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术北漂十年全记录:要么战死沙场 要么狼狈回乡

[导读]《没有梦想,何必远方》这本书记录了易术在长达十年的梦想旅程。他依然秉持一颗赤子之心,以一种倔强、温暖的方式不懈前行,因为“要么战死沙场,要么狼狈回乡”。

易术北漂十年全记录:要么战死沙场 要么狼狈回乡

《没有梦想,何必远方》封面

2007年,热爱写作、风头无俩的80后作家易术突然对外宣布封笔,出人意料。沉寂的六年,他选择了一条异常艰辛的创业之路,在另一个战场上成功开疆辟土。

2013年,易术再度提笔。1月,他发布一条名为《赤子》的长微博,讲述来京漂泊的青春往事,引发全民追忆,转发量高达12万次;7月,他完成长篇书稿《没有梦想,何必远方》,令编辑读后数度落泪,并创下中信出版社编审0修改记录;10月,《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温暖上市,这是一个异乡青年的逐梦十年,这里有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它励志、热血,必将唤醒你我湮没在庸碌生活里的梦想。

《没有梦想,何必远方》记录了易术在长达十年的梦想旅程中,经历过的背叛、欺骗,经历过的亲人离世、友人陷害,以及让人瞠目结舌、极具特色的“中国式困境”。但他依然秉持一颗赤子之心,以一种倔强、温暖的方式生活,因为“要么战死沙场,要么狼狈回乡”。

随书还将附赠易术独家对话蔡康永、蒋方舟、姬十三、衣锦夜行的燕公子、冯喆、素黑、何超仪、韩火火、黄子佼、赵丽华、洪涛、梁振华、萧蔷、苏芩、寇乃馨、棉棉、春树、唐师曾、师永刚、孙健君、巫昂、丁丁张、张书豪等不同领域的百位精英,联袂撰写梦想答卷。

关于梦想,易术一个人问所有人。

本文摘自:《没有梦想,何必远方》 作者:易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自序

赤子

距离我大学毕业那年,今年正好第十年。

2003年7月,吃不完的告别宴和散伙饭,拥抱每个人,掉泪,喝醉,酒醒之后才意识到真的要离开学校了。几个大包裹,一袋一袋装上出租车,没找人帮忙,想亲手掂量,因为我知道,那是我生活的全部重量。

不久后,坐着长沙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我的北漂生活,梦想拥有一份满意的工作,遇见一位一生一世的爱人,出版一本被很多人读到的书,并且得到肯定——你写得真好。

之后几年,出版过几本小说,小众的题材,自以为是的措辞,不温不火,被一小部分人喜爱。像很多热爱写作的人那样,并没有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畅销作家,靠写作养不活自己,又不会为迎合而妥协,有点犯傻地自我欣赏。于是,过着清高、矛盾又没有钱的生活,内心渐渐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在坚持些什么?

残酷的是,有一天发现,其实不写也没有那么多人为你遗憾。

于是选择了放弃。

孩子气的决定,直到今天。

漂在北京,职场上打拼,起起伏伏,又离开。然后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福星传媒,一路上边走边探索,带着一支怀抱梦想的队伍,肩挑重任,忙于琐碎,疲于奔命。

没有体制内单位的安稳逍遥,没有大公司的趾高气昂,没有金主支持,也没有后台撑腰。个中辛酸,自己品尝。

创业比我想象中难。这条破釜沉舟的不归路,剥夺我所有时间与精力,扛着压力,背负着沉重的使命感和一队人马的未来,却很多次败下阵来。不得不给自己一些凶狠的承诺,要么战死沙场,要么狼狈回乡。几次以为快要撑不下去,真的撑不下去了,差一点点就要放弃了,但最后又倔强地挺过来。这就是我骄傲和独一无二的青春。

没有人记得我曾经多么热爱写作,那才是我最初的梦想。连我自己也几乎忘记那段经历,忘记若干年前,为了第一本书能出版,下着大雨,我撑把单薄的伞,在出版社门口等那个约好的编辑到来。听了几个小时雨声,一直到浑身透湿。

不会有人记得我的过去,这就是渺小的好处。

创业几年,收获了一些名利与虚荣,更多的是人情和历练。

压力大时失眠,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加上困扰我十多年的鼻炎,无法正常呼吸,经常翻来覆去到天亮。

于是,干脆不睡了,凌晨时在微博上自由自在地写点经历过或听来的故事,打发不眠的时间,其实是用特别的方式减压,并且变相地勉励自己,扮演一个创造正能量的人。

谁知被一些人喜欢,留言说,每晚都等你的故事,不然无法入睡。只是感动,有点自嘲地觉得,当初自命不凡的我,现在竟然在微博上哄人欢心。

却有不少编辑因此找到我,说想约我出书,试图说服我:相比微博上的快餐阅读,传统的出版物更有成就感,你应该自有分辨。

当然是拒绝,一天恨不得掰成两天用,哪来的时间,便不敢随便答应。做惯了乙方,做任何承诺都慎之又慎。

这几年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已经换了方向,最爱做的事情是挣钱,积累财富——为自己,买更好的车,换更大的房子,抢着埋单,被人尊敬,虚荣心被豢养得更蓬勃;为别人,带领一群兄弟姐妹,他们无条件信任我,将前途交托于我,于是必须倾我所能,坚持到底,万死不辞。

为促成好的项目,端着不太情愿的酒杯,说着动听的场面话,矫揉造作的问候,假面的微笑,成为了以前最讨厌的那种人。久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反正哪一个我,都是真实的我。相比以前的闭门造车,通宵达旦地坐在电脑前,孤独的手指敲打键盘,写着未知的明天,我反而更喜欢现在的生活。所以,千万不要改变。

于是回复编辑,抱歉,真的没有办法写。

当一个玩笑说给我的公司合伙人粟智听,他反问,为什么不写?这是我们青春的纪念。

现在出书会不会是一件哗众取宠的事?不要。

他不勉强我,于是搁浅。

有一位网友吉伦红豆,是我不多的、始终不离不弃的读者之一。她对我的关注,十年来不减毫厘。有天留言给我说,见到你在微博上游戏,或许于你只是消遣,却不知道我是兴奋的,若是能见到你再出书,会是件美好的事。

父母见我微博变得勤快,也不经意地说起,出本书吧,那不是你最喜欢做的事吗?

说了内心的顾虑。

他们不以为然,说,离家十几年,至少让我们知道你在北京都在干嘛。

瞬间触到了我的心。

一句话让我百感交集,有点不得不写的意味,开始说服自己,试一试吧。

这些年,青春慢慢逝去,尽管没有成为最理想的自己,但我的内心依然热血。

跟编辑团队交流,不停强调,若是悖于我的内心,要求我写一些职场成功学或心灵鸡汤,便不做了。与其被约束,写命题作文,不如索性一心一意地去做世俗的事来得快活。

出乎意料被理解,他们体谅我的坚持,说,任由你的喜好,写得酣畅淋漓,都会挺你到底。还有什么理由推却呢?

于是打败了各种困难。

比如,没有时间,精疲力竭。写到凌晨,起床去跑步,回来继续写,然后直接去公司开会。一路上开车晃晃悠悠,怕出事故,停一旁,打盹5分钟,醒来继续前行。

比如,害怕被比较,更不想遭人诟病:看吧,耐不住寂寞,创业不得志,改为写作赚钱。粟智奚落我,想多了,哪有那么多人在意你,就当是纪念大家共同漂泊的岁月,整理成册,人手一本,只是为取悦自己嘛。一句惊醒我,从来都不是万众瞩目的名人智者,只是个艰难又勇敢的同路人,有人看得起已是幸运,何必瞻前顾后地矫情呢?

埋头写作,很辛苦,终于完成了这本书。

从未有过的写作经历,那些青春时的疼痛、委屈、愤怒和绝望,竟然都变得云淡风轻,我像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认真地记述着这十年发生的一切,柔软又温和。

或许,是年过30的缘故吧。

看过范晓萱的一篇访问,她说:“我非常喜欢30岁的感觉,又有成熟度,又有原本童心的那个部分,发现真的看懂了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会像20岁出头那么悲愤,很多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因为到了30岁,不会再试图纠正自己。你跟自己和解,然后真正地爱自己。”感同身受。

只是,太用力,努力做到毫无保留,甚至有种被掏空的感觉。另外,虽然已经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我的北漂生活,但为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部分章节的情节与人物,亦有虚构的成分。还有些不便袒露的故事,只能暗藏心底,成为永远的秘密。

这本书是我开始写作以来最满意的作品,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我对即将逝去的青春的祭奠,我甚至可以用它来向我的写作与职业生涯敬礼。

感谢我伟大的父母,他们的教育让我无论变得多么世故,却仍保存绝不妥协的傲骨。

感谢编辑陈希颖小姐向我发出邀请,她曾是我的读者,从我早期的作品,到后来创业,她一直在等我重新找到自己。

感谢雅众文化的总裁方雨辰女士,她的欣赏让我有种停泊靠岸的宁静。

感谢我的合伙人粟智,天塌下来,有你撑着,我无以为报。

感谢书里出现的每一个人,善良或者不善良的人,是他们共同成就了今天的我。

感谢强大的自己,在认识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如此热爱生活;在最困难最难捱的日子里,没有放弃自己。

《道德经》里有句话我很喜欢:“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

这句话,这本书,送给所有为了梦想奋斗在路上、以及打算上路的同路人,希望你们面对压抑、背叛、痛苦、孤独、迷茫、惆怅、诱惑、诋毁和质疑的时候,始终怀抱一颗勇敢又善良的赤子之心。

也希望你们的青春,因为拥有梦想而美好。

愿与你们分享。

2013年7月7日凌晨5点写于北京住所

远方

热血

热血

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

2004年2月12日,早上7点,北京西客站,K158次列车。

我和粟智在喧闹中醒来,他有一个CD机,整个旅途都在听西村由纪江。他有轻微的神经衰弱,听钢琴曲容易睡着。我没有,摇摇晃晃,却也睡得安稳。四处打听,找到行李仓库,一共九个大包裹,连DVD和音箱都被运过来,决绝的态度,破釜沉舟的意思。他账户上有4000元。我刚出一本新书,版税不高,买了车票和行李箱,还剩八千多。网上查过北京的租房标准,先对付几个月,应该没问题。

我们在西客站外的路边站着,等我素未谋面的出版社编辑来接。在北京,几乎没有朋友,工作更是无从谈起,落脚的地方只有3天期限。

少年不识愁滋味,似乎并无顾虑。那天风很大,莫名的悲壮。西客站人来人往,编辑迟到很久。我们站累了,坐在包裹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之前,我在长沙一家新闻网站上班,那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2003年大学毕业时,我已经出版了两本书,其中一本还带来一些另类的声誉,所以我以为自己在当地算个有些名气的人,找一份体面的文职类工作,应是手到擒来。做了花哨考究的简历,一份看起来耀眼的大学成绩单,两本著作,趾高气昂地去了很多地方应聘。

唯一心虚又惶恐的,是我没有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幸运的是,没有人知道这事,也没有人相信。辅导员待我如同亲兄弟,能帮我的只是出谋划策。他说,如果问起,你就说因病耽误考试,推迟发证,我给你开证明,理论上不会为难你。有过经验的学长偷偷教我,不参军,不考公务员,问题不大,入职时蒙混过关,基本上之后也不会查,你履历优秀,没人会注意这个。

在电线杆上找了个办证的电话,平常厌恶极了这些随意张贴的广告信息,没想到有天竟然用上了。联系了3个,选了一个听起来更靠谱一些的,谈了价钱,50元一个,毕业证加学位证一共100元。告知相关信息,约好第二天下午在东塘一家超市门口交易。

做了多年乖学生,第一次做这种事,心慌慌的,便叫粟智陪我。他听说后骂我,大学四年,一千多个日夜,花了家里不少钱,最后就值100元?

好像一直就在等这么一个人出现,制止我。我马上打电话跟办证的那人说,不用帮我办,我不要了。对方骂骂咧咧地挂了电话。

我不是个坏学生,循规蹈矩,从来都是其他同窗的榜样,没有抽烟喝酒的陋习,4年一共只爬过两次围墙,甚至还拿过两次一等奖学金。幼儿园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都喜欢我,除了体育老师。大一时考引体向上,没有过,补考也没有过,过不了就是过不了,12个算达标,我只能做2个。体育老师见我没辙,有些同情,让我找家人开个病假条,说骑摩托车摔伤过胳膊,无法进行传统体育锻炼,可以转去特殊班学气功或推拿来补体育课的学分。我照做,去了趟特殊班,都是一群考不过传统项目而装病的校友,也有真正的轻度残疾,待在其间装病人,实在有些不舒服,上了两次便翘课不去了。拖拖拉拉,四年累积了不少未补齐的学分。毕业时,系里查出来,便扣下了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还算给我面子,系领导未曾对外透露,还托辅导员告诫我,只是暂时扣下,待我毕业后申请补考,两年内修满欠下的体育课学分,便补发给我。

很奇怪,尽管感激,但好像并没有很想要。这个想法很邪恶,不可以让爸妈知道,保不准真会气病的。

高三时本来想出国,后来因为政策问题没去成,然后又办保送,手续办完,我已经彻底放弃复习,天天走街串巷,还假惺惺跟同学得瑟,唉,其实挺想高考,检验一下我的实力。这话可不能乱说,看吧,让我给说中了,我们那所中学正好当年评选省重点,考察升学率,省里临时下规定,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高考,取消了连我在内8个学生的保送资格,霉运走到头。那时我已经玩足了2个月,有的教材都已经弄丢了。慌慌张张找回复习资料,又开始埋头苦读,可只剩一个半月就要考了。最后只是勉强上了本科线。

若他们知道这四年寒窗,毕业时竟两手空空,不知作何感想。

粟智说,你办了假证,即便看着能以假乱真,但只要上网一查编号,立马就可知真假。你苦心经营,大堆的奖状和荣誉证书,若最后查出毕业证是假的,便功亏一篑,任你多么优秀,没有诚信,让人看低,获得工作又如何?

垂头丧气。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又说,不如大大方方承认,我没有毕业证,但我没犯过错,能力也不输他人,愿意要你的单位,会珍惜你,为难你的单位,不去也罢。

辅导员主动找到我,开了个延缓发放毕业证的证明,上面附带了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的编号,说,拿着这个,用人单位打电话来查,我会告知真实情况,他们上网按编号查,也会显示你的毕业证信息,只是你还没有拿到,先把工作搞定,其他以后想办法,不碍事。你简历漂亮,我想,会另当别论的吧。

一瞬间像找到了救命稻草,踏实了,于是又骄傲起来。

脑子里自动过滤掉毕业证的困扰,觉得自己优秀极了,挑剔得很。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打来电话,说电信部门招聘,待遇优厚,他推荐几位不错的学生,其中有我。我听后皱眉头,礼貌地婉拒说,体制内的工作,不适合我,硬生生推却了。

宿舍的兄弟骂我,傻啊,放着铁饭碗不要,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我不屑,勉强自己才傻呢。

没有目标单位,大致的幻想是:光芒照人,毫无市井气,吟风弄月,咬文嚼字,即是一天的工作。倘若真实现,那才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才能。

奔走来去,现实很残酷。每家看起来都对我有兴趣,问长问短,我表现也诚恳积极,他们说会联系我。每个这样说的单位,我都在本子上小心翼翼打上一个勾,表示可以静候佳音,但事实上,他们最后都没有联系我。

辅导员暗示我,有些事业单位招聘只是形式,纵使再优秀,也是很难的。你是师范生,干脆随大流去教书。你实习教课评分不错,回老家或许可以拿到正式编制,国家养你到老。末了,他还劝我,人生嘛,不过是个不断认命的过程。

连番打击,疲惫不堪,所以还真的心动过。但想想中学时的那些老师,同一个讲台站一辈子,送走一批又一批,任学生们天涯海角追逐梦想,自己却站到头发落雪,腿脚弯曲。于是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倔强制伏了,坚持留守长沙。

可以认输,但不认命。

第一个单位是在学校官方招聘信息上找到的,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报纸,叫《当代商报》。先从实习做起。投简历,草草面试,也没有要看我的毕业证,复印了身份证就通知我第二天来上班。

报社在曲折的巷子里面,陈旧简陋,摇摇欲坠的两层楼。编辑室与发行部也并未划分开,感觉粗糙随意,彼此间也没有交流。没有我的工位,就四处找琐碎的事情做,以免尴尬地呆坐着。

有几个编辑部。我所在的编辑部主任一口浓郁的乡音,办公室的人分别是他的女儿、侄女和情人。他们上班也无所事事,抽着烟,聊着只有他们懂的八卦,我这个外人显得分外格格不入。大约两周后,主任调我去广告部,说如果能谈到两单就给我转试用。我骄傲又倔强,却也得无奈地对着黄页一个个拨过去,说着一样的话,边说边环顾四周,声音越说越小。我还偷偷发短信给父亲,有没有朋友是做生意的?有钱吗?需要投广告吗?帮帮我吧。幼稚得可笑。

常问自己,你到底在干什么,怎么变得如此糟糕?

自然不会待太久。那报社没多久竟真的倒闭,主任的去向我当然不得而知,也许会在另一个办公室,和他的侄女聊着彩票,吐着烟圈,悠然依旧。这世上本就有各种活法。

我有些急了。找《都市报》副刊部的编辑明明,问她有没有适合的工作,打杂跑腿均可,只要让我待下来。大学时常投稿给她,对我亲和委婉。我们约在附近的餐厅吃饭,她说,多写稿来,稿费可以补贴一些生活开支,至于工作,编制已满,无能为力。记得后来,我离开长沙时也与她在同一家餐厅吃饭。她鼓励我,在外漂泊,练就一身本领便回来,到时再试试能否帮上忙。记得她一直微笑说,年轻时也曾向往北京,因为爱的人在那里,却没有勇气去追寻,于是变成悔至今天的痛。

终于,父亲拜托了省委的朋友,让我去一家新闻网站面试。离我住处很远,需要转两趟公车。正是烈日当头,我被烤得无精打采。或许是连番的打击,让我并没有太多信心,只是觉得既然有了希望,不去争取一下会是个遗憾。那时,同学们都陆续找到了教书的工作,黄瑾和童童都考上了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我形单影只,觉得自卑。

面试后第二天,他们竟然打电话给我,说可以直接试用,想必是父亲的关系有些用处吧。

办入职手续,填了一沓表。人事部的负责人把我的相关证件复印了一份,然后问我,毕业证呢?我不敢出声,把辅导员开给我的证明小心翼翼地递给他,他看了看,头都没抬,又还给我。

我手足无措,问,办完了吗?

他懒洋洋地说,办完了。

我有些不敢相信,老老实实地问,我毕业证还没拿到呢,这也行?

他有些不耐烦,证明不是让我看了吗?快回去吧,下周一来报到。

开开心心地走了。

几年后看《奋斗》,开篇便是没拿到毕业证的大学生跳楼自杀,有些不解,不知是他太偏执,还是我缺心眼儿。连死也不怕,为什么害怕缺了一个小小的证?这么大的勇气,还不够打败这么不值一提的挫败吗?也许我天性乐观,所以也能换来些好运气,之后的每份工作,似乎都未在意我的学历,我也大胆地在履历表上本科那一栏打上勾,从未被质疑过。多年后创业,生意场上驰骋,更不会有人再留意我的学历,只是偶尔会想起我的辅导员。他在我毕业后几年,每年都会提醒我回去重修体育课的学分,语重心长地说,四年啊,为的不就是这个证吗?我心怀感恩,却一直未能赴约;直到今天,我仍是一个没有大学毕业证的人。不知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现在是不是还被锁在哪个冰冷的抽屉里,怨恨主人对它们残忍的遗弃。

正式在这家网站上班了。同事谦和,领导体贴,都很好。在我看来,只要不拿毕业证为难我,就千恩万谢了。

只是我面试的新闻部,却把我安排在最不受重视的社区管理部,理由是新闻部编制已满,应届生应从低做起,循序渐进,能更快了解企业文化。每天的工作是管理论坛后台,有些不得当的帖子及时删除。试用期月薪800,转正后1000,但扣除税费和保险,竟然比试用期还要低。早上8点半打卡,晚上12点才能离开。没有周末,没有班车,打车回家,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尽管如此,当时看来却是一份极好的工作。网速够快,没有业绩压力,空调吹得犯困,闲暇时写写小文,也没人管。传说员工都是干部子弟,来养老赋闲,所以少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偶尔还换来领导的意外赞许:咦,你的东西写得不错嘛,听说你以前是个作家?

竟然也待下来了。

早上起来在街口买两个包子,一杯绿豆粥,边吃边等车。每个月微薄的薪水剥夺了我血拼唱K的权利,于是多了时间创作。写专栏,出书,我尚算勤奋,所以每个月尚有结余。平时可以看电影,买双好看的鞋,回老家在父母面前显摆,还拿出红包塞给他们,不要,硬退还给我,我也厚着脸皮狡黠地笑着收好,觉得省了钱可另作他用。

我看上了一双三叶草限量版的鞋,一千多元,买了就没钱吃饭。每次去逛,逛着逛着就走到了那家专卖店,摸一摸,看一看,然后搁回原处。粟智说,要么就买,要么就不要看了。我开玩笑说,多摸几次,摸旧了,或许就能打折。

公司点盒饭,都点十块的,我点十五的,多一个荤菜和汤,因为觉得工作已经不如意,何必亏待自己的胃。他们啧啧议论,说我定是富二代,工资少得可怜,吃饭竟如此铺张。可明明只是多了五块而已嘛。

每晚12点下班,总能遇见趴活儿的出租车司机常德籍小哥。

他说,真羡慕你。

什么,羡慕我?

对啊,这么高档的写字楼,里面很气派吧,真想进去看看。

有什么气派的,你自由自在不挺好的吗?

他年轻骄傲,哈哈,谁想一辈子开出租啊。

沉默。心里在说,开出租也好,写字楼打卡也罢,还不都是漂泊人生。离开家那一天就变成了王家卫电影里的那只无脚鸟,一辈子也无法栖息,停止飞翔的日子就是生命的终点。

没有租房。粟智家在长沙,好友钟林在电视台当主持人,台里给他安排了住处,于是我在他们家轮换着住,居无定所。反正也没什么行李,几件衣服,几本书,再给我一把剑就可以浪迹天涯。

偶尔聚会看碟,聊着未来,还在家用电饭煲做火锅。没有砧板,铺一张塑料桌布,小心翼翼地切午餐肉;没有碗,用一次性纸杯,省了麻烦,还不用洗,吃完把桌布一裹,全部扔掉。缺了可乐和甜点,就打给千惠超市,麻烦送来会展中心员工宿舍,南栋605。

夜晚散步,走在家门口的小路上,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但也会隐约感到不对。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个命题太大,我不会去深究,总之先安稳,养活自己,已是幸运。即便明知心很大,梦想却很遥远,那又如何?无法反抗,甚至有点害怕改变,有点逃避的意味。当然也知道不会一直如此,只是不确定那一天何时才会到来。

这时最惊喜的收获,便是发现自己的底线无限,期待中光芒照人的生活并没有实现,卑微得像一粒尘埃,竟然接受了。日复一日,也无所谓自己最引以为豪的才能。因为,什么是才能,我已概念模糊。

粟智在湖南经视做实习编导,月薪500拿了快半年。那时经视很难进,传闻有人实习一年,每三个月提出一次转正申请,却仍然只能倔强地留下来继续等,最后还是落魄离开。然而,他竟然转正了。当时《放肆娱乐》是省城知名的娱乐资讯栏目,收视极高。制片人郭晓华赏识他,觉得他审美能力不错,肯吃苦,低调温和,人缘好,视作得意门生。团队默契快乐,笑点一致,算是温暖的归宿,理应知足。

但他仍不甘心如此。后来,他说,好像有种奇妙的使命感告诉他,必须离开长沙。

他问我,去不去北京?

我没听清,干嘛?

他一字一顿说,去北京,工作。

我好像也有那种奇妙的使命感,几乎没有思考,就说好。隐约感觉有个巨大无形的手掌拍着我的肩膀,传递给我特别的力量,觉得那一天就快来了。

辞职那天,依然站好最后一班岗。12点下班,出门,漫天星斗。回头看这栋大厦,夜色里竟然变得如此温柔美好。再见。

我上了常德小哥的车,他问我,怎么这么兴高采烈?我说,我辞职了,准备去北漂。他有些惊讶,说,今天不收你钱吧,我们这辈子怕是见不着了。

快十年,没再见过他,不知他是否还开着车,每晚在写字楼下趴活儿。希望他能有机会去气派的写字楼工作,西装革履,意气风发。

第二天,粟智说要庆祝我大胆离职,去附近一家海鲜大排档吃蟹,然后拿出一个盒子,说是送我的礼物,感谢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一同赴京的计划。拆开,就是那双三叶草的限量版球鞋。一时语塞。

过年。吃饭。告别。喝醉。拥抱。一路向北。

编辑终于来了,他叫王海燕,来北京之前我并没有见过他。

他初入行,在一家民营出版公司工作,跟我签了一本书的合约,听说我来北京找工作,出于编辑对作者的爱护,为我租了辆金杯。

9个包裹把车塞得满满的,我和粟智坐在包裹中间,看着窗外倒退的高楼,相对静默。路上不堵,还来不及感叹,就到达了目的地。我们暂时借住在好朋友潘峰的家里,在定慧寺,他与朋友合租。

潘峰只比我们早来几个月。他是湖南电视界的前辈,曾提携过李维嘉,又担任湖南台节目《大当家》主持人,兼任湖南经视节目部副主任,曾在湖南红极一时。事业高峰期,他放着长沙的豪宅不住,远赴北京,在一家广告公司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中午拿着饭盆去食堂打饭,跟三五同事边吃边聊,云淡风轻,乐在其中。我问他,这算苦修吗?他说,那些虚荣的东西不会带来什么,在湖南的工作进入一个瓶颈,不知道怎么前行,我总觉得,这种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

在客厅放个席梦思,铺个床单,我和粟智就先住下了。因为是合租房,所以不便久留,第二天一早便去办手机卡,去网吧分头查询租房和招聘信息。

抄下了十多个租房中介的电话,正准备一个个联络,潘峰打给我,说他有朋友的室友搬走,空出一间房,想找人分摊房租。

那个朋友叫刘涛,东方卫视驻京的记者,后来去了华谊做经纪人。我们同为湖南人,都来京不久,都在湖南电台做过DJ,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聊起来不生疏,算是惺惺相惜。晚上我和粟智就搬去,取钱付房租,算正式住下,倒是省了去看房的气力。紫竹桥附近的老式小区,门户时常在打瞌睡。旁边有条干涸的护城河,沿边种着矮冬青,一片破旧的平房。那是我对北京最初的记忆。

我们的房间略大,日光灯是坏的,修过几次,说是线路问题,很麻烦。索性放弃,去宜家买来几盏台灯,同时打开,也光芒满屋。

两人洗洗刷刷,扯了几米格子布,钉好垂下来,就算是窗帘,台灯歪歪斜斜地照着,有种莫可名状的美。拍照发给黄瑾和童童,有点得意地说,我的北京生活。他们高呼说,你不是说计划受苦吗?却住得像天堂。

天堂之所以是天堂,是因为没有人曾抵达吧。

照片上是看不出来的。那洗衣机是坏的,总洗着洗着就停了,拍拍它才继续转动,用力必须刚刚好,重了轻了仍不动;暖气不够热,房间通阳台的门透风,塞很多抹布才算严实,二月春寒,常被冻醒;客厅只是一个过道,放了个三人座沙发和电视机,侧身才可勉强走过;老楼房,不隔音,哭天喊地声夜夜传来,被子一拉,蒙上头数羊,努力睡着。

容不得挑剔,否则就得在这寒风凛冽的北京街头满世界找房,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会不会被骗,而且没有时间。

工作还没找呢。

工作比我想象的要容易许多。粟智在湖南台有工作经验,还有台里的推荐信,时任湖南经视节目部主任的龙丹妮还在信中说,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那时她还在地方台苦干实干,并未显山露水,但在电视圈里已是权威,有她签名的推荐信更容易被重视。

那时,北京的电视行业还处于比较传统,又急于拓新的开创阶段,需大量吸收新鲜力量,在湖南台锻炼过的北漂电视人都很受欢迎。粟智很快在一家传媒公司找到了工作,做一档日播娱乐新闻节目的记者,没有底薪,凭工作量计酬。公司的副总裁沈婷昭对他印象很好。她热情温柔,善于沟通,在业内颇有名望,正赶上公司扩编,她广纳贤才,俏皮的同事私下给她取外号“沈不停招”。她对湖南电视人情有独钟,是大家亲爱的昭昭姐。

我原本不急于工作。

打给父母安抚他们,说一切均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有新的作品要写,所以过些天再考虑工作的事,不缺钱。

陪粟智去公司,遇见昭昭姐,简单问了我的情况,知道我写过一些东西,又是湖南人,问以前在哪工作。我撒了谎,说在长沙一家新闻网站做新闻稿件编辑工作。

她说,来我们公司试试吧,做娱乐新闻的文统,和以前差不多,看看口播稿,略作修改,有兴趣吗?

我还想客气一番,粟智抢着代我答应,说,他求之不得,快道谢。

我结结巴巴赶紧谢过。

事后问他,你倒好,比我还着急。

他说,公司离家近,可以一起上下班,省了一家家去面试,领导直接邀请,有这等好事还想什么?

大概有一个月的试用期,安排我去另一个节目先学习文统的工作流程。领导叫小胖,湖南人,冷面,言辞犀利,批评下属不留情面。他和另外三个同事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我问候过,他们应了一声,并没有搭理我,继续忙碌。房间里没有多余的工位,甚至连加一把椅子的空间都没有了,我只好傻傻地站着,听他们交流、争吵、闲聊,更多的是各自沉默。插不上话,有点委屈,就这么一直站到下班。不能离开,离开便意味着拒绝学习,也不便去跟昭昭姐抱怨,那间屋原本也容不下另一把椅子,而他们似乎也并没有义务教我什么。

站了五天,每天上班几乎是扮演一天哑巴,然后拖着酸痛的腿回家。第六天,小胖没有回头,却突然说,过来。

我抬头环顾四周,仍站那里,有点茫然。

说你呢,过来吧。

才意识到是在叫我,赶紧凑过去。他打开几篇口播稿,为我示范,这样,这样,再这样。我鸡啄米似的点头,心里不知多开心。

一个月后我进入粟智那一组,正式转为试用。工作时间是晚上六点到早上五点,日播节目,没有周末,工资不高,刚刚好够养活自己。我很高兴,发短信给小胖,说,谢谢你,我学到很多。他没回我。后来很多年都没见过他,也不知他近况,但有一天他曾给我发邮件祝福,提到当年我站在他身后的那一个月。他说,没见过这么老实胆怯的小孩,隐忍又固执,预感前途一片光明。我回邮笑道,那你面若冰霜,也不拯救我。他依旧犀利,说,你也知道房间小,我唯有叫你滚出去,那你能学到东西吗?

后来听说小胖的团队已经各奔东西,有的在做电影编剧,有的去了《壹周立波秀》,有的已转行,做了普通的观众,闲时看看综艺节目,不负责任地吐槽一二,再没有夜夜苦战机房的压力。

作息成为很恼人的问题,每天睡到下午起来,粟智出去采访,我走着去公司,在楼下草草吃一碗拉面,等到早上下班再和粟智去吃烤串。一天两顿,总觉得吃不饱睡不好。公司常常会在凌晨提供夜宵,包子、春卷和小米粥,我反应慢,又矜持,一群人拥上去,剩一勺小米粥的残渣,看了看,没胃口。

总算安定下来,也懒得抱怨。北京没有可以倾诉的朋友,打电话回去当然要吹吹见多识广的牛,虚荣心茂盛得火树银花。

粟智比较辛苦,拍摄的新闻条数核算工作量来计酬,但他是新人,没有新闻线,只能靠自己积累,或者昭昭姐偶尔帮忙介绍一些活动窗口给他,让他保持一定的薪资水准。不过他好强,又有生活的压力,我们常半夜折腾,翻遍娱乐网站,研究新闻线索。

有天看到新闻说,演员黄老师将在北京登记结婚。商量后觉得,若能在登记当日采访到他们夫妇,应该是一条轰动的独家新闻吧。关键是,公司规定,这类独家有一千元奖金。

大清早,粟智便扛着机器跑去朝阳区民政局。因为完全只是碰运气,于是也不敢申请摄像师同去。中午他失落地回来,说,白跑一趟,等了几个小时,他们没来,不过我跟民政局大妈聊成了朋友,留了电话,说有消息通知我。

下午两点左右,电话响了,居然是民政局大妈。来了来了,黄老师来了,你赶紧的!还在补觉,他一跃而起;我说,赶快赶快,而他也兴奋地念叨着,一千元,一千元。

那条新闻理所当然成为了独家,1000元奖金也拿到了。粟智表现得有理有节,黄老师夫妇婉拒采访之后,他仍报以热烈的祝福,还在大妈的帮助下拍到了夫妇宣誓领证的画面,显得温馨却不失新闻点。播出后收视喜人,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全国媒体的狂轰滥炸。那时国内的娱乐新闻仍中规中矩,尤其是电视媒体,基本都是发布会上的套话和剧组花絮,鲜见这种偷拍素材,关于娱乐记者的新闻道德素质的热议继而由此展开。

节目不可避免地火了,开大会领导表扬,这就是娱乐圈的规则。但粟智并不开心。

他说,结婚本是私事,被拍的人并不想公之于众,我却为了这一千元奖金做了这件让人不开心的事,未来是不是要一直这样下去,变成我的所谓事业呢?

这个疑问埋下了我们渴望转型的种子。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有趣的经历,希望未对黄老师夫妇造成伤害与不便。

多年后,他们夫妇受邀做客我们自己公司旗下的节目《Lady呱呱》。我逗粟智,要不要去握手言和,给一句迟来的道歉呢?他笑笑说,不必了吧,不过,这一期的内容,记得祝福为主吧。

于是果真祝福为主,相谈甚欢。录完之后,团队与他们合影,粟智上前握手,但不发一言。时隔多年,黄老师笑脸相迎,全然不记得当年偷拍他的记者就在面前。

我知道粟智的举动,只是一种释怀,他心思单纯,想还人一个开心的画面,不想留有遗憾。

抵京到开始正式工作,不到一周。

匆匆忙忙地活着。节目收视不错,业界赞许声很多。几近不见天日的时光,年轻似乎也扛得起。忙碌时饿了,可以一直忍,忍到后来居然也不用吃了。

公司离家步行十五分钟,下班都在凌晨四五点。有段时间很恐怖,沿路贴满了杀人犯的通缉令,那凶恶的眼神仿佛直勾勾盯着你。两人结伴回家,几乎是不顾一切地飞奔,一秒也不敢停留。后来报纸上说那杀人犯在海南被逮捕后我才松了口气,可以放心大胆地大步走回家了。

有一天,凌晨5点左右,天未亮,因为太累决定走护城河边的小路,没有路灯,阴森可怕,我们并肩走着,故意说话很大声,给自己壮胆。走到一半,发现有两个男人脱了上衣正挥舞锄头挖地,你一下我一下。两人旁边躺着一个女的,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死了。我很紧张,不敢出声,我感觉粟智也很紧张,他拉拉我的衣角小声说,快走。我们屏住呼吸加快速度,走了两步,发现前面是一辆吉普,旁边堆放了几个麻袋,歪歪斜斜,显得神秘。

我们绕过车,那几个人也没搭理我们。等走远了点,我们对视一眼,月光下看到他神色慌乱。他低声说,数一二三,马上跑。

一,二,三。

数完,我们开始疯狂地奔跑,也不对话,只是拼命跑,风声在耳边作响,五分钟后到了家,我们还有点六神无主,他问,要不要报警?我喘着粗气说,不知道。然后一片沉默。因为太累,我们竟然就这样大汗淋漓地睡着了,也忘了报警。

第二天白天,因为好奇心使然,我们重走了那条路,结果发现那两名男子挥舞锄头的地方,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我们相视大笑,互相嘲笑着对方的胆小。

小区安保不严,流动人口居多,住得不算安全。

还有一次,一人在家,有人急切地敲门。问是谁,说是公安,我不相信,不肯开,对方把证件从门缝里递进来,确认身份后才把门打开。两个人,一个穿制服的是公安,另一个男人满头鲜血,一滴一滴落在地上。公安问那男人,是他吗?男人摇摇头。然后说,打扰了,走了。我站在原地,门敞开着,凝视着地上的一摊血,发呆了很久。那流着明晃晃鲜血的头,闭上眼就会再次出现,像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来北京两个月,第一次跟粟智说,回去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想好了也可以,不是非得在北京。

那一天,我们失眠了,聊着这两个月的种种,既爱又恨,这个偌大的北京城,真的就在这里了吗?

就在第二天,我们在长沙相识的湖南台领导周先生来京,电话约我们在香格里拉见面。他已离开湖南,去了一家香港的境外电视台任台长,运筹帷幄,正大规模举贤纳士。听说我们在北京,趁出差的空档相约一聊。他开门见山,问我们肯不肯去协助他,工作地点在深圳,境外台空间大,待遇好,只是工作地点在广东,若我们点头,又得大费周章地转战深圳,要下一番决心。

他说,这么年轻,背井离乡来北京,有勇气。但深圳离长沙近,想回湖南,分分钟。

整个见面不超过半小时,他匆匆离开,走时说希望三天内得到我们的答复。

很纠结的三天。

打电话和家人讨论,说深圳温暖干净,虽然治安相较北京略差,但饮食属南方口味,服务也讲究,很好。粟智则打给了湖南经视的老领导晓华姐,听她的建议。她说是个机会,但要谨慎对待。打给深圳的朋友向丹,嚷嚷说,把家里收拾干净,我要来借宿了。打给黄瑾,我马上就要离你们近一点了,开心吗?

我们都没提这件事,严重的拖延症,不愿面对,不愿决定。第二天就要回复周先生,去或不去,不能再踌躇不定。

似乎默契地决定了去。逛街走很远,什么也没买,突然就把自己当成了即将离别的游客,想要尽快记住这里的每个颜色。

所以北京真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过路景点吗?

晚上我们看完一场电影,走着回家,终于忍不住要商量了。摆出利弊,一条一条思考。

粟智沉思一会儿,说,不走了。

为什么?

我们离开湖南,所有的地方便都一样了,注定是一辈子的过客。相比那些住在地下室,拿着报纸看就业信息的北漂同路人,我们已经是幸运儿。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选择和诱惑,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对于自己未来的改变,是因为我们足够好,而不是因为我们不太好。

一段话说得我热泪盈眶。

我们婉拒了周先生,决定留守北京,理由是,若才来就离开,对不起自己当初的决心。他也理解我们,全是祝福。后来他与我们结为忘年交,微博上时不时互动交流,看他闲暇时创作的诗篇,很有些大气磅礴的感觉。

我们继续着周而复始、昼夜颠倒的生活,并相信总有一天会改变。

临近五一假期,接到电话,是光线传媒的一个制片人,问我下午有没有时间,他们的副总裁李总想见我和粟智。有点诧异。

因为是竞争公司,我和粟智低调赴约,选择了附近的咖啡厅。当时两家较劲得厉害,私下去接触对方公司,总觉是见不得光的事。

李总叫李德来,四十出头,之前也听过他的名号,电视圈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比想象中随和。似乎这个行业都不太会拐弯抹角。他说,听说了你们,节目做得好,湖南电视人厉害,来光线吧,给你们一档节目,你们自己做制片人,过完五一来上班。

完全没有理由拒绝,好平台,好机会,这是成长。只是不知如何跟昭昭姐说。

和昭昭姐进行了一次长达三小时的谈话,她对我们的离开抱以最诚挚的理解,或许因为他丈夫是湖南人的缘故吧,所以更疼我们一点。她说,漂泊不是容易的事,你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步入更高的台阶,除了祝福,我还能说的只有,如果不如意,就回来。如果不回来,我们也会是长长久久的朋友;你叫我一声昭昭姐,我就会把你当我一辈子的弟弟。

一直感恩于她,后来创业,她也经常帮我,见证我每个成长的脚印。

当你和前任分开,无论是恋人还是老板,都不必去后悔,更不要抱怨与痛恨。前任给予你的,也许有艰难疼痛,但我相信更多的是美好幸福。

后来昭昭姐他们成功转型做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等贺岁片成绩斐然,《富春山居图》更请来刘德华助阵。我发短信祝贺,说,感谢我来北京以后的第一个亲人。

回电给李总,说,我们来。

那天他请我和粟智吃饭,边吃边聊,从餐厅出来时,冷空气扑面,一下清醒很多。看时间竟已是凌晨两点,他送我们回去。坐在他的奥迪上,我有些拘谨,想象着,我什么时候会在北京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觉得应该是很遥远的事吧。

办完离职再办入职,风风火火,迅速在光线有了自己的工位。西三环的小白楼,隔壁酒吧的苏打饼,团校的腊肉煲仔饭,新一代光线人不会有的记忆。

新节目策划、筹备、开工。

粟智当上了制片人,那一年,他22岁,不可思议。

五一长假,回去之前李总嘱咐我,去看看还有什么想来京发展的优秀电视人,接触一下。当时光线旗下王牌节目众多,一时间风头无两,对湘籍电视工作者有种特别的偏爱与包容。湖南人敢说敢做,胆量惊人,像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都有种天生骄傲的气质。

和粟智回湖南过五一,在火车上开了两瓶啤酒,干杯。

三个月前,趔趄抵达,怀疑自己是否真能在这里待下,现在却有种毫无来由的骄傲。未来如何无需计较,总算没有狼狈回乡。

留守长沙的三个好友是必须见的。黄瑾在湖南娱乐频道做着导演,周播的儿童综艺节目,每次录完就散了骨头,腰酸背痛去按摩,那技师都跟她相熟,见到她便问,又录完了吧;老汤在湖南卫视《金鹰之星》,他以前是个优秀的火车司机,还是国家二级钳工,为了梦想转行做电视,跨度有点大,倒也挥洒自如;童童从娱乐频道去了湖南经视,接替粟智做《放肆娱乐》的记者,压力大,头发一片片掉,俗话说的“鬼剃头”,不过这时他已经先于他们得到了去光线的机会,正准备辞职。

我晚上住在他们家,河西一个居民区,想说服他们来北京。

各有各的百感交集。黄瑾说,领导器重,但留下来转台聘的希望不大,长沙这种地方,一个月这么点钱,其实还不如去教书。不过真要离开,又有点怯,去北漂,听起来有些悲壮。老汤顾虑的是,母亲身体不太好,但他更憧憬不可预知的未来;当时他所在的节目组人事变动,他待得并不如意,踌躇两难。

我用潘峰的话说服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这会是你们人生最伟大的改变。

最伟大的改变。我想是这句话打动了他们。

终于在北京团聚了。

和我们同住的刘涛因工作调动,正好要搬去离新公司近的住处,他们三人便住过来。五人挤在这蜗居,省下不少房租。

列着清单,谁洗衣服,谁拖地,谁负责早上把大家叫醒等等。都想偷懒,争个你死我活,最后又都抢着做。

看奥运会,买了啤酒、鸭脖子,东倒西歪地喊加油,不懂体育也跟着凑热闹。

这辈子不复重来的场景,有谁懂得其中的美好,只是反复念叨着我们要一直这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说得多,做不做得到,好像跟承诺无关,那是另外一件事。

结识了不少朋友。

当时的节目总监卓玛,西藏人,和我一样是摩羯座,工作玩命,却幼稚极得要命。跟我打闹,喝矿泉水要吐对方身上,尖叫着绕办公室跑圈,撞到老板王总,以为我们疯了。

岁月轻狂,毫无畏惧,却承蒙错爱。当年出版第三本书,《新京报》做了我的专访,李总非要把有我照片的报纸张贴在公司公示栏上炫耀,还特地圈出来,标明这人是某某节目的谁谁,羞得我深夜趁加班人少偷偷撕掉。于我而言,工作的氛围必须纯粹,写写画画那是我个人私下的喜好,跟我的职业无关。

做综艺版《娱乐现场》,我大言不惭地说,现有的主持人不好,要找外援。辗转找来在涿州拍戏的谢娜,几乎没有主持经验,除了那位盛名在外的男友,观众对她也一无所知。赶鸭子上架,效果竟好得出奇,大红大紫是后来的事了。当年我们青春年少,把酒当歌,哑着嗓子唱《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为比赛讲冷笑话还买了本砖头般厚实的《笑话大全》……明天是既美好又不确定的礼物,人手一份。很多年后,在湖南卫视遇到她,见面默契还在,说起只有我们懂的旧段子,笑得人仰马翻,旁人皱眉疑惑,看不明白。

粟智游刃有余,成为我们中最早当上制片人的。22岁,中气十足地拿着对讲机倒数“三、二、一”,我一直说,他气定神闲的样子最有魅力。

黄瑾个性开朗,是我们五个人中唯一的女生,爱哭爱笑,真性情,所以有好人缘。

老汤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看起来要略大,有老板范儿,所以我们常开玩笑叫他汤总,叫着叫着,后来便成了真的汤总,光线活动部的总监。

童童的奇思妙想、天马行空,总有惊喜,饭桌上他负责逗乐,舍得牺牲形象,苦练软骨功——左手拉右手,可以绕过全身360度又回到原处——只为哄得满堂喝彩。我们笑说,北漂不易,看得好辛酸。

也有争吵。

忘了是为什么,大吵之后,童童抱着我哭,说,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讲好不分开的五个人啊,来北京多不容易。我也跟着哭。眼泪交织,是多伤心才会流这么多泪水,现在想起来怎么印象模糊呢?

多年过去,现在想起这些,岁月静好,海阔天空,记得的竟全都是每个人的好。温暖如昨,却只能怀抱空气。当时的咬牙切齿,不共戴天,那些指责、痛恨,一条也说不上来。于是可以淡然地说,你是做错,而我,又何尝无过。

所以,往事随风,都随风。

往事里的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说永远,坚信我们是不会分开的,还嘲笑那些娱乐新闻里闹不和的组合。相濡以沫,荣辱与共,见识过那么多不堪的岁月,怎么会不和呢?五个人一起上下班,MSN上说去吃饭,齐刷刷站起身,所有目光扫射过来,万众瞩目的错觉;团结得让其他同事侧目,一个资深编导欺负童童,我们联合起来整得他跳脚,他却对我们无可奈何。事后暗地里递眼色,互相说,赢了。

说起梦想也毫无含蓄。老汤想去导春晚。童童要上《时代》封面。黄瑾烫了个秀兰·邓波尔的发型说,期待哪个导演看中,邀她去拍戏。我要《当代文学史》写足我10页。粟智说存够钱,自费出张玩票的唱片。说是玩笑,心里却并不是没有期待的。年轻最大的特权就是,我还没有遍体鳞伤,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晚上,五个人一起回家,提起刚来北京时遇见的锄头男,笑说五人同心同力,热血青年,即使赤手空拳遇见老虎也不会怕了。这是笑话,亦是誓言。

繁星流动,与你同路。

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五个被拉长的背影,歪歪斜斜,却像一个永不解散的队伍。

那些年,我们一起混过的日子

那些年,我们一起混过的日子

北漂的人,必须有一段混着的时光,那是我们的必修课。

过完国庆,我辞职了。

刻意选在卓玛和李总出差的日子去办了离职手续,心怀感激,却不想遇见他们,我耳根软,害怕听到煽情的话又会动摇。但这件事成为后来最后悔的事情之一,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离开,我都应当和他们好好告别,至少是一次正式的告别。需知,人生除了报亲恩,第二便是知遇之恩,而当时幼稚的我,并没有这样做。

未找好下家,暂时也没有计划。虽然我并不觉得这个行业里,以我的资历还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但还是辞职了。

不必去追究得失,当下觉得是对的,那便是对的。若非要问原因,便是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

从抵达北京开始便未停歇,疲惫是不甚重要的因素,更在意的是,我想了很久,确定自己并不热爱这份工作。我总认为人生最大的失败,是无法用我最热爱的文字来养活自己,所以才妥协进入电视圈,用我觉得高贵的文字来书写节目串词。热血青年,铮铮傲骨,实际上幼稚得可笑。但就是不愿退让,在节目里开着无趣的玩笑,卑躬屈膝地讨好着嘉宾,每天为收视率提心吊胆。那时还小,觉得这些变成了生活的全部,撑不下去,想逃离。

因为出了几本还算有口皆碑的书,我有了一个清高的分身,于是世俗的那个自己输给了清高的分身。

分身无视金钱,只愿文艺地活着。不必笑我,年轻总有各种尝试,所有的醒悟都在多年以后。

那时安妮宝贝刚搬来北京;韩寒风头正劲,一人独大;郭敬明小荷初露;张悦然还在新加坡念书;蒋方舟初出茅庐,但不如她母亲尚爱兰的名气大。认识了春树和孙睿,常混在一起。春树刚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被称作“新激进分子”,孙睿的《草样年华》卖到断货,师从田壮壮读研是几年后的事;女文青吴虹飞,辞职失恋,自组乐队幸福大街,唱《一只想变成桔子的苹果》;路金波还没有离婚,带美丽的妻子来北京出差,约见我们一干人等吃川菜,末了去酒吧聊天。我很轻松,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可以逃避的双重身份。你们是电视人,我不是,我是作家;你们是作家,我不是,我是电视人。有点自欺欺人,但很好,在哪个群体里,都是个了不起的局外人。

辞职那天,我在公司发呆,在电脑前坐到晚上11点。春树来找我。

在门口准备离开时,她指着那盆粉红色的蝴蝶兰,说想要。我很为难,这是公司财物,离职也不可带走一分一毫。她依依不舍,说就两支而已。我想了想,突然扯下两支,抓住她的手就往外跑,生怕被人看见。她笑着跟我跑,跑了很远。我们的笑声在北京宁静的夜空中回荡,久不停息。

就写写字,不工作也挺好。

代价是收入变得不稳定,但兴趣所致,爱写便写,不写就自由自在,无需趋炎附势,更没有复杂的交际圈子。写完,发邮件给编辑,需要修改便通个电话,稿费汇来,银货两讫,连见面都省却了。生活单纯得像一滴蒸馏水。

跟父母坦白,我暂时没有工作了,但不缺钱,放心。极努力地试图说服他们接受我的状态,喋喋不休地强调:中学的学长没有工作,开了工作室给人做设计,收入颇丰;小梦也放弃体制内的工作,走遍千山万水,拍好看的照片,写着专栏,也不算潦倒;还有后海那么多餐厅驻唱的年轻人,据说都是艺术院校的高材生,在哪里唱都是一个舞台,对不对?他们只是叹气,但也认可,说,我们倒不需要你养,家里衣食无忧,亦接受你北漂的自由,但即便做一生的文艺青年,也要考虑买房买车,有丰厚的积蓄才安心啊。

我想,也许他们内心并不愿意我选择漂泊,只是无可奈何。

只能感谢宽容的北京,让每一种生活方式都得到尊重。若是在老家,没毕业证,又没个正经工作,成天窝在家里做着作家梦,必定千夫所指。无所事事、混吃等死、社会不安定因素,说的不就是我这样的人么?

慢慢混到一些名声。

签售自己的作品,很多读者从各地来,竟然会因为看到我而激动;和那些畅销作家去领奖,他们也都能准确说出我的名字;出席各种书展的读者见面会,说着千篇一律的套话。父母不再念叨了,在他们看来,出书出名是光彩的事。

看起来很忙的样子,却很迷茫。

有一次在天津,一群跟我同龄的作家附庸风雅,见白烨和马原在,都积极发言,引经据典,好抢个风头。轮到我,没有站起来,说:觉得来错了,我以为作家不应该这么多话。我写作,所以我沉默。

说完,冷场几秒,竟然获得掌声。

结束后,有个女生来找我,说对我印象很好,留下电话,她说,我叫宋静茹。我激动了,那是我曾最爱的作家,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写《孩子》的那位,她一直低调前行,拒绝曝光,却坚持以缓慢的速度出版着不同的作品。

她说,你刚才说得很对,作者应该沉默,所以我也很失望这么吵闹。她当年保送南开,毕业后去《中国国家地理》做记者,又转行做出版,所从事的行业离写作不远,并不委屈,但似乎没有真正的快乐。

矛盾中依然前行。

写了一本童话,叫《我丢失了我的小男孩》,在内地与韩国同步出版,赚了小小一笔钱。韩国编辑白女士是我的伯乐,她请人翻译成日文,推荐在日本连载,被宫崎骏的吉卜力工作室留意,转载至他们的官网,联络到韩国方,洽谈版权改编事宜。多了日本读者,留言给我的博客,说喜欢我的故事,我看了欢喜,但随之而来也多了些是非。

日本的新闻媒体好奇出现在吉卜力工作室官网上的中国童话,于是捕风捉影率先刊登我和宫崎骏合作的新闻,国内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媒体的渲染远远超越了文本的力量,那段时间我关了手机去度假,回来看见铺天盖地的报道,各种关于我的采访,不同版本,真实与否都是极大的伤害。外界都猜测这所谓的合作,仅仅是个骗局。这是一件十分糟糕的事,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成为一个话题人物。

我辞掉工作,只是为了写作。我写作,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价值所在。

敏感如我,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不太可能。一直逃避,不愿去解释,觉得若站出来回应,更会推波助澜,最后变成一个被人记住的笑话,不出声,也许就会慢慢被淡忘吧。

我想了各种可能。比如,我还是个光线的导演,从未热爱写作,没有分身,抑或我潜心写作,也从未想过被人关注,更不屑太多人读到我的书。哪一种我会更开心?

有点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了了之。

没有工作的状态持续了大半年。有版税,就吃吃喝喝,换几套新装,没有版税,就跟着粟智吃吃喝喝,穿他多余的衣服。庆幸这几位朋友,能忍受我的孤僻怪诞,喜怒无常。他们仍在这行打拼,各自收获着成绩。

大家都有了小小的存款,分开住了。粟智与我,以及他的中学同学刘彬合租在西边的厂洼小区。刘彬厨艺了得,人称“中华小当家”,跟着学习,我这闲人竟学会做一手好菜;老汤交了女友莹子,是光线艺人部的同事,他们和黄瑾合租在我们附近,下班后常来蹭饭,说话小心翼翼,生怕说出“反正你在家没事就先把汤炖好”这样的话刺激到我;童童留在紫竹桥的老房子,偶尔去那边相聚,故地重游,不胜唏嘘。

脱离集体工作的生活,自欺欺人是在创作,却掩饰不了巨大的孤独和压抑。

有天大学辅导员来北京,黄瑾打给我,说一起吃饭。我想想,拒绝了。

为什么?他对你那么好,吃个饭而已。她不解。

你们都在上班,他问我在干嘛,我怎么说?

就说你在创作啊,又没骗他。她急了。

不行,不去。

最后硬是倔强地拒绝,关了手机,在家睡觉。躺在床上,想着他们和辅导员觥筹交错,聊着北京见闻,热闹非凡,我作为第一个来北京的代表,竟然没有颜面相见。

突然开始痛恨这个矫情的分身,所谓创作,若让我丢失了与外界交流的渴望,即使著作等身又如何?青春年纪,不是应该尝遍各种滋味的吗?

眼角眉梢忧伤一下,罢了罢了,都是自己的选择。

晚上依旧对着电脑敲打着键盘。粟智在背后小声叫我,我说怎么了。他走过来,坐我旁边,说,放一放,别写了,去找一份工作吧。

见我沉默,他继续说,如果写作变成你赖以生存的谋生技能,算不算一种亵渎呢?如果你摒弃生活,只是闭门造车地写作,又何必来北京,哪里都是一样了,而生活不是应该比写作更重要吗?而且,我只是肤浅地觉得,这些日子你的状态,不算健康。最理想的妥协,应该是有一份能让你更有激情的工作作为事业与经济来源,但并不妨碍保留一份热忱给写作啊。我赞同你的文学理想,甚至佩服你的勇气,但能脱离社交,像李碧华那样离群索居的优秀作家又有几个?你说呢。

唉,这道理,其实一直都明白,只是没有台阶下,才倔强地坚持着自己的选择,也坚持着不去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我是一个失败的作家,也是一个失败的电视人。

不过,我并不觉得浪费了时间。北漂族最彪悍的自我标榜就是:只要不狼狈回乡,就不算输。因为有个很时尚的词叫“经历”。

在我“游手好闲”的日子里,他们的工作也兜兜转转。

粟智从光线辞职,回到昭昭姐身边,制作一档音乐类综艺节目《春华秋实》,在北京台播出,随后节目停播,他再度离开,以编外合作的方式参与制作光线的一个选秀活动,动荡不堪,很不顺利。他那时个性耿直,胸无城府,不知不觉间就得罪了人。像是榴莲,讨厌他的,认为他桀骜不驯,不好接近;欣赏他的,将他视作不可多得的奇才。

不过,人不会一直顺风顺水,经历一点坎坷曲折,会更懂得珍惜,更懂得设防。他在光线一手栽培的女主持,待他离职后拒绝接听电话,而当他事业出现转机时,又主动打来电话示好,周而复始。有朋友劝他,看吧,说了不要和艺人做朋友,不能走心,借你爬上台阶就一脚踢开,切记。虽不尽然,但也有道理,看着女主持风光登上一线位列,他却大方地说,她原本就潜伏了力量,只是当初凑巧让我找到了她,不必感激一辈子,所以也没什么好怪罪的。

童童也是离开了又回来,折腾来折腾去,便一直待在了光线。黄瑾和老汤是绝好的搭档,联手出任“音乐风云榜颁奖礼”总导演,轰动业界,成为美谈。他们都是我的骄傲,我的正能量。

因为好与不好,我们都温暖地混在一起。

生命有一种绝对

生命有一种绝对

只有见过对方最糟的时候,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见到彼此最好的时候。

我和粟智是经历过很多故事的,否则也难以成为如此默契的工作伙伴。两个人只有见过对方最糟的时候,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共襄盛举,见到彼此最好的时候。

我们相识于2001年,正当少年时,秋高气爽,岁月轻狂。

那时刚进大三,写文章赚一点虚荣心,参加学校活动出风头,有人为你鼓掌献花,走过校道,有女生指指点点。收到学妹转交的情书,摘抄诗句,写道:每个夜晚都有一双眼睛为你守候。吓得我睡不着。

黄瑾、童童和我是大学同学,晚上我们点几个凉菜,装模作样地碰杯,KTV里唱《四季歌》,唱到“哪个爱做梦,一觉醒来,床畔蝴蝶飞走了”,无忧无虑,觉得精彩。

那一年我发表了很多文字,获了几个奖,出了第一本书,小范围地被一些人读到,写邮件说:你给我生活的勇气。对方不知我只是个19岁的小孩而已,文绉绉地回邮说:谁不是一边疼痛,一边学会成长。

朋友介绍我跟潘峰认识,他巨蟹座,跟随湖南电视一起成长,主持的《大嘴吃四方》街知巷闻,走在路上,也有人打招呼:喂,潘大嘴。我主动和他约见,说送一本新书给他,更多是想和前辈攀攀交情。

彼时,豆豆坊还没有拆。我们坐在二楼,潘峰说介绍我认识这个跟我同龄的新朋友,叫粟智。

我在电视上见过他,参加过一些歌唱比赛,是湖南台的常客,曾和郑中基对唱《左右为难》,又与光良扮演新的无印良品,声音温暖好听。我们相谈甚欢,那时认识几个和电视台有关的人,是件有脸面的事。

我留手机号给他,他只有一个传呼机,说相约吃饭。

几天后是他的生日,约他来我的住处。那时我与黄瑾、童童都不住学校宿舍,租住在长沙河西一个偏僻的民房。我们偷偷给他准备了蛋糕,唱生日歌,送便宜但有趣的礼物,他很激动这意外的惊喜,拥抱我们每个人。

后来他告诉我,那天他有种停泊靠岸的感觉,觉得我和他是一类人,至于是哪一类人,他说不上。也许是:保持着童真、善良,有一些脆弱,但也很叛逆,渴望出人头地,内心涌动着不可知的能量。

因为当时他刚退学,在酒吧驻唱赚取生活费,每天骑着摩托从这儿赶到那儿,湿冷的风像要割破他的脸。没有人懂,好好地上着学,为什么突然就不读了。还惹人羡慕猜测,是不是被经纪人看中,去出专辑做艺人了。

他个性内向纤细,沉默是金,不会去跟人倾诉自己的遭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父母离异,跟随爷爷奶奶长大。他曾在一中念高中,排到过全年级第一,内心知道没有经济条件上大学,高三逃避一年,却也考上本地的一所大学。还没读完,实在已无力支付学费,便自作主张退学,靠着一把好嗓子养活自己。

长沙的歌厅文化很特别,那是湖南综艺节目的发源地。台下是买票进来的观众,台上是一台设计丰富的晚会,有歌有舞,相声小品,二胡古筝,格调高过二人转,场面又比成都的酒吧宏大,相较正规的电视台晚会又多了民俗与逗趣。因此涌现出大量歌厅演艺人才,只是时过境迁,这支庞大的演艺队伍中,有人赚够钱收山,有的还沉浮于歌厅界,但改做幕后,不再抛头露面,还有一些借助这桥梁进了电视台,接地气的表演获得了欣赏,成名成角儿。现在湖南台光鲜亮丽的大腕们,其中不少便是当年和粟智一起跑场的战友,比如奇志大兵,舞台上的逗乐本领便来自歌厅数年的磨砺,比如舒高,也曾是称霸歌厅的本土红歌手。

认识的第一个圣诞节,满心欢喜陪他去演出。因为赶场的缘故,通程酒店的那一场迟到了,我和他扒开人群,找到嘈杂的后台,酒店负责演出的总监是个光头,叼着烟,边跟人打牌边看着他。他小声说,对不起,下次不会了。那光头轻蔑一笑,说,没听见。他紧了一下拳头,大声说,对不起,下次不会了。光头不看他,说,不必了,没下次,唱完结账滚蛋吧。他应了一声,上场去唱。

三首歌,圣诞价500块。台下总有不尊重表演者的顾客,多喝了酒,扔小番茄上台,砸到他的头。他擦了擦,不理会。偶尔接到一枚,往嘴里塞,笑着吃掉。唱完,收工离开。他送我回河西,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在一条小路上,车轮被卡在未修好的裂缝里。我下车,一起推,用尽力气,死活推不出来。突然他一脚踹过去,车出来了,倒在一旁。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我抱着安全帽蹲下来陪着他哭。他难过又绝望地说,我他妈在做些什么?

也有开心的时候。

有一次陪他去当年的欢城,规格不错的歌厅,但地址偏远,生意差强人意。我去的那天竟然没有顾客光临。经理没辙,按行规,没人消费就不开演,所有演职人员都拿不到报酬。大家泄气地收拾,准备撤。我灵机一动,问粟智,你今晚可以拿多少钱?他说,三百,怎么?我把安全帽往他手里一塞,冲到台下,坐好,对服务员叫嚷,你好,给我一杯最便宜的酒。

60块。我点了瓶啤酒,成为了当晚唯一的客人,整场都只为我而演,像个阔气的老板。他拿到了300。收工后我们去吃麻辣烫,他掏出一张100给我说,你的酒钱。

我说,拿回去,不要。

他说,你嫌少就给你200。

我只得收下,高兴地说,净赚40。

圣诞之后,他仍往返于各个歌厅,风雨无阻。唱他不喜爱的歌,装出开心的样子互动,还被台下微醺的客人相邀喝酒,他有礼有节,小酌一口,说谢谢,对方不放过,扯开衣领,往他身上倒。他居然可以忍下来,擦干,转身离开,微笑着拍拍醉客,说,够了,呵呵。因为也没有其他赚钱的途径。

他肯定是有梦想的,发一张唱片,做职业歌手,收入丰厚,买房买车,台下都是真心爱音乐的粉丝,为他的歌声尖叫欢呼。有一些唱片公司谈过,张口就问可有殷实的家底砸钱做推广。电视台仍然邀请他,当年《音乐不断》的执行制片人洪涛老师欣赏他的声音,有合适的机会便推荐。只是他自己心灰意冷,养活自己已经很艰难,做艺人过光鲜照人的生活,不敢去奢望。

有天他找我,你学习忙吗?

不忙啊。

那你陪我去找工作吧,我不想唱歌了。

你准备去干嘛?

卖手机吧,听说有提成,自己买还能打折呢。

天知道我为什么会答应。那时我大三,课业并不繁重,但自诩文艺青年,宿舍兄弟以我为荣,稍认真还能拿到奖学金。逃课是家常便饭,睡到自然醒,最爱做的事是在学校木兰路晃悠,跟不同系的朋友招呼闲聊,没有未来可以憧憬,好像人生就该这么过到终点。居然答应了去卖手机。

先去蝴蝶大厦后面那条街,面试了几家,嫌我们没有工作经验。我们商量,要拿掉一些书生意气,他们需要的只是老实细致的小孩,其他不重要。

又找到一家,公司在一个小巷子里头,柜台设在百盛。经理是个好打交道的人,看我们良久,有些质疑地问,你们能站柜台吗?一整天不能坐哦,也不能接电话。我们点头。问了几个不咸不淡的问题后,给了我们两张表让我们填。粟智小声说,把自己写差点,太好了不会要。于是在学历一栏填上“初中”,获奖那一栏填上“无”。经理看了看,拿给我们一张字条,说,这是地址,去吧,试用期一个月,没底薪没提成,转正后一个月500,卖得多有奖金。哦对了,我们不上保险的,你得自己买。

没有着装要求,拿着经理签字的证明就去了百盛柜台报道。店长是个看似严厉的女孩,看起来可能比我们还小,张罗着让我和粟智一人站一边。我偷看着粟智的游刃有余,可我是电子盲,笨拙得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说,欢迎光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吗?

百盛刚开张,冷清,手机不能还价,站了两周没卖出一台。那店长也不为难人,偷偷躲一边和男朋友煲电话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管不上我们。

粟智走过来拍拍我,喂,挺胸收腹,头抬起来,你这样哪有客人来。

挺胸收腹,就是不肯抬头。我嗫嚅着说,怕被同学看到。

他不做声。

站到晚上下班,他突然说,对不起,委屈你了,要不你别来了,我再忍忍,一个月到头,就有底薪了。

这次我没讲义气,说,好吧。

忽然收到一条短信:易术你好,我是湖南电台经济频道的启华,明天想做一期你的访问,关于你的新书,有空吗?

给粟智看,他说,我请假陪你去。

启华是电台策划部总监,也是主持人。那个访问很顺利。走之前,启华问,你现在课多吗?我说不多。他说,你来做主持吧,每晚读读信,挑选适合的音乐,点评一下文化热点,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有点摸不着头脑,说这是不是太儿戏,需要上个培训班什么的吗?我也没有主持人上岗证,行吗?他说,不用,你先试试吧。

节目叫《易术说话》,直播,先试试,半个小时。

手忙脚乱地准备了很久,一直想做DJ,总觉得电视主持还有点虚荣的意味,电台则全靠信念。

第一期我一个人,启华在旁边帮我操作,我只用说话,讲了几个时下热门的娱乐事件,略作点评,没有套话,说的都是最真实的想法,带着一点青涩的尖锐,还有些特立独行的倔强,算是圆满完成。没料到,第一期播出后,官网论坛挤爆了,基本都是学生,觉得听到了属于他们的声音,问这个突然出现的主持人是谁,纷纷猜测我的年纪和身份。启华打给我说,太成功了,台长要加到一个小时,日播。

正式开始主持,成为下课后最重要的事。没有工资,但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喜欢静悄悄地一个人讲给无数人听的感觉,潜意识里也将这当作一个工作的桥梁。现在很多初入行的新人,动则讲金,好像自己的每个举动都要用金钱的数额进行考量,绝不做蚀本生意。当然这也没有错,只是对于当年我来说,有个平台学习,做有趣的事,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希望之门,还不收入场券,我乐在其中,已经觉得是天大的好事。

那时的电台被当作梦开始的地方。

潘峰、王平、洪涛曾在这里并肩作战。王平离开后创办《音乐不断》,洪涛的《我是歌手》轰动电视圈。龙丹妮和何炅算是他们的晚辈,他们从学生时代就活跃在湖南电台。柴静曾在这里让无数女文青夜夜跟随,李维嘉曾因为拨通潘峰的热线而变身主持人。好像优秀的湖南电视人,在发迹之前都曾是一名有着文艺信仰的广播人。

正合我意。

并不计较收入,因为读柴静写的《用我一辈子去忘记》,说到刚做DJ那一段,为做合适的节目而央求领导,说不要酬劳,这样省了放磁带的人工钱,最终才让她创办的《夜色温柔》取代了晚间的花鼓戏节目。只要能做就可以,这是新人必须有的气度。

那都是前辈口述中的记忆。

我参与时,柴静已经离开电台,去了北京进修。后来,她被当时湖南卫视的制作人杨晖发掘,邀请她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每周飞回长沙,不亦乐乎。当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她,以清汤挂面的造型走到幕前,采访蔡琴时神情专注。那时哪会想到后来她会去央视,被文艺青年奉为女神,主持《看见》成为热门话题。

杨景接班《夜色温柔》,每晚陪无数人入眠。那时我很崇拜杨景的气质,我行我素,游离在人群之外。后来听说他辞去工作,说走就走,背包环游世界。徒步走在干旱的埃塞俄比亚,只身穿越土耳其的郁金香花海,这就是他,做着我渴望而不敢去做的事,好一个自由自在。多年后,我和他在北京相逢,他行遍万水千山,而我亦不再少年。想起当年刚认识时,在他租来的房子里,我们席地而坐,通宵聊张爱玲,那画面,恍如隔世。不过,无论过去与现在,都是我们最好的时光。

交通台的小熊年轻美丽,戴蓝色的隐形眼镜,在台里遇到会跟我说嗨。多年后的现在,她已是熊妈,家庭幸福,说起当年电台的遇见与趣事,她说,好多回忆,那是青春。

经济电台的黄佼是我师大同系的校友,比我早来电台。她语速稳健,有种超脱于年龄的自信。毕业后多年,并无联络,某天做完访问,竟在新浪的电梯里和她偶遇,感叹时光荏苒,电梯里短短数十秒,她认出了我:易术,还记得我们在电台的岁月吗?我一怔,画面像被曝光的胶卷,在脑海里一一闪现。记得,记得,我初次去,你还倒了杯水递给我说,放轻松,随便聊,于是我获得了那个重要的机会。转眼十一年。

启华骑一辆硕大的摩托,朝气蓬勃。他住得很远,上班会路过我家,顺道接我去直播,开到楼下,说,下来。我回信说,好的。

粟智被我说服放弃已转正的手机售货员工作,和我一起主持《易术说话》。我说,即便不唱歌,也不用离这个行业太远,电台里放放歌,自得其乐,或许还有机会去电视台工作。然后细数那些在我们看来光鲜亮丽的电视人,都有电台的从业经历,个个皆为实例,于是说服了他。

我并不看轻售货员这份工作,但我坚持认为粟智的命运不仅于此。

慢慢,我初尝成功的滋味。听众来信如雪降临。有陌生人来学校找我,躲在走廊偷看我上课。学校有人是我的听众,早上在宿舍门口等候,把早餐塞我手里就跑掉,我居然也不怕,塞进嘴里就吃。

美好又奇妙的感觉。下课后,背着书包坐202路公交,神农站下车,在电台楼下吃一份十块钱的套餐,边吃边等粟智来,差不多到点,再一起上去。那个有点陡峭的坡道,走了很多次。因为不是正式员工,每次进去要登记,走过静悄悄的长廊,换鞋,推开直播间的门。

“你们好,这里是湖南经广FM90.1兆赫,欢迎收听《易术说话》,我是易术。”

电台的工作大概维持了大半年。后来台里调整而停播了《易术说话》,然后去了湖南卫视实习,接着被学校派去了另外的城市参加数月的教育实习,当了几个月的语文老师。然后匆忙毕业,找工作,最后去了一家新闻网站上班。

粟智被启华安排主持周日的《雪碧音乐排行榜》,和听众一起欣赏音乐,常收到唱片公司寄来的CD。那是他爱做的事,不过也跟他事先说明,成为正式员工很难,只能每录一期结算一次酬劳,一期人民币50元,刚好够付打车费。

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不过他倒是断了卖手机的念头。我劝他联系曾打过交道的湖南经视制片人郭晓华,去电视台实习,见多识广,就算不能转正,也总有意外的机会吧。

他不肯,说不好意思开口。没学历,没经验,没背景。

我找不到说服他的理由,就说,不行,必须打,被拒绝也就死了心。再说,就一定会被拒绝吗?

年轻真是大无畏,他真的鼓起勇气打给晓华,客气礼貌,诚实地说了现状,没有学历,不求太多,实在为难就让他去台里看看,长点见识。那边居然答应给一个实习的机会,但能否转正,不敢保证,看造化如何。

已经是大好消息。

他去了经视当时最火的娱乐新闻《放肆娱乐》。

他情商很高。虽有傲骨,但懂得认识到自己的卑微,不问薪金,不贪图平步青云,也与同事相处融洽。

世上最笨的新人,多败在三:计较代价,恃才自傲,以及与公司对立。斤斤计较,视野会变得狭隘,最终得到的往往少于你计较的那些,若卸下这包袱,才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恃才自傲的人,容易在内心夸大自己的才能,让人产生疏离感,失了人心;与公司对立的人是最愚昧的,进入集体,要放轻松,对各位抱以充分的信任,若自己都不承认是团队的一员,又凭什么要求他人待你如亲人呢,要知道,有时候在领导心中的位置,也就是一念之间啊。

粟智自己策划选题、采访、撰稿、编辑、配音。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年纪小,被当时的主持人马可称作“小弟”,于是被叫开了。“放肆娱乐小弟报道”,这句话每天在屏幕上闪烁。声音从电视里传来,我骄傲地跟同学说,听,我好友的声音。

经视台庆晚会,他突发急性膈膜炎,强忍住,不动声色,在体育场寒风里站足了四小时。收工后痛到几近昏厥,晓华拍拍他的肩说,表现不错。他不回答,两腿一软,倒地上,直接被送去了医院。

我问他,为什么不跟晓华提转正的事,总有个尽头吧。他说,不用提,晓华总能想在人前,如果机会成熟则无需争取,若还不到火候,提了倒是给自己巴掌。热爱这份工作,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有安全感,转正是水到渠成的事。也做过最坏的打算,即便因为台里编制条件限制而无法转正,我也收获了经验,还愁找不到工作吗?

超乎年龄的好心态。

后来读《了凡四训》,看到云谷禅师要了凡先生念准提咒达到无念无想的境界。当时一知半解,后来才明白其中蕴含的道理——越焦躁和期待,往往越不会到来,而越心静无念,便越能得到想要的结果。把目标瞄准在你想要的理想人格与生活上,放松心态、精进努力,做你该做的,不要过分惦记。所谓无念并不是心里毫无念想,而是有念想但不驻留。我想,粟智做到了这一点。

半年后他转正。没有学历,没有任何背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成为了湖南台的一名正式员工。

晓华给予了他关心照顾,以及这个改变他人生的机会,但从不要求回报,被他当作一辈子最重要的恩人。

2004年初,他为了更大的发展,辞去经视的工作,和我来到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经济条件稍好,他通过自考拿到了本科文凭,读在职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想起当年那个年轻的小孩,一个人骑着摩托,去学校办退学手续,孤独地站在校门口发呆,我想其实他并不愿意这样做。恍然如梦。

有一天我们去KTV,我说,来,点首歌,假设你还在酒吧唱,我点一瓶啤酒,给大爷我唱起来。他笑着点了一首五月天的《生命有一种绝对》,第一次听到,歌词很好。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遍

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那风中的歌声,孤单哽咽的声音是谁

回忆中,那个少年,为何依然不停地追

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

那地上无声蒸发我的泪

黑暗中期待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

等待我,请等待我

直到约定融化成笑颜

那旋律很振奋。我突然就掉了眼泪。

人生海海

人生海海

世界之大,曾在茫茫人海中遇见彼此,已是足够。

2005年,当我决定重回工作岗位时,却发现要从一个自由散漫、持续了整整一年的状态中调整回来,并不容易。找一个合适的工作,要比初入行时的饥不择食更难。

有没有那种不需要准点上班,薪资不错又体面的工作?

他们说,滚!

我是典型的摩羯座,工作狂,可以承受辛苦与强压,但强势独断,天性抗拒被管束,这个改不了。当时粟智正与光线合作一个选秀项目,工作强度太大,用嗓过度,长了声带小结,需要休养。

我们俩的状态都不太好。

当时住在西边的厂洼小区,简陋洁净的屋子。院子里有爬山虎和卖凉皮的小店,下班时,小区里会有菜农把洗好的蔬菜整齐地码在地上,省了去菜市场的麻烦。房租也不贵,所以住得安好。

唯一的遗憾是,房东是个脾气古怪的北京老太太,典型的老北京,没有工作,名下几套住宅,收租便足以让她过上白领的生活。但她脾气暴躁,我们私下管她叫“包租婆”,比起周星驰《功夫》里的包租婆外形相差无几,只是嘴角少了根烟而已。她不时打来电话,言语凶狠,想必骨子里是有皇城根下老八旗的优越感,对我们这些北漂的租客抱有极深的歧视——之前便有先例,说两会时,有个北京老太太提案要求限制外地人进京,因为觉得这些洪水猛兽的外地人不但抢夺了北京人的就业机会,占用了他们的生活资源,还构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主体。无论是哪里人,凭本事找工作,靠双手创造社会价值,怎么就被说成了寄生虫呢?我们这包租婆估计就受了这等言论的影响。

那段时间包租婆频繁地找我们麻烦,估计想涨房租,每两三天就来检查一次,一会儿说我们厨房被油烟熏黑,一会儿说阳台没有维护清洁,而且每次都冲进来撒泼不肯离开。更过分的是,有一次黄瑾和老汤来我们家开策划会,正好被她撞见,指着我们的鼻子便一顿谩骂,说:你们这群不要脸的外地人,男男女女非法聚众,别玷污了我的房子。引来楼上楼下邻居围观。粟智气不过被污蔑,搬起椅子要砸她,质问她,外地人怎么了?我和黄瑾拉住他。包租婆见状马上一屁股坐下,大哭起来,说自己在北京活了六十多年,规规矩矩,没想到被几个租客欺负。

一场闹剧过后,房东把我们赶了出去。搬家那天,她找来亲戚朋友一大堆盯着我们,我每收一件行李,他们就粗鲁地翻开查看,生怕我带走她的一针一线。莫大的羞辱。

整理好包裹细软,先堆放在黄瑾家。正好是国庆长假,我和粟智便一同回了趟长沙散心。

刚回去,经视的老朋友晓华和马可就约我们喝咖啡。

晓华瘦小、精致,声音像是怕惊着旁人,很难想象她身体里有这般力量。她和马可恋情稳定,工作上默契十足。因当时台湾的《康熙来了》火爆荧屏,他们便克隆出内地版来,取名《娜可不一样》,男生是马可,女生是经视的新闻主播刘娜。这档节目后来成为当年内地模仿“康熙”最为成功的脱口秀,至今仍被津津乐道。

晓华说,因为资源的缺乏,台里希望在北京创建节目中心,租赁演播室,让《娜可不一样》搬去北京录影,以便让影响力辐射全国,算是湖南经视的大举措。问我们是否有兴趣加盟,负责所有北京的事务。台聘的编制与待遇,北京的工作一切我们做主,还为我们解决租房经费。湖南经视是内地综艺节目的发源地,早年拍摄《还珠格格》也曾风靡一时。

这个消息成了我迷茫期的一盏明灯。

不觉得这个机会是偶然的。没有粟智给晓华的信任感,没有我们在北京收获的人脉与眼界,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每个机遇的出现,都有一座合理的桥。

都是高效率的人,没提什么待遇要求。晓华安排得很妥当。我们趁在长沙就去台里办了入职,随即赶回北京准备。

人生海海,谁能想到会再与晓华结缘。

开始了紧锣密鼓地筹备。我很卖力,粟智说可能是闲太久的缘故。

我们在南边的牛街租了一个近200平的公寓,用作经视北京中心的接待站,录影时导演们下榻的据点。我和粟智也搬来这儿,白天是办公室,晚上就是家,那里聚集了不少新疆人,因此有全北京最好吃的烤串。

当时经视还是吕焕斌台长坐镇,节目部主任是龙丹妮,他们一并来京探望,经视北京中心一副风生水起的景象。

我主理,粟智只能辅助兼职,因为他加入了刚在北京成立的天娱传媒,主管超女的全国巡演。那一年他见证了超女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成长最快的一年。黄瑾和童童也渐入佳境,掌舵光线节目部。老汤离开光线,率团队自立门户,他已经是圈内有名的导演,汤总成为了真正的汤总。

没有人落下,也没有分开。我们仍然混在一起。

意料之中,节目做得很成功。这是一件互相成就的事。我也因此找到工作的状态,并且万事如意——无需准点上班,醒来即可工作;台聘待遇,薪资不错;春节还把组里唯一优秀员工的奖励给我,这是以前不敢去奢望的;体面,听起来悦耳的头衔,适合在这浮躁的圈子里,迅速积攒更有价值的人脉关系。我像要把丢弃的一年补回来,尽管毫无约束,但绝无懈怠。

经视在北京无法落地,新节目更难博得艺人与媒体的关注,一开始很艰难。孤身一人为请陈凯歌夫妇上节目,三顾茅庐,拿到了《无极》片花的全国首播,连从未做客娱乐节目的日本殿堂级演员真田广之也欣然赴约,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引起日本朝日电视台的关注,联络我们斥巨资购买当期节目。时任《无极》宣传总监的伊简梅后来去了橙天做集团副总裁,她说当时是被我的诚意感动,做足功课,细致诚恳的文案,加上我三顾茅庐,她不忍心拒绝。

一人扛下网络与平面的宣传,从策划到写稿,到与媒体的沟通。繁琐的工作,但乐在其中。胆量也够大。因为节目被一位选秀艺人出尔反尔的承诺导致开天窗,我便发布声明封杀,得到台领导的力挺,那位艺人所在公司的老板气得要找我麻烦。当时还在娱乐信报做记者的晓楠做和事佬,打给我说,和气生财嘛,大家出来聊聊,不就都解决了吗?何必闹得那么僵。年轻气盛,竟然拒绝她的好意。多年后回想,这是极幼稚的处理方式,若眼界更开阔一点,是可以不必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去对待的,任何圈子不都靠的是广结善缘吗?却也将错就错,因为这执拗与偏激,竟然让节目一炮而红,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脱口秀节目,几乎所有地方台都打来电话购片,简直成了一本万利的大生意。

于是,《娜可不一样》成为了我电视职业生涯中第一个值得炫耀的作品,开创了电视与网络互动的先河。张国立、甄子丹、庾澄庆、孙燕姿等百余名大牌悉数做客,星光熠熠,一时风头无两。相较央视等大台,我们影响有限,却被业界视为脱口秀榜样。据说,各大电视制作公司偷偷录制我们节目,在内部播放给员工观看,当作教材学习。知道后很得意。做媒体行业最大的好处便在于,成就感来得很快,很直接。后来节目停播,仍被全国不同的地方台反复重播,堪称经典。

任性、固执、高傲,我有很多几乎改不了的毛病,有一点却深深明白,工作不是为任何其他人,我所做的一切,最终的价值都属于自己。在任何一个工作环境,若把自己的岗位当作为自身增值,创造的效果一定会更显著。

见过很多loser,抱怨工作艰难,认为自己在为一份不甚满意的薪水去为老板创造财富,其实这便是他们成为loser的原因之一。我很幸运明白这些道理,让我不但与团队相处愉快,也能创造佳绩。说是为节目组做出贡献,实际上这又何尝不是为我的履历与口碑加分呢?这所谓的佳绩,于电视台而言,只是过眼云烟,但赋予我的价值,是可以享用一生的啊!

有一次录完,一同去后海喝酒聊天。导演组的彭彭、肉丸子、薛巍没空去放道具,直接背去后海。除了大包小包,还有篮球和琴以及一把长剑,一路被围观,都以为是讨生活的江湖艺人。

刘娜和马可买了大堆烤串,吃得欢喜。粟智点了啤酒,愿意就喝,不然就喝可乐。都选啤酒,但并不勉强,点到即止。

玩孩子气的游戏,大声喧哗,用力拥抱,笑得真心,好像人生总会有一小段美满快乐又不必思考未来的日子,还傻傻地以为不会改变。

几年后马可和晓华结婚,有了女儿蕾蕾。马可更稳重,是个好父亲,晓华仍然笑得甜美,像不谙世事的小清新;刘娜后来赴美留学,并收获爱情,结婚生子,回国后进入了电视台管理层;彭彭、肉丸子、薛巍,当年被晓华庇护的小孩子们,离开经视,在江苏卫视大展拳脚,收视第一的《一战到底》就是他们的代表作,后来的《星跳水立方》再度轰动全国。

大家都视晓华为良师益友。经视的新旧交替,一轮又一轮,晓华婉拒了多家电视台的挖角,一直留在经视,位置越坐越高。马可的工作也做到了全国,但当年一同在北京疯过、混过的一群梦想家至今仍是知己好友。

说是经视北京节目中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公寓,只是稍大而已。

不录影时就变身成湖南人北京接待处,除了我和粟智,固定的客人自然是黄瑾、童童、刘彬、老汤和莹子。围坐一圈、碰杯、吐槽、欢呼,表演我们自创的舞台剧,自娱自乐,那就是全世界。我酒量不好,两杯就眼前晕眩,视线模糊,看见他们晃晃悠悠地坐在我面前,不太真实。醉了总是很伤感,觉得看不清明天的样子;但任你如何抓不住,明天总会到来。

恍然如梦。

几年后黄瑾已是光线的副总裁,亦是股东,组建她的铁娘子天团,发号施令,无可替代的巾帼英雄。相识十四载,她一直是我的骄傲。

老汤和莹子相恋两年后分手。老汤与朋友合作的公司停滞,合伙人背叛,他抽身而出,做着逍遥自在的独立导演。莹子换了几份工作,最终出乎意料地选择离开这个圈子,去丽江开了一家聚福客栈,结交驴友众多,闲暇度日,两耳不闻娱乐圈中事,未改的却是醇和性情。听说她现在很幸福,与爱人相濡以沫。聚福客栈在两人的努力经营下,名气越来越大,王菲还为女儿李嫣在那举办了画展。

刘彬自组公司,如火如荼。他低调沉稳,有种不急不慢的悠然性情,却一直过着理想中的生活。他也是我们这群人中最先当爸爸的,女儿琦琦是他最得意的事业。

童童与我逐渐淡漠,创造着各自的一片新天新地,过去种种已成追忆,彼此珍藏,也不失为一种永恒。相信于他,也是如此吧。

世界之大,曾在茫茫人海中遇见彼此,已是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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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自传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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