年级,她就辞了职,做了一名陪读妈妈,陪着儿子换了3所学校,也辗转了3座城市。她对儿子培养,是一个现代版孟母三迁的故事。

孟根屹的第一个小学是在昆明一所重点学校。二年级的时候,他的体育没有及格。胡萍去找老师了解情况,却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合格了。体育老师解释说,他们采用的是比赛标准,给学生更高的要求。但胡萍却认为,校方的做法违反了孩子的成长发展规律,“把标准定得这么高,他们会因此而害怕体育产生负面情绪,甚至会影响他们未来对运动的态度”。校方并没有按照胡萍的建议调整,胡萍认为家长的发言权被学校漠视。“学校会说,我们的升学率有多高,但被淘汰的孩子,对每个家庭来说就是100%的损失。”

儿子上三年级的时候,胡萍根据报纸上的一则广告,把儿子转到了成都一所著名的私立小学。她也辞去了大学老师的工作,跟儿子去了成都。胡萍毕业于重庆的一所医科大学,做过儿科医生、医药代表以及医学院老师。但这些都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在某种层面上,她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传统应试教育的受害者。“很长时期,我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兴趣,或者被压制着。我曾想学翻译,但父母让我学医。我也曾是个很叛逆的人,曾经有一年住在亲戚家,而不愿意回家,甚至没和父母说话。”胡萍说。

她在儿子学校里当了一名校医,后来给孩子们讲授生理卫生课,这时候她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做儿童教育的研究。“我都38岁了,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善于做什么。我不想儿子像我这样浪费生命。”胡萍说。

孟根屹小学毕业后升入了另一所成都著名的中学,因为走出了“哈佛女生刘亦婷”而名声大噪。但胡萍感到,儿子与国内主流应试教育的冲突越来越多。学校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而她发现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数学偏才,“他的思维结构从小就是理科的,数学式的”。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来找胡萍,说她儿子的作文很差。当时老师布置了一篇描写高楼的作文,结果小孟全部用数字来描述他想象的一座高楼:总的高度有多少米,共有多少层,每层有几米,间隔有几米,每层的窗户有几米高。每一句都有数字,内容枯燥单调。胡萍向老师解释,这就是儿子智力结构,是一个典型理科思维方式的孩子,从小就不愿听童话故事,而愿意听《十万个为什么》。

最后老师虽然接受了她的说法,但对小孟的作文水平感到忧虑,也为这样的母亲感到不解,认为胡萍对儿子要求不严。

胡萍则认为,在现行教育体系下,她一直努力保护儿子的天赋和个性,免于被标准化所打压。儿子做不好语文的阅读理解,她告诉孩子不要在意标准答案,只要他讲得有道理就好。“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为什么我们却要求对每篇文章的解释都要有一个统一答案呢?”她不要孩子做暑假作业,而是以旅行日记或者课外实验代替。她认为假期作业会破坏孩子的学习兴趣。

初中毕业时,胡萍和儿子便决定放弃国内高考,直接去国外读大学。她也成为中国教育的尖锐批判者,她说:“中国的老师认为考第一才是有价值的,而且要永远考第一。但学业和幸福有直接关系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要培养能健康生活的人。他们要有自己的梦想,有健全的人格,懂得如何追求幸福,而不是只会考试。”

当时她正好有一个去深圳的工作机会,经过一番考察后,她选择了一所深圳的私立国际中学。打动她的,是这所学校的一份毕业生名单,有的学生进入了牛津和剑桥大学。“我们以前觉能去香港上大学就很知足了,儿子突然发现他通过努力完全是可以去剑桥读书的。”胡萍说。另一个吸引小孟的因素是,在这所学校不用上政治课。

于是,胡萍和儿子又从成都去了深圳,进入了这所每年学费8万元的国际学校。小孟在这里完成了英国高中课程(GCSE)以及A-level课程的学习。凭借优秀的成绩,他成功申请了剑桥大学,而且独自一人去英国完成了面试。在校园里散步时他还遇见了霍金,看到霍金用电脑打字说话感觉很新奇。他回来有些得意的告诉母亲胡萍:“据说能遇见霍金的人,最后都能面试成功。”

经常有家长问胡萍:如果你的儿子学业上不优秀,你怎么想?还是这么宽松的教育理念吗?胡萍说,儿子喜欢烹饪,爱好做西餐,将来当厨师开个餐厅,也觉得很好。“实际上,他现在虽然在剑桥念生物,但是心里还有一个开餐馆的梦想。他还想着将来自己种菜、养牛,开一个米其林餐厅,各国总统都要排队去吃饭。”胡萍说。

低龄留学潮

北京四中校长助理安迎过去把出国读本科的学生叫“捣乱分子”。六七年前,这一群体还多是年级里一些中等或者中等偏下的学生。他们不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于是选择直接出国读大学。“因为高考跟他们的关系不大,上课的时候就自己抱着本托福单词书看,中间还要请假,去香港考SAT。到了高三第二学期,他们的offer都拿到了,只是上学拿最后一学期的考试成绩,可普通学生都在高三冲刺。”安迎说。

起初,“捣乱”的群体只有零星几个人。到了2009年,北京四中出国读大学的人数开始一下子增多,达到了20~30人,而且这部分学生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好学生越来越多。“在四中。成绩在前100名的学生是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的,这里面有人开始选择出国,就意味着能去清华、北大的孩子,不去了。”不得已,北京四中在高三原来12个班级之外,把这群孩子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13班。自2009年以来,这个班的阵容一直在滚雪球,从20人、50人到70人不断扩大。到了2012年,四中约450人的普通高三年级里,放弃高考的有78人,还有许多未被统计的孩子在高考之后选择了出国。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中谈到,近年来国内高考弃考人数的不断升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国留学。2009年我国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2010年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

根据2012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1年,在美读本科的新注册留学生为84543人,增长6.5%,2012年为90903人,增长7.52%,虽然读研究生的新注册留学生人数多于本科生,但增长率却低于本科留学生。

还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直接去国外读中学。2005至2006年度,中国赴美读高中的学生人数只有65人。而2010至2011年度,这个数字已经达到6725人,5年激增了100倍。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生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学生占19.8%,而2011年中国仅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就占中国总留学人数的22.6%。过去,中国的年轻人习惯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现在,更多的人开始从高中甚至初中就选择出国留学。留学低龄化成为这波留学潮的新特点。

于欣欣就是在这股热潮中加入留学中介市场的。在洛杉矶做了十几年物流业后,最近几年她发现街头年轻的中国面孔迅速增多,而她的侄子也是其中之一。3年前,因为侄子成绩不好,于欣欣与家人只用了十几天,就“连推带搡”地把这个刚读高一的男孩从大连弄来了美国。本来以为自己很有先见之明,等孩子到美国她才发现,从高一开始留学,学生无论适应性、考试能力,甚至大学申请上,都已经慢了一步。她意识到中学留学是一片“蓝海”,整个流程“也没那么难”,于是干脆自己转行做起了中介。

如果想绕过高考,直接在美国读本科,目前国内中学生最常选择的有两条路线:出国班与高中留学。于欣欣所在的博洋国际教育机构目标群体是后者。他们在国内设置代理人,招录中学生源进入美国中学。于欣欣负责为他们寻找寄宿家庭或寄宿学校,并作为驻美的管理者,负责照顾这些孩子9~12年级的生活起居。

由于美国的公立中学不接收长期留学生,所以通过这种途径出国的孩子,所持有的F-1留学签证必须在美国的私立高中就读。于欣欣告诉我们,私立学校中走读学校的学费每年1.5万~4万美元不等,寄宿学校则要在4万~5万美元。由于学校床位有限,近年来中国孩子的涌入让寄宿学校的学费还在飞快上涨。算上孩子们每月1500美元上下的生活费,一年下来,每名高中留学生要用掉20万~40万元人民币。完成美国的四年高中,需要100万~160万元人民币,这基本与在美接受本科教育的花销持平。

“前途出国”美国本科部副总监闫晓哲经常在全国各地出差做讲座,她明显感觉到,近年来,全国高中留学的热度在持续升温。其中一线城市发展较早,近年开始减速增长,持续膨胀的是顶尖优秀学生的数量;二线城市中各大省会城市开始了“狂热增长”,成都、重庆是新热,东部沿海、南部沿海最热,东北三省刚刚起步,像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只要信息到了,反应就非常热烈”。

这名哈佛教育学硕士回国之后就加入了留学顾问这一行当,反复为“名校背景做中介是不是浪费”的问题说No。她很满意于现在的工作状态——出国留学的学生不再是因为“混不出头”,越来越多的学生是为了追求更优质的教育。在她的微博上经常会提到,又有某学生、某某学生拿到了哥伦比亚、耶鲁、斯坦福的offer。

闫晓哲告诉我们,传统的申请服务中介市场也在不断细化,从最开始的文书撰写、申请投递之外,还加入了教育规划、留学导师、兴趣活动策划等等方面。

在传统申请服务之外,跟随着留学热潮不断发酵的还有短期游学团、一年交换项目等。STS国际交换教育基金会的王英凯告诉我们,许多不确定是否要出国的孩子会选择寒暑假的短期游学团,用夏令营的形式去国外度过三四周时间,参与短期英语培训课程、国际学生互动活动和旅行。

欧洲的夏令营收费2.8万元上下,美国则要3.5万~4.2万元。许多参与过夏令营的孩子会确定自己的目标,继续选择申请J-1签证,去美国公立学校参与8.5万~12万元一年的交换生项目,或者直接去美国读高中。王英凯总结,从夏令营、到一年交换、再到四年高中项目,目标国家的范围在不断地收缩,有些中国孩子甚至会选择去马耳他这样的小国家参与夏令营。但到真正读高中,最常选择的还是教育资源最优质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四个国家。

政治因素也在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去国外接受教育。近年来中国孩子的教育签证通过率正在逐步提高。奥巴马一改布什政府的保守政策,持放宽性的留学政策。“美国鼓励签证官多给中国学生发签证,而且年龄越小签证越容易。”于欣欣说,她经手的学生里,除了由于家庭的历史问题,很少有学生被拒签。

2012年2月,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宽签证策略,试行免面谈审理策略。2012年3月,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了简化学生签证的细则。这项新政降低了签证风险等级,免除了学生签证的担保金。符合相关条件的学生签证申请人,只需提供一份经济担保声明书。声明自己或经济担保人有足够资金来支付申请人在澳期间的学费、生活费和旅行费用等即可,申请人无需提供任何经济担保证明材料。

于欣欣感觉,身边的中国留学中介公司越来越多,如今这波中国潮正在重复之前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留学热潮。“都是先来大学生,再来中学生。中学生里先做夏令营项目,又渐渐扩展到整个高中留学。”她总结,“日本经济衰败后,留学潮开始减退,现在韩国已经进入了广泛的高中留学阶段。而中国正从夏令营、交换生、高中留学开始重新再走韩国几年前的路径。”

“甘蔗没有两头甜”

安迎把出国班称为“不归路”,从高一入学开始就没有回头的可能了。只能向着国外大学出发,而无可能再参加高考。学习的内容和准备方式都不一样。

申请美国大学需要的五大硬件资格:一是托福、SAT标准化考试成绩;二是学生高中阶段的各学期成绩(GPA);三是社会活动记录,包括参加竞赛、公益活动、社区服务等等;四是学生的个人自述;五是至少三封推荐信,一封来自升学指导顾问,或者班主任、校长,还有两封来自学术老师。虽然不再一条路走到黑地挤高考的独木桥,但在两年多时间内完成五大指标,其压力决不比高考小。

随着申请人数逐年递增,五个硬件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五六年前申请学校只需要托福成绩,但近年考取110分以上的高分学生比比皆是,美国高校又添加了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一些有条件的国内出国班在这二者之外,还开设了AP课程,即美国大学先修课程。学生在高中选修部分大学课程,用考试的分数为申请增添筹码。

在北京四中国际部5月份的家长会上,有家长忧心忡忡地提问:大家都开始选修AP课的数理化时,自己孩子还有优势吗?选一个冷门的美国历史会不会更好些?安迎安慰这位家长说,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学到AP课程。另外,虽然跟美国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实际上中国孩子学起美国历史这样深入的文科课程,无论是学习还是最后的考试,其实都十分艰涩。

“选修AP的课程数量不起决定作用,不是越多越好,美国大学更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这场暑假前的家长会上,安迎的语气跟高考班的老师并没有多大区别,“假期要好好学习英语和数学,回来我们要进行分班考试,英语也要坚持阅读训练,”但在内容上还是有所不同,“千万不要把假期变成单纯备考,职业实习、公益活动一定要坚持,每人至少要完成10天的志愿者活动……”提起一位孩子“反倒羡慕国内高考班的同学”的抱怨,安迎的评价是:“大家对高二的艰巨程度还是认识不足。”

闫晓哲认为更难的还有课外活动这一项。申请的人一多,就出现了明显的扎堆儿现象,最常见的有三种:一是为期一到两天的社区活动,学校呼啦啦一下子把孩子们拉到孤儿院、老人院,联谊一天就匆匆结束;第二种是模拟联合国活动,模仿联合国及相关的国际机构,依据其运作方式和议事原则,围绕国际上的热点问题召开会议。作为参与人数最多的语言类活动,三五年前,“模联”还是颇有新意的实践经历,但现在已经贬值成申请的标配。只有参与过“哈佛模联”、“全国模联”,才能脱颖而出。最后一种社会实践便是学生会,很多学生没有什么亮点的经历,所提到的“纪检部部长”,可能只是每天去检查眼保健操。

在这种情况下,闫晓哲会很实际地劝告学生:“别人有的东西你也要有,不能因为‘模联’很俗就不做了。但如果不是真心特别喜欢,就不要花太多精力,可以再想想自己喜欢什么,再别出心裁地做一个。”她接触过一些真正个性的兴趣活动,曾经有一个去了美国最好的艺术学院学设计的孩子,高中时就自己经营淘宝网店,售卖自己设计的衣服。闫晓哲在哈佛的一个同学,录取的加分项是她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有6年主持经历。此外,国际学术比赛、全国物理化学一等奖,都是申请中的硬通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有“实实在在地持续了很多年、在社会上有一定认知度”的课外生活,学生们只能挖空心思去推陈出新,结果却是衍生出新的俗套——去孤儿院换成救助流浪猫狗;模联是标配,就参加有含金量的国际性辩论赛;学生会人多,就想办法从活动参与者变成核心组织者。游学团已经不再稀少,就变成参加summerschool,即美国大学的官方暑期课程,去哈佛、耶鲁提前拿学分。

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学生的自述文件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女孩在自述里都会写到钢琴九级十级,男生都会说自己喜欢打篮球,申请官都腻歪了。”闫晓哲建议学生把自己刻章、游泳、学习第二外语的经历都列举出来,“有个男孩也写了打篮球,他提到自己身上有很多伤疤,每个伤疤都跟一场比赛有关系,都教会了他一个人生道理。”这个心灵鸡汤的故事最后打动了申请官,并迅速变成了一个新的录取模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生在当下,还不太明白美国大学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孩子。

即使是推荐信上,现在标准也在水涨船高。一般情况下,一封推荐信来自班主任或校长,另两封来自不同的任课教师。如今家长们各显神通,从自己的人脉关系里找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帮忙写。但他们对孩子毫无了解,讲不出除了孩子性格、交往之外真正过硬的案例。闫晓哲不建议大家写这种推荐信。她去年曾帮助一名学生申请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系入学,那名学生连续几个假期都在哈工大的实验室里做物理实验,最后的推荐信出自实验室教授之手,有力地提供了他的实验报告和真正的学术评价。但反过来说,并不是谁都有机会去大学里做实验。“除了特别优秀的孩子,在中高端层次也不能完全避免‘拼爹’”,闫晓哲说。

钱是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家长必须要承担未来至少7年(高中加大学)的持续投入,与国内高考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负担每年10万元左右高中的学费,参加标准化考试的费用也是不菲的支出。无论在国内还是美国就读,中国籍的学生们如果申请美国高校,必须有托福和SAT考试成绩。在2012年11月的新一轮上调之后,托福考试每次收费1500元人民币,SAT1国际考生收费为81美元。按照每门考试参加两次计算,学生最低花费4000元人民币。但SAT考试大陆没有考场,考生必须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参加考试。

两门考试背后还有全民参与的辅导班。以北京新东方的定价为例,中学生参加托福辅导,大多选择25人左右的中型班级。参与基础、强化、精讲精练三个教程,每个教程7280元,学完要2万多元。如果选择一对一的VIP课程,每小时价格从550元到900元不等,价格随课时数量递减,最低档次为10小时,9000元,最高可到200小时,十几万元。

闫晓哲所提供的留学申请服务,是国内中介最主要的服务内容。以申请美国高校为例,每所大学的申请费是50~100美元,一个学生要申请10~12所,就要花上1000美元。此外中介机构会收取名校选校费,去100名之外的中低端学校,申请费用在3万元以内。在100名、50名以内的院校收费5万~7万元不等。至于选择最顶端的哈佛、耶鲁等高校,由于需要外籍顾问修改文书、提供面试指导等等,每名学生要花去8万~10万元。

所谓“甘蔗没有两头甜”。本科留学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风光,不仅道路艰辛,甚至连前途也未必光芒万丈。况且人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哪怕一个能考上四中的优秀学生,从初中到高中、从中国课程体系到美国课程体系,也未必能一直优秀下去。也许家长花了30万元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孩子申请不到什么好的大学。此外,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出国留学的热度不断升高,没有人能预测到申请人数到3年后会膨胀到什么程度。竞争范围也不再是一省一地,而是全国一起竞争。最后是外交风险——“万一不给中国人办签证了呢?”

危险的夹缝

在经过了四五年的考察和纠结后,张健放弃了让孩子提前出国的想法。他也没有把儿子送进国际学校,而是继续读公立高中,参加国内的高考。

张健毕业于一所师范大学,曾经在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儿子小时候,和很多家长一样,他对孩子的兴趣教育做了多种投资和尝试,包括美术、珠心算、游泳、轮滑、少儿英语等。4岁的时候,他带着孩子去学了钢琴。这段经历并不成功,老师不懂方法,家长一厢情愿,孩子硬着头皮,“于是一种以兴趣为基础的学习,再次成为强迫性的任务”。张健得出了一个教训:“不好高骛远,不攀比,尊重孩子实际,尊重孩子心理。”

上小学后,张健发现儿子的性格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儿子以前爱说爱跳,每天下楼都有小伙伴围着听他讲故事,他还站在小区花园的石凳上指挥着小伙伴们玩各种游戏。但到了三四年级,儿子却变得特别沉闷,唯唯诺诺。张健去学校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儿子在学校管理体系中遭遇到了一系列打击。他刚上学不久因为站起来举手回答问题而被罚站,一次因为上课和同学传递作业就被轰出了教室。“在惩罚中,儿子逐渐了解了学校的规矩。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活泼和快乐也消失了,他在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习机器转化。”张健说。

作为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张健并不认为我国的应试教育一无是处。“绝大多数老师们都很敬业,甚至可以说卖命。所以,从知识点、基本功和思维深度的培养,我们的基础教育是有优势的。”但孩子在学校的变化却让他很痛心,“儿子正在缺失自信,丧失开创勇气,即便上完大学,会不会也是个社会边缘角色?更何况我们的大学教育可能质量上还比不上基础教育”。从那个时候,张健产生了让他离开传统教育体制的想法。

张健的想法是,到高中时,把儿子送到国际或私立学校,学习国外课程,参加一系列的考试,与国外大学的申请要求接轨,然后直接出国读大学。从费用来看,读国际高中每年10万~15万元,大学阶段每年30万元,总体费用应该在200万元之内。这笔钱家里还出得起。

如果参加国内高考,他就要考虑高考移民,把儿子户口办到竞争压力小的省份。“先不说有没有能力办成,但标价是现成的,北京户口40万~60万元,天津买房给蓝印户口,不用托关系,但底线是40万元。而新疆、青海、广西等偏远省份虽然费用不高,但存在一定被举报的风险。”张健说,两相比较,他还是觉得直接去国外上大学性价比更高。

他随后开始考察私立和国际学校。这时候,一个做工程的朋友劝他要慎重考虑。朋友的儿子上的就是国际学校,但缺乏自制力,考试成绩也不理想,尽管如此也申请进入了一所澳大利亚大学。孩子刚出去的时候好像懂了点事,但一年后就向家里要钱买了辆好车,结果还被“劫持”了一次,吓得朋友夫妇马上飞过去处理。随后的学习以失败告终,回来一年后,孩子又闹着出去,结果也就坚持了一年,自己就学不下去了。

自从有了送孩子出国的想法后,张健就一直注意观察、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和适应性。他觉得儿子自信不足,做事缺乏主见,最重要的是容易被环境干扰。而这种状况又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初二下学期的时候,张健才跟儿子提出送他出去读书的事。但没想到遭到了儿子的反对,最主要的理由是他并不喜欢英语课。儿子希望在国内上大学之后再决定是否出国。几番沟通之后,儿子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张健还是决定尊重孩子的选择,重新回到高考的主流路线上来。他不想再像孩子小时候,像学钢琴那样逼着儿子出国。一脚踏空,就很难从头开始了。

北京世青国际学校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锰认为,很多家长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非主流”教育的风险。“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在公立学校读不好,转到国际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能学好,然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便一路坦途了。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李锰说,“而且国际学校一点都不能给孩子减负。比如我们的IB课程,它是141个国家承认的国际课程,其中数理化的难度很大。”

李锰看到很多孩子的结果并不风光,甚至没有那些在国内参加高考的同龄人走得稳健。“我们总是听说哪个孩子又被送出去读中学了,好像挺神气,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读书,根本不适应,又回到中国。公立学校他们回不去了,因为已经没法去竞争高考。可是我们国际学校对孩子英文程度和学习程度要求也高,他们进不来,就好像掉进不同系统的缝隙中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李锰说。

最近收到的两个小学生简历让李锰印象深刻。两个孩子都是外籍身份,小小年纪却已荣誉众多,“不仅多才多艺,全国比赛得过好几个第一,还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各种荣誉看一遍都要花10分钟。我都纳闷,这怎么培养的呀,真是神一样的家长”。但最后,李锰的学校并没有录取他们,主要原因在于英语成绩偏弱。“因为西式教育强调公平,如果一个孩子英文水准低于这个班的普遍水平,老师就得花大量精力去提高他的水平,这对其他孩子是不公平的。所以如果英文水准不够,我们一定不会收。”李锰说,“但从这两个孩子身上,已经可以看出这条道路的竞争状况了。”

另一方面,中国家长喜欢将孩子进入某所大学作为成功的标志,但实际上美国大学宽进严出,并不好混。“美国总体的大学毕业率只有57%(这与很多学生半工半读有一定关系),哈佛本科生的毕业率也只有88%,所以有些中国孩子虽然进了美国名校,但是最后还是读不出来。”李锰说,“这部分孩子是沉默的,不被大众关注。这就越发让那些进入国外名校的孩子们光环闪亮,而更多的家长则备受鼓舞。”

于欣欣发现,在美国,中国孩子跟寄宿家庭的来往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密,大部分中学生还是习惯于掩藏个性,不多说话,吃完饭就回到卧室。长期下来,孩子英语水平并不像家长设想的那样很快提高,双方的沟通也不顺畅。来美国的孩子90%不适应饮食,曾经有一个学生因为吃不下东西,最后患了胃病,住院一个月。当他在病床上讲出原因后,美国房东才恍然大悟,连声道歉,承诺以后改进。

此外,能接受寄宿生的美国家庭一般都是普通的家境,并非像大家想象中的豪车洋房,很多还不如学生在中国的房子宽敞舒适,国内的中产家长抱怨寄宿家庭条件差,但条件优越的美国人又不会赚这点费用。

需要思想独立的还有家长,家长们不懂英文,没法跟学校、寄宿家长沟通,同时又摆脱不了遥控孩子的习惯。“既然让孩子出国,就应该放得出去。”于欣欣说。有的家长因为微信联系不到人,就心急火燎地打电话让她帮忙寻找,结果打了一大圈电话,最后寄宿房东发现孩子就在家里睡觉,是手机忘了充电。

穿新鞋、走新路

2011年,北京四中与美国布里斯中学合作开设了中美高中课程暨AP课程实验班。这个目标直指美国大学的中美课程班,每年学费为10万元。安迎在第一次招生咨询会上向家长们承诺:“招生分数线,不会低于四中普通高中班10分。如果只有一人上线,就给一人开班。”换句话说,四中不会降低生源的素质。进入国际班的学生,同样应该具有冲击北大、清华的实力。

实际的录取结果,与四中分数线基本持平。学生除了要参加中考外,还要参加英语口试,甚至面试。这种变化在于,以前成绩不好的学生才会花钱择校;但现在尖子生也愿意多花钱,为自己选择一条新的成长之路。

安迎并不希望把国际班办成参加“洋高考”的另一种应试教育。“在这里的学生,我们不是为他们准备托福和SAT成绩。我要发现他们的兴趣,建立他们的人生价值。而且他们要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去付出,这些都是他们升入知名大学的条件。哈佛不仅仅要托福和SAT的高分,更要有梦想、有兴趣并为此奋斗的人。”安迎说,他在家长会上强调,“美国大学升学体系的好处在于,其评价体系是多元的,成绩不是唯一标准。即使SAT拿了2400的满分,也有被哈佛、耶鲁拒绝的案例。”

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应试教育与西方教育的重要区别。高考分数今天仍是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尽管在基础教育中,课程改革、兴趣教育、社会实践的努力从未间断。但由于与升学无关,这些教育内容仍不断被边缘化。“中国基础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用一个目标——高考分数——代替了教育的全部过程,而且这还是一个很短期的目标。但是办学校和办培训班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国际学校。”安迎说。

他以前带高三毕业班时,经常听到学生对家长说:“考多少分是我的事,报什么志愿是你们的事。”这样的孩子进了大学后,热爱他的专业吗?从事这样的专业他会幸福吗?有多少人是因为热爱而选择这个职业呢?“我们培养了很多学生,但他们的幸福感却不强。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每次升学都意味着一次失落,去美国大学也有这样的状况。所有对教育的宣传甚至都是功利性的成功学,写的升学目标如何实现——走进哈佛,走进耶鲁——进了之后就结束了。以后呢?生活幸福吗?学习优秀吗?没有人关心了。进去后,就完成了任务。”安迎说。

安迎发现,中国孩子在高中很少有自己的理想,分数是唯一的目标。但是在美国大学,他们希望看到学生自己的想法和发展倾向,看到学生为此的努力和坚持。所以中国学生的“非主流”成才之路,首先要改变的依旧是家长和学生的教育观。换新鞋,才能走新路。

在国际班中,安迎竭力推动孩子们的兴趣发展,以及领导力的培养。“在主校区我们国际班大概有60多个高二学生,四中全校1500多人。学生会里有一半干部都是国际班的学生。四中二三十个学生社团中,也有一半负责人出自这个班。”

而另一方面,中国应试教育与学生管理方法的优点也值得重视,“中国孩子毅力强,能忍耐枯燥,美国大学都爱招中国的研究生,因为中国学生能吃苦,做事专心致志”。

在学生管理上,中国是以班级、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西方则强调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个性强的学生往往受到影响,但集体也可以给个人发展有力的支持和推动。所以,优秀班级的学生总是成绩更好,进步更快。

去年,安迎的女儿去参加了一次戈壁行走的学生活动。安迎后来问女儿:一个人单独走和几个人一起走有什么不同?女儿回答说:“一个人走得更快,效率高;而几个人一起走,则能走得更远。”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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