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著成天书:谁搅烂了版权书的翻译文本

[导读]“每个字都认识,但连成句却不知所云”,这是很多读者对当前外版书的直观印象。零售市场的外版书越来越多,但好的译者却越来越少,堪称经典的译文已不多见。

近来中国出版界出现的名著“中译中”现象被吵得沸沸扬扬,让本就江河日下的传统出版再蒙阴影;“李鬼”顶替李逵的山寨译者充斥行业,引起了读者的极大不满。

去年,莫言专门邀请了自己作品的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瑞典语译者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并表示:“我借这个机会,向很多翻译我作品的翻译家、汉学家致以敬意。通过翻译,我们的文学才能走向其他国家。”图书翻译是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键,一旦出了问题,贻害无穷。因此,探讨翻译质量下降的深层次原因显得极为必要。

一、放低翻译门槛:出版社的情非得已

版税制引入 都是WTO惹的祸

在版权书出版的整个流程中,为译稿质量把关的是出版社。出现译著翻译质量不断下降的现象,出版社难辞其咎。如果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出版社头上,它们一定举着状纸喊冤。现在不比往日了,外版书的出书成本越来越定高,不降低翻译成本就得赔,可以说翻译文本下降是中国出版社的不得已而为之。之所以出书成本趋高,与中国入世后版税制的引入和出版市场化有密切关系。

中国加入WTO之前,国内出版界对“版权引进”没有清晰的概念。当时的外版书出书流程较为简单,即,直接翻译出版,无需获得权利人的同意,当然也不用支付版税。出版外版书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主要是翻译费、印制成本,因此出版外版书的成本与出版本版书的成本基本相当,甚至略低。中国入世后,翻译出版外版书需要支付高额的版税,外版书出版成本一下子抬高了很多。

对于版税,很多人没有清晰的概念,其实这个数额是相当大的。假设一本外版书定价为40元人民币,销量为10000册,版税率按国际标准约为1-10000册7%;10001-20000册8%;20001以上9%,那么出版社需要向版权方支付10000*7%*40,即28000元的版税。还有一个要命的地方叫“不可退还的预付款”,常规书大约3000美金,约合人民币18000元。也就是说,这本书还没出版,版权方已经将一大笔钱放进了腰包。预付金没有统一标准,名家的书可以高达100万美金,比如《百年孤独》《1Q84》《乔布斯传》等。

一股脑推向市场 出版商渐渐失去底线

版税制的引入是中国出版市场化的前奏,更为深刻的变革随之发生。中国出版市场化催生了民营书业,而民营书业也逐渐挤压国有出版单位的生存空间。随着图书市场的日趋饱和,没有教材红利的国有出版单位逐渐难以维持生存,于是国家开启了更大规模的出版改革,让出版单位从事业单位变为企业,自负盈亏。失去国家财政庇护的国有出版单位不得不走向市场,与民营图书公司争夺市场份额。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内的出版资源很快被分割完毕,国有出版单位与民营出版单位都将目光投向海外,版权引进成了新的增长点。由于引进版权需要支付版税,为降低成本,出版商首先从翻译稿费上开刀。还有一些出版商为赶热点市场,缩短了翻译时间,让图书翻译质量失去了保障。业界传闻,最神奇的图书翻译是十几个人分章合作,一天就译出初稿。这种速度无法出精品,甚至无法将原著的本意表达出来。出版社市场化让出版人为图生存而一心钻进了钱眼儿里,慢慢淡忘了其文化使命。

还有一些出版商为减少成本而进军公版图书市场,这类图书的作者已经去世50年以上,因此无需支付版税,只需支付译者翻译费。一家尝到了甜头,多家模仿,中国图书市场很快就出现公版书泛滥的现象。还有一部分出版单位失去了底线,对公版名著进行“中译中”,以便进一步降低成本。如果为“中译中”的行为贴标签的话,那便是“MADE IN CHINA”。例如,《旧制度与大革命》畅销以后,出版界涌现了几十个版本,多数是“中译中”的产物。再看看卡耐基的成功学书籍不难发现,已经有数千品种了,多数也是“中译中”的产物。如果说缩短翻译时间的行为可以理解,那么“中译中”的行为就越出了道德底线,等同于剽窃,为人所不耻。

二、现实版“周扒皮”:翻译公司的生财之道

蛋疼的组合 翻译公司遇上出版社

多数出版社自行联系译者翻译图书,但也有部分出版社将翻译工作包给翻译公司来做,这也成了很多灾难的源头。出版社为节约成本不断压低图书的翻译费,但这并没有影响翻译公司对这块“小蛋糕”的兴趣。对翻译公司来说,口译是大头,费用也高,而笔译费用会低很多。笔译中专业类的翻译费用较高,比如机械类、法律类、工程类等,而图书翻译相对低廉。翻译公司并不傻,图书翻译无需专业人士做,而出版单位对译文的要求也没那么高,因此这一领域也值得涉入。

翻译公司与出版社的合作多为翻译公司运作的结果。出版社一般不会主动找翻译公司寻求合作,而是翻译公司的负责人主动找出版社的策划编辑或者版权部主任,与他们商谈合作。多数情况是,翻译公司的人主动请客或提出让利等条件,吸引出版社的人将活儿包给他们。如果交情到了,出版社的人会给出千字70-80人民币的翻译费。除了翻译费外,翻译公司还会谈付款日期等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是书出版后1-3个月付款。

很多翻译公司里根本没有译者,而只有业务人员。市场上有一批小型的翻译公司,它们很像是接翻译活儿的中介。拿到活儿后,它们会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价格低廉的译者。译者交稿后,翻译公司再组织公司外的专家做译审,译审通过后,就可以向出版单位交稿了。据行业内人士透露,很多译审并不看原文,而是直接读翻译稿,根据上下文将文字理顺,对翻译的准确性问题基本上没有太多关注。

层层外包 终端译者低龄化

翻译公司一般通过在网上发帖,来招募译者,所考虑到更多是价格问题。如果价格低,即便是译文质量不行,翻译公司也可以接受。翻译公司的行为引来了大批以赚钱为目的的专业或非专业的外语人才。有些翻译公司更是越出了道德底线,将书分成数份,交由不同的译者试译。拿到试译稿后,以不合格为由拒绝合作,最后将所有试译稿组合起来交差。

其实网上接活儿的人也并非都是省油的灯。这类人有多是外语院校的在校生,或者是从事外语类工作的人。他们多数因为手头紧,想通过翻译解决下经济困境,所以兼职做翻译。有些人接了活儿做不完,“扒一层皮”后分给朋友或师弟师妹们。这种“扒皮”行为越演越烈,结果终端译者越来越低龄化。翻译公司、外语院校研究生、外语院校本科生都扮演过“周扒皮”的角色,结果很多外语学校的高中生成了终端译者。

出版社一般以千字70-80的价格将翻译工作包给翻译公司。通过层层“扒皮”,终端译者可能以千字10元的价格完成了图书的翻译工作。更让人揪心的是,这笔钱还不一定能拿到手。这是整个行业的怪现状,值得深思。这些还在读书的孩子们,字都认不全,如何充当图书的翻译?整个图书翻译界的乱象值得我们关注,未来发展堪忧,再不规范负面影响会更为严重。

三、译者的哭诉:“谁知道我的心里有多苦”

无保障 优秀译者淡出

在国内,做图书翻译成了最不靠谱的事情之一。首先是薪资少,即便是直接从出版社接到了翻译任务,封顶也就给税前千字80元人民币的价格,而且还要交税。假设书的译稿为10万字,翻译费为千字80元人民币,那么需要缴的税为100千字*80/千字*(1-20%)*14%,即896元人民币。译者税后拿到手的钱真的挺少,与译者付出的辛劳无法成正比。

对有些人来说,做翻译不纯是为了钱,还为了名,即署名权。有了译著也算有了自己的代表作,钱少点没问题,有成就感就好。还有人认为,有了译著代表作,对找工作有利。所以,明年就找工作了,今年翻译一本书吧。

其实这种想法很幼稚。翻译出版的流程向来很复杂,如果翻译的恰好不是重点书,那就无限等待吧。在中国,一般图书出版三个月后才结翻译费。而图书是否出版,因素很多,也很复杂。这点掌握在出版社手里,译者成了弱势群体。书一天不出版,译者就一天拿不到钱,所谓的为了找工作而翻译也成了泡影。很多书翻译交稿多年了还没出版。突然有一天出版了,你也不知道,因为书名换掉了,你也对不上号了。

还有一点要命的地方是翻译的时间。傅雷翻译《约翰·克里斯多夫》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所以成就了精品。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翻译莫言的《生死疲劳》用了6年的时间,所以成就了诺贝尔文学奖级别的作家。然而,现在的翻译时间缩短为1个月,或者两三个月。这点让很多为情怀而翻译的老一辈翻译家望而却步。

血汗钱 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很多译者以为,手里有翻译合同,出版社不可能不给自己支付翻译费。如果持这种观点,那就大错特错了。有时候,出于市场考虑,有些书过了三审三校后依然会放弃选题。遇到这种情况,译者一般别想拿到翻译费。遇到好心的出版社负责人,会给译者支付残稿费,约占翻译费的10%左右。这点钱真是太寒碜了;这种行为也相当不讲理。但是,在业界,这已经算是人道了。

虽然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楚要支付翻译费,但出版社和还是会拒绝支付。出版社会找各种理由告诉你,你的译稿发现了新的问题,或者其他的原因。到那时,你会发现,一纸合同真起不了什么作用。你可以一气之下将出版社告上法庭,但细想起来也不值得。为了几千块钱花上大笔的诉讼费和时间,“傻啊你”。遇到这样的情况,译者多数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即便是书出版了,出版社照样会拖欠翻译费。如果你想拿回这笔钱,那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催款。很多译者犯不着为了这点钱搞得自己不愉快,干脆就不要了。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译者对译文没有著作权,顶多有署名权。很多人甚至连署名权都没有。译文不是你的,你不过是个干活的,真是要不来就算了。要是著作权在译者手里,译者可以随时终止译著的销售。

多数译者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为了解决一时的经济困境,做了这份艰苦枯燥的工作,却常常拿不到钱。在这种环境下,有情怀和有抱负的人慢慢淡出了行业。还在这个行业挣扎的多数是有门路可以拿到钱的译者,还有就是对行业不懂,即将被骗的人。

四、规范市场:保障译者权益刻不容缓

翻译市场混乱 影响图书文化交流

翻译对图书传播的意义不必言说。如果没有好的翻译文本,莫言的作品也不会为国际社会所认可。从历史角度看,在晚近的救亡年代,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正是通过翻译将国外的先进思想引入国内,开启了中国的启蒙时代。当年,辜鸿铭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在西方广为流传,差点改变了西方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可以说,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就目前状况来看,优秀的译者越来越少,翻译的文本越来越差,国外一流的文学著作和学术著作难以译介到国内。

国内就翻译问题也有过较为激烈的讨论。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声音,让译者的处在较为尴尬的地位上。一种声音认为译者的地位重要,应该提高译者的待遇;另一种声音认为,翻译质量下降,很多译者没有能力和责任心。前者关注的是译者的权利,后者关注的译者的义务,其实两者都很重要。译者与出版者的地位应该在伯仲之间,不应顾此失彼。我国权威部门应该就版权、稿酬、译者署名、译者完成翻译后的责任及免责问题尽快出台有指导意义的意见,以维护好译者与出版者彼此的权利,并敦促履行好各自的义务。

借鉴国外经验 从保障译者权益做起

保障译者权利首先应从规范翻译合同开始。在美国,美国国际笔会和美国翻译家协会都分别为译者提供翻译合同范本,指导译者履行义务的同时保护自己的权利。反观国内,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机构为译者提供类似的指导意见。中国也有翻译协会,但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在规范翻译合同与保障译者权利方面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中国,译者与出版社也签署翻译合同,但中国的翻译合同只是对翻译期限和酬劳做了明确规定,而对译者署名、版权归属、版税、质量监控等方面缺乏规范表述。这些条款的缺失为出版社或翻译公司钻空子提供了机会。翻译合同的规范性得不到解决,译者的权利就无法得到实质性的保障。

此外,译者应该与作者获得等同的地位,不仅享有署名权,还应享有著作权。国际翻译家联盟与联合国教科文作者都出台过相关章程,规定翻译工作者对其译著享有著作权及遗产转让权。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之前,翻译合同统一规定,翻译版权属于“发起或组织翻译的一方”,译者对译本的版权不具有任何控制权。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翻译合同逐渐承认了译者的“作者”地位,并将译本的版权归属译者。在国内,出版方拥有译本的版权,这让译者与出版方之间成了纯粹的雇佣关系。这样的结果是,很多译者将翻译看成赚钱的方式,而往往忽视翻译的荣誉感与责任感,自然会影响译本质量。如果译者能够享有译著的版权,即便是费用低廉,也会有优秀的译者加入的翻译的行列。就目前状况来看,给以译者版权是中国图书翻译界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结语:翻译文本下降是出版行业内非常严重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是中国翻译界与出版界规章制度的建设落后于出版界国际化与市场化的步伐造成的。加入WTO之后,中国引入了版税制度,外版书出书成本提高,而国有出版单位市场化,又让出版社面临较大经济压力,迫使合出版社为降低成本而放低了翻译门槛。然而,行业内规范的失序又让出版社与翻译公司联合压榨译者,造成了翻译市场混乱的局面。对中国出版界来说,规范翻译合同、保障译者的权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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