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中国人:“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中国式碰撞

[导读]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人的价值、准则和规范风格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归结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归结为中国人的认同感焦虑的问题。

编者按:一个从未离开故土的青年人,今天享有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却有相当大的部分源自异国他乡。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超出了原有的地方性,与更遥远更开阔的世界交织在一起。以地理疆界标识的那个“本土文化”逐渐失去了清晰的轮廓,汇入了正在浮现的新的地平线。有人赞美“开放”,有人哀叹“混乱”,但无论如何,空间上横向的现代文化与时间上纵向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越来越深刻地交汇融合,共同构成了我们“纵横交错”的背景和视域。“我们”是谁?中国有多特殊?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还是“纯粹的中国人”?

纯粹的中国人:“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中国式碰撞

图为活动现场,左起分别为王昭阳、陈冠中、刘擎

2013年6月21日,香港著名作家陈冠中、学者刘擎、作家王昭阳齐聚腾讯书院,就“纯粹的中国人”这一话题与读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共同探讨当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找寻精神层面意义上的“纯粹中国人”。

【要点1】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比较复杂,在当时的情况下,居住在香港的人既不能叫自己中国人,也不是英国人。那怎么办?所以“香港人”,这个带有点无奈意味的“尴尬”身份就应运而生。

【要点2】香港是一个在变化中的、夹缝中的一块没有稳定身份感的地方,作为没有稳定身份感的人,在一片没有稳定身份感的土地上,感觉非常自在。在这里,不感觉自己是一个另类。

【要点3】用汉语来书写这种失去身份的状态,通过这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语言让我找到了一种身份的认同感。如果我们没有家乡,没有熟悉的地方,没有自己被认同的东西,如果你找不到一种干净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重新让你回到一种家乡。

【要点4】任何一种地方性的特殊性的认同概念是很复杂的,没有纯粹,都有历史的变化,杂糅着各种因素的情景在里面,所以我们追求纯粹是追求某种虚妄。

【要点5】在现在的中国,当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或者更严格意义上是纯粹的中国人,我们已经找不到什么是纯粹的中国的价值,什么是规范,什么是我们的准则和风格。

【要点6】中国的纯粹性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认同焦虑的反映,这种认同焦虑有现实的依据,又有政治上特别复杂的考量,有的时候是一种接口和托辞。

【要点7】认同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同质性的,而是有异质性的,有各样的东西,每个人有自己相对来说稳固的依靠,而且这个东西也在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完全取消。在这个意义上还是有一个“中国”的概念,只是说你不要把它纯粹化,不要追求绝对。因为“纯粹”和“绝对”听上去很美,但它是法西斯起源的根源。

【要点8】你觉得是常态的东西,你觉得世界上天经地义就是这样的,我只要告诉你,我们每一代人都经历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其实过几年现在的规则就全变了,你要记住你现在觉得这个是规则,可能过几年就全变了。我不敢保证会变得更好,但是一定会变。

【要点9】台湾人相比较大大陆人更显的儒雅,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很虚伪,但我想,到底是文明一点吧,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虚伪,而且你把虚伪坚持到一定程度就是文明。

【要点10】认同这个事情是双面的,一方面是带给你我的调性。但是你太固执,太坚如磐石,你就变成一个非常僵化的人,最僵化的极端是死亡的样品。只有死亡说明这个人认同再不变了,而它是作为一个器物,而人是不断变化的。

以下是活动的文字实录:

“香港人”:带有无奈意味的一种“尴尬”身份

陈冠中:我是在上海出身的宁波人,4岁时去了香港。我们是第一代在香港长大的香港人, 为什么?在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时候,香港只有50万人。然后连续几年到1949年,第一年有90多万人到了香港,1950年初已经到200多万人。就是说后来的所谓香港人很多是从内地过去的,有各种原因过去的。有些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前还在香港的,但是由于打仗回乡了,但是更多因为1949年政局的转变所以迁移到香港。

我想我们被迫迁移到香港的父母都应该算是纯粹的中国人,虽然他们到了香港,他们觉得自己是客居在香港,他们是过客,是侨居。有些可能继续移到美国去,到台湾去,暂时把香港作为他们的故土。你问他是什么人,我问我的父母,问去了香港的很多人,你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会说我是浙江宁越的,不会说我是香港人。但是香港第二代,也是跟所有的移民第二代一样的,我们是本身在香港出生,我的情况是4岁去了香港,基本是在香港成长,青少年都在香港。那一代的香港人跟父母辈很不一样,他们就觉得在成长的阶段,之比如说五六十年代,他们很难跟人家说,我是中国人。因为他们在香港,当时中国的情况大家也知道,尤其是六十年代,所以当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在想我们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他们会说我是什么人呢?这个问号,还是没有跟别人说我是香港人。六十年代这个意识出现的时候,香港人还是不太常用的。很多人开始出国留学,当时是出国之后就不要回来了的心态。到了70年代慢慢的香港经济繁荣起来,他们还是要出国,是回来做事的。因为香港比当时的英国还要好,英国的70年代有经济危机,所以他们会回来。但是他们回来以后是香港发出来的英国护照出国的,这个护照上面当时写着香港两个字。

我们现在的护照是客居护照,跟现在大家的护照差不多,但是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这几个字。当时拿英国护照上出去,是不是变成英国人了?尤其是到了英国,你要排队,英国人跟外国人是两条队,你要排另外一条队,不然排到你也叫你重新再排一队。上面多了香港两个字就要排另外一条队,一下子就知道也不是英国人。不能叫自己中国人,也不是英国人。那怎么办?所以就开始说我们是香港人,这个身份就开始出现。

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华人、华裔,笼统地说叫中国人,因为当时的政治上是不太认同的中国的。所以很多人是因为1949年以后来香港的,他们来香港心态就是有点不认同新的政权,他们的下一代往往也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只能叫自己香港人。

这个说法一直到80年代开始到了一个高峰期,我们是香港人了,就喊出来了。本来喊不出来的话突然出现了。这也是有一个事实根据。到1950年香港和大陆都没有设边界,内地人和香港人可以来回走,华人是通的。广州叫省府,香港叫省港,省港认为是家的一个方式,虽然已经是殖民地很久了。边界是在1950年才设立的,因为太多人过来了。90万人穿过这个边界,原来只有50万本地人,后来来了100多万。所以边界是1950设立的,但是成立了边界以后,但是还有很多人通过很多方法,偷渡过来。到了香港市区你就可以马上拿身份证,一直到了1980年取消了大陆内地到香港变成香港的身份。到了1980年才没有这个政策了,然后说你们是非法移民,是偷渡客,要送回去的,香港是一种模式,内地是另外一种,中间要有很强的边界。就算你过了边界,抓到你还是要送回去。这样一个政策非常晚才出现。

香港人自己的身份,就是我们这一代在香港长大的人身上发展出来的。我们的主体性越来越强,我们香港的文化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几十年,有很多自己的记忆,有对地方的认同,我们看到我们的土地有很大的建设,社会方面有很多进步。这些进步是建立在比较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另外一种。这个香港人,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说都是华人。虽然有比我们更早到香港的非华人,比如说有南亚的人,有当年英国雇佣的人,廓尔喀的人,一种很善战的族。很多人是这种原因来的,有很多威海的人过来的,因为英国人把警卫队从威海搬到香港。所以当时的警察都是山东人,就是威海人。但是主体是华裔香港人。

“甲壳虫”来港和股市的大跌宕,一始一终完成了我们这一代的成长

华裔香港人的文化结构跟同代的中国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常说,我们是第一批真的变成香港人的香港人。我的成长时期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1964年,大家也知道什么情况,大概文革前“四清”才开始的,大饥荒之后。1964年香港发生最大的事情,对于我们年轻一代来说,英国的甲壳虫乐队第一次出国到美国演出,之后经过香港在香港演出。我们买不到票去听的,就学他们把头发留到这么长,要穿牛仔裤了。这是1964年。当时你这样好像是有点问题了。我们争取留盖到耳朵的头发,为了这个和父母争吵。

第二个我们成长的标志,我们青春期的最后阶段,就是1971年,香港的股市这个时候从1700点掉到100点,要知道投机炒股票是可以发大财的。但在1971年到1973年,香港股市从1700点掉回100点,所以很多人就破产了,跳楼了。这个股市的一上一下完成了我们的青春期,香港一方面是由西方的乐队开始了我们青春时的冲动,最后钱很重要,钱可以这么快地来,可以这么块就走,这样子完成我们的青春教育。我相信跟大陆同龄人完全不一样,就是跟台湾的同龄人也非常不一样。

我们在知识结构上肯定也跟同代人不一样。大陆的同代人从前都看俄罗斯小说,而在香港,就算是文艺青年也不看俄罗斯小说,都看英美的小说。看《安娜·卡列尼娜》的那些人爱情观跟香港看艺术长大的完全是两回事。怎么费尽心机去找一个好男人,怎么抓住,这种东西哪有这么浪漫的,还有自己自杀,没有的,根据很不一样。

谁是纯粹的中国人?这个大问题一会儿讨论。但是我们的文化也是非常混杂的。正如中国大陆的朋友长大时期也经历着非常混杂的文化。为什么说混杂呢?香港回归之后有一点文化冲击给香港,发觉原来大陆的国情跟文化有不一样的。其中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党国文化。这个党国文化就是30年来从第三国际传过来,已经开始。到了1949年以后,变成全国的文化。这个文化有冷战的关系,香港是不知道的,香港人是没有接触过的。到1997年以后,香港人才知道是另外一种国情的。香港有很多潜规则。什么是纯粹中国文化,我现在都说不出来。我先说到这里。由王昭阳兄这个在美国待了很多年的人说一说吧。刘擎兄也去过这么多地方,你们也讲讲吧,我把时间交给两位。

作为一个没有稳定身份感的人,生活在没有稳定身份感的香港最自由

王昭阳:我收到关于这次活动的通知,告诉我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可以顺带推销自己的书。我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我先推销我的书。我的书叫《与故土一拍两散》。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编辑老师给我起的。我这篇文章原来自己起的题目叫《希望》。实际上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原来是《放弃希望》,我觉得希望这两个词更诗意。

回到大家说的主题。我是很年轻的时候到了美国,但是我说的希望不是说往那边走的一个希望。我在这篇文章里面说的是离开很久以后,回到自己原来的家乡,这个时候抱有一种希望。像现在在北京有很多年轻人,要做北漂,蜗居、屌丝。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很多年,也不想再回去了。但是你心里面总觉得有那么一块地方,你有一天是要回去的。

总有一天你回去的时候呢,会发现你心目中这个家乡在你心中是一个守恒的地方,是固定的。但是十年以后你再回到你的家乡,如果是现在的中国,你的家乡可能和你当时离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或者小时候的朋友已经都不在了,所以你回家乡抱的希望就破碎了。

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发现很多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刚才跟陈冠中老师说,我几天前经过香港,现在我到中国要办签证,所以我在香港办签证。到香港我发现非常热爱这个城市。可是我也很快地感觉到,香港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大变化。我可以从街道的一个角落,耳朵里面听到、闻到的变化。如果有一个香港人他在1995年离开香港,现在再回到香港,我想他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

我在去了美国以后,很多年我没有想要回来,但是我经常和我的朋友们谈自己的家乡,或者谈中国的各种大的话题。然后我从第一次回来,是我出国以后第十年到北京,那是1993年的北京,从我回到1993年的北京以后,我心里面开始有这样一个意识,这个意识让我非常伤心,就是我想可能我永远回不来了,因为我心中那个北京已经永远不存在了。但是我不承认这个事实,所以我以后就一次又一次回来。真的没有,那就放下。

我原来记得那个北京是什么呢?那个北京也是一个变化中的北京。在1980年,那个时候我年龄很小,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一块地方我想可能是一些农田。在1980年的秋天,我听我的朋友说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办选举,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那个事情,但是那是70年代以后第一次大学生选举。我就跑到那里去看热闹。

那个屋子里面也是挤满了人,找不到位子坐,我就从架子上爬到后面一个破桌子上。后来我到了美国以后,有一个人跟我说,你这张脸看着很熟,问我是不是什么政治活跃分子。我说我不是政治活跃分子,他说我看过你的照片。后来他就拿到1980年底的《时代》周刊,上面真的有我的照片。戴着一个大黑框眼睛傻乎乎的,在下面讲话的是一位著名的当时的中国青年思想家。

我回来找的北京,并不是那场选举,但是是跟那场选举相关的一切,就是它周围的学院,它吹过来的风的气味,北京郊区的气味,还有北京人的某种状态。从1980年到1993年这一段时间我不在北京,我主观地认为北京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是盖起了新的楼,而且是内心层面的一种变化,可能从那一段时间到后来一直住在北京的人会有不同的体会。现在是2013年,你们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在某些时候,某种程度上体会到这个变化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纯粹的中国人的问题。在我个人身上,第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我放下了,我的家乡,原来的家乡已经没有了。第二个事情就是像我刚才跟陈冠中老师说的,我到香港办签证的时候,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爱香港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香港是一个在变化中的,夹缝中的一块没有稳定身份感的地方,我作为没有稳定身份感的人,在一片没有稳定身份感的土地上,我感觉非常自在。我不感觉自己是一个另类。

我看见街上的男男女女,有的人是从小在香港长大,有的人刚刚到香港谋生几年,他们可能对香港不适应,他们回到内地来也很不适应,又要回到香港。我在那里见到几个朋友就是这样。有几个人从四川、贵州到香港旅游一个礼拜,他们发现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对内地游客不满意,什么道理?为什么?就像原来的老北京人,一年一年来了很多外地人,他们可能见到这些外地人就不大高兴,不过现在的北京人都被磨得没脾气了,上海人也一样。香港和北京、上海有一个情况完全不同的地方。

我发现我们世界的生活的变化,我们的科技、发展模式正在把很多人的家乡永远剥夺。我从洛杉矶到纽约再到柏林,到处见到这样的人,所以我也就越来越不孤独。

最后自己还有一小块没有办法,就是我从小在中国长大,中文是我的母语。有一次我不是从一个美国的大城市回美国,而是从小飞机场回美国,那个移民官远远看见我走过去,我拿出来护照是蓝皮的美国护照,他都不看我的护照,大吼一声:你在哪里出生的?我就意识到这个移民官有那样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一个因为我最初的母语是汉语,最后就用汉语来书写这种失去身份的状态,这样一种表达过程最后让我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就是说语言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家乡,没有熟悉的地方,没有自己被认同的东西,如果你找不到一种干净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重新让你回到一种家乡。所以我说的最后一句是推销我自己的书。我想就说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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