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文学史观 关注文学的过滤与重建

[导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力图超越以往以文体或朝代分期为结构、注重作家个体和作品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分析的传统文学史模式,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即文学文化史。

建立新文学史观 关注文学的过滤与重建

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孙康宜

建立新文学史观 关注文学的过滤与重建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

建立新文学史观 关注文学的过滤与重建

中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由宇文所安主编,下卷(1375-1949年)由孙康宜主编。作者涵括十几位美国汉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柯马丁、康达维、田晓菲、宇文所安、艾朗诺、傅君劢、林顺夫、奚如谷(上卷);孙康宜、吕立亭、李惠仪、李惠仪、商伟、伊维德、王德威、奚密(下卷)等。

由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和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孙康宜两人主编的两卷本《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编撰者力图超越以往以文体或朝代分期为结构、注重作家个体和作品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分析的传统文学史模式,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即文学文化史。更重视物质文化发展对文学的影响,注重文学史的有机整体性,同时强调文学、文化的历史自主性。

过去几年,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和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孙康宜每次来中国讲学,总会被一再问起,由两人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怎么样了,这部由海外学者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到底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在读者和学者面前?如今,这个项目总算完成,英文版于2010年面世,两卷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版也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的编撰者力图超越传统文学史模式,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

面向文学领域之外的

西方读者

《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剑桥世界文学史的系列之一,主编之一的孙康宜教授向早报记者介绍,《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最初构想是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文学部主编 Linda Bree于2003年底直接向她和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提出的。“在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史上,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当时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刚刚(2001年)出版了一部大部头的、以文类为基础的中国文学史。同时,荷兰的布瑞尔公司(Brill)也正在计划出版一部更庞大的多卷本。就在这个时候, 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们编撰一部具有‘特殊性’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正巧我们当时也正在考虑着手重写中国文学史,所以,我们的研究方向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和目标不谋而合。”

与该系列已经出版的《剑桥俄国文学史》、《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剑桥德国文学史》相同,《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对象是受过教育的普通英文读者。剑桥文学史的“欧洲卷”均各为一卷本, 唯独《剑桥中国文学史》破例为两卷本。巧合的是,第二卷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年代上大致与《剑桥世界文学史》的欧洲卷相同。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目标读者是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西方读者,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背景,让他们在读完本书之后,还愿意进一步获得更多的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知识。换言之,《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质疑那些长久以来习惯性的范畴,并撰写出一部既富创新性又有说服力的新的文学史。

孙康宜教授对早报记者说,《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前后总共用了4年时间,“从2004年暑假开始,到2008年暑假交卷为止。现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中译本简体字版即将出版。我相信宇文所安和各位作者都有同感:这是一个令人快乐的时刻。”另一位主编宇文所安教授则自认为没有做大项目的才能:“我试图用勤奋来弥补这一才能的欠缺。我现在正在完成另一项大工程——杜甫全集的翻译。在那之后,我希望可以写一些小书。”

宇文所安教授的夫人田晓菲负责《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从东晋到初唐》一章。田晓菲教授对早报记者说,这一章节只用了2年就写完初稿,“但是如果从材料的准备上来说,从对我所负责写作的时期所作的思考来说,则远远不止10年。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南北朝诗歌的,很多对南北朝诗歌的研究和想法那时就有了。在写《剑桥中国文学史》时,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烦恼是受到非常严格的篇幅限制,如何把丰富的材料浓缩在规定的字数里清楚地表达出来。在这个时候,我的选择是把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和问题表述出来,而不是罗列各个作者的生平与写作,所以很多重要的诗人作家都只能几句话带过,非常遗憾。”

中国文学三千年的

发展历程

《剑桥中国文学史》以1375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各50万字,分别由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作者涵括十几位美国汉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柯马丁、康达维、田晓菲、宇文所安、艾朗诺、傅君劢、林顺夫、奚如谷(上卷);孙康宜、吕立亭、李惠仪、李惠仪、商伟、伊维德、王德威、奚密(下卷)等等。全书以编年而非文体的结构方式介绍了从上古的口头文学、金石铭文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文学三千年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文化中关于写作的故事——写作不仅是国家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外在于国家的文化媒介。

上卷部分,从公元前2000年末的中国书面语言和早期铭文等问题入手,追溯了这一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传统的起源。到了本卷结束的14世纪末叶,商业印刷文化已高度发展,在既有的文言文写作之外,新兴的城市白话写作已逐渐蔚为大观。本卷各章描述了一些重要王朝的兴衰起灭、宫廷在文学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孕育著名大作家的社会及物质语境、其他亚洲各国的文化影响,包括佛教的输入等等。而在这一长时段中,写作以及对写作的阐释,从一个非常小范围的、附着于王室的写手阶层的特殊技能,转变为一个大帝国的精英阶层的根本身份象征。

下卷部分,以1375年前后形成的明代文化开篇,贯穿满族统治下的清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现代文学。这一时期多样的文学形式和风格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范畴,因而下卷的写作也相应包括了多样的主题,如政治审查对文学的影响、印刷文化的变迁、朝代更迭与文学发展、青楼文化、女性作家的兴起等等。除了诗词、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外,本卷还深入讨论了西方文学的汉译,现代“新小说”的兴起等等。

建立新的文学史观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力图超越以往以文体或朝代分期为结构、注重作家个体和作品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分析的传统文学史模式,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即文学文化史:相对于文学的社会背景分析,更重视物质文化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如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杂志与报纸副刊等在文学的演变中均曾发挥过关键性的作用;相对于对作家个体的强烈关注,则更注重文学史的有机整体性,及对一些倾向和潮流的梳理,因此对文学交流、文人结社、文学社团、地域身份认同等多有着墨;相对于以往以朝代断代、将文学史与政治史重合,则更强调文学、文化的历史自主性。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创作突破了很多文学史创作的惯例,比如,初唐在文化上是南北朝的延伸,因此《剑桥中国文学史》把初唐与唐朝其他阶段分开处理;比如在第六章王德威所编写的现代文学部分,“现代”的开始便定于1841年,而非通常所采用的1919年五四运动。孙康宜在中文版序言中解释说:“我们写的是文学史,而非政治史,一个时期的文学自有其盛衰通变的时间表,不必完全局限对应于朝代的更迭。”

商伟所写的1723年至1840年的一章重点讨论了吴敬梓《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红楼梦》的成书及相关问题。《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孙康宜在中文版序言中说:“《剑桥中国文学史》较多关注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例如,现代的读者总以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类是长篇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阅读那个时代各种文学文化的作品就会发现,当时小说并不那么重要 (至少还没变得那么重要),诗文依然是最主流的文类。这些小说的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来喜欢该文体的读者们的提携。”也就是说,他们在世时寂寞无闻,他们的作品埋没多年后才为世人所知,只是19世纪以降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现代读者的推崇,这些成书于18世纪的文人小说才成为经典之作。

另外,《剑桥中国文学史》英文版一直写到21世纪,所以还讨论了近年来的华人网络文学现象,“时至今日,尚无任何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讨论网络文学,本书可谓早鸟先鸣,开启了此一最新的研究领域。”孙康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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