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小清新”统一大中国

[导读]“小清新”最初是用来形容一种来自台湾的城市民谣风格——尤其是以女歌手为代表,从陈绮贞到张悬——“小清新”进而扩展到整个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的“小宇宙”,俨然形成一种“小清新亚文化”。

张晓舟:“小清新”统一大中国

歌手张悬

在政治真空中自嗨,似乎已成为很多大陆青年人的乌托邦理想。那位曼彻斯特留学生无意中喊出他们春潮澎湃的心声:“No politics today!”

张悬事件过后,据说原定12月举办的张悬北京演唱会可能取消,张悬有可能莫名其妙就此被不想惹事的大陆文化部门(尤其是地方文化部门)封杀。但近日国台办就张悬事件表态:“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一代多接触,多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感情”,这一表态表现出难得的政治智慧,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对“九二共识”的某种继续肯定,而多接触多交流增进感情这样的话,简直还道出了你我的心声。

龙应台就张悬事件则指出,在批评别人的同时,首先需要了解对方,并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无论是大陆,台湾还是香港的年轻人,都不必急着热血充头,马上形成以一种态度去冒犯对方。

听上去大家都想息事宁人。无论如何,作为前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的女儿,张悬假如仅仅因为在英国举了一面青天白日旗而被封杀,那是历史的倒退,是对“九二共识”的背叛。

但假如在大陆再开演唱会的时候还有人递青天白日旗给她怎么办?或许张悬得事先向有关方面做出某种保证,或者达成某种默契。无论如何张悬的选择都值得尊重。作为一个歌手,即便你不主动介入政治,政治往往也会将你卷入。

而我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有大陆留学生冲她喊“No politics today”并且在事后在网上得到那么热烈的响应和附和?为什么张悬会本能地回答“这不是政治,这只是一面旗子”?为什么有那么多大陆青年把青天白日旗当成“台独”?为什么小清新会“被政治”?

“干嘛骂我们是小清新呀,你们大陆好欺负人诶,小清新有什么不好?轻轻松松做自己有什么不好?”这是2011年10月,在台北一个酒吧,诗人夏宇(同时也是歌词圣手李格弟)质问我。

其实,夏宇在我心目中是一大侠女,当时已经喝吐了,不像我用可乐兑酒,我才是个小清新呢。

“小清新”这个词儿刚开始被发明出来时,可能是稍带讽刺意味,但到后来其实就没什么贬义了,大陆文青对于彼岸的小清新,羡慕远远多过嫉妒,嫉妒远远多过恨。只是可能在夏宇看来,这个“小”字儿还是隐隐透露出某种“大陆”乃至“大中华”的优越感。而这正是“小清新”一词暗含的矛盾两面,或者说,这个词暴露了大陆青年面对台湾的两种矛盾心态: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层面,他们喜欢、欣赏台湾,但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他们却以固化的爱国主义立场看待台湾,甚至不愿意深入了解台湾——尤其是台湾的政治,因为政治对他们来说是一片混沌——而他们要的仅仅是一个小清新的台湾,一个陈绮贞和张悬的台湾,一个凤梨酥和高山茶的台湾,一个恋恋风尘和白裙飘飘的台湾,一言以蔽之,要的是一个没有政治的台湾镜像,作为大陆的“他者”而清新绽放。

“小清新”最初是用来形容一种来自台湾的城市民谣风格——尤其是以女歌手为代表,从陈绮贞到张悬——“小清新”进而扩展到整个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的“小宇宙”,俨然形成一种“小清新亚文化”(台湾将翻译为“次文化”,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译名,因为“次”字带有歧义,但有趣的是,有些大陆媒体例如推销小清新最力的《城市画报》至今还会沿用“次文化”这个台译)。

城市画报最早拿陈绮贞做封面人物,而那时候台湾或许都没有杂志会拿陈绮贞做封面人物,城市画报也最早将陈绮贞引进到大陆演出,后来也做过张悬的大陆小型巡演。我曾戏言南方系旗下的这份杂志是一份台湾小清新杂志,戏言后来红了之后的陈绮贞应该把这杂志买下来。在台湾小清新的谱系里面,陈珊妮甚至黄韵玲都会被当做前辈,甚至更为资深的文青有时也会把夏宇列为小清新教母——看来她质问我,也不是没有道理。而陈升这个老嬉皮,也往往被很多大陆歌迷奉为小清新的祖师——因此他最近干脆推出了一张名为《我的小清新》的专辑,一边卖萌一边嘲讽,当然也自嘲。城市画报都主办过这些歌手的小型演唱会,统称为“荒岛音乐会”,但更恰切的名字应该是“宝岛音乐会”。

“小清新”乃是两岸共同创造的一种青年亚文化,它是大陆新世代对台湾城市文化的一种学习和借鉴,以及想象、填充、改编、再创作,这是一种对于细腻的城市感性的追求和沉溺。大陆嘈杂浑浊的“大一统”主流文化,反衬了台湾的“小清新”,而台湾小清新也从对岸钦羡的目光中重新自我发现,自我提升。是大陆城市文化的滞后造成了这种落差,因此只能遵台湾为师——大陆歌迷一直尊称陈绮贞为陈老师,他们从陈老师那里学习爱情的真理和旅行的意义。

这首先有赖于全球消费主义潮流拉近了两岸青年的距离,比如他们听一样的西洋音乐,比如radiohead台北音乐会,据说大陆去了至少两千人,他们看一样的书,比如村上春树,只不过你看林少华我看赖明珠。而互联网和旅游开放又大大拉近了这一距离,不管是微博的台湾用户还是赴台旅游的大陆青年,人数都呈几何级上涨。

小清新的流行,又暗合了大陆新时代“去政治化”的趋势。

什么叫“去政治化”,难道领导不是总说要讲政治么?我们不是从小学到大学都有政治课的吗?但是“政治”的概念定义被政治课本大大限制了,政治在我们的语境里是由大词和敏感词构成的,因此,去政治化往往意味着对大词的厌倦甚至逆反,以及对敏感词的过滤和禁忌,而消费主义对此也起到相当的稀释作用。

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合体,是社会现实的核心本质,也是我们每个人随时随地要面对的处境和选择。对此,刘翔再次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形象,前几天国家田径队队员身着红军衣裳英姿飒爽,但是他们脚上穿的不是红军的草鞋,而是耐克鞋。红军衣裳和耐克鞋的混搭,正是一种杂交的身份政治,集权主体和消费主体合一,而这样的混搭图像制造了最大的娱乐效果,于是,政治被娱乐化了,红军衣裳和耐克鞋作为道具,刘翔作为傀儡演员,一起被我们消费,而国家体育总局和耐克也各取所需实现双赢。

当大陆女生对张悬喊No politics 的时候,她的集权主体和消费主体是一齐苏醒乃至高涨的,集权主体在青天白日旗面前迅速转化为爱国主体,异国他乡既然更容易激起张悬的家国情怀,势必也同样更容易激起那位女生的家国情怀,然而他们彼此对政治对家国当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可以把这位女生这句话视为一种维权,一是维护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权益,二是维护消费者权益。或许那位女生仅仅是为了维护后者(意即:“我买票只是来听歌的”),这一代大陆青年在消费主义环境下成长,更注重自我感受,更懂得维护个人权益,无论如何,这也体现了一种社会进步,那位女生可能无意反对张悬手举的旗帜,而只是表达了一种去政治化的“纯粹消费”的愿望,也就是说对她而言,消费意识远远大过爱国主义。

然而事件传播之后的反馈反响表明,更多的大陆网民对此事的反应,是爱国主义(反对所谓“台独”)大过消费意识(唱歌莫谈政治)。这反映的到底是政治教育的成功还是失败?假如将爱国主义当作最大的、乃至唯一的政治,那么这似乎是巨大的成功,但假如把政治的定义稍微拓展一下,那么如此多的大陆青年人不分蓝绿,不懂何为“台独”——当然也就意味着不懂何为“反对台独”,也就不懂何为“九二共识”,不懂国台办的政策,不懂党中央的对台政策——这当然是政治教育的失败。

大国崛起,爱国主义爆棚,经济腾飞,消费主义高涨。张悬事件再次折射出眼下中国大陆的现实:一个个去政治化之后的空洞的消费主体和娱乐主体,在爱国主义的铁幕下狂欢。

政治真空的幻觉导致了政治色盲,张悬对两岸关系的最大贡献是终于让成千上万的大陆青年人分清蓝绿,虽然还是有很多人眼里依然只有红色,甚至眼中无色,依然持“蓝也好绿也好管我屁事,分清楚有什么用”的态度,但总算开始明白“台独”的旗子跟张悬举的那面旗子不是一回事。

这是政治禁忌导致的政治无知。大陆电视台对于台湾音乐影视节目最重要的审查禁忌之一,就是旗子,尤其是在音乐MV中,不要说青天白日旗,只要一旦出现“不明旗帜”,这个MV必毙无疑,哪怕在镜头里偶然远远闪现的旗子很可能只是无关紧要的公共工程指示。对不明旗帜的神经过敏,必然导致“不明政治”。青天白日旗在大陆影视当然多见,但往往是作为“敌人”的符号而刻骨铭心,那位大陆留学生或许是第一次不是在影像中而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见到青天白日旗,这种影像和现实的反差加剧了冲突。

80年代末90年代初赵传和高明骏红极一时,而当时我们就听说高明骏的《年轻的喝彩》其实是一首国民党用来征兵的歌,而赵传唱的《英雄勋章》则以一句慷慨激昂的“青天白旗飞扬,将执爱奉献给理想”打破了大陆歌迷的禁忌,当然这在大陆是禁歌,就像大陆的红歌在彼时的台湾也是禁歌一样(连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因为唱及“领袖毛主席”也被禁)。我们当时从盗版带也可以听到被张明敏改为《中华民族》的邓丽君原版——原来叫《中华民国》,一字之差,禁忌之大,就像前两年央视闹的著名笑话。央视主持人曲向东问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听说您还有个弟弟和妹妹,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也有自己的贡献,名字分别叫丁肇华,丁肇民。那如果再有个弟弟或妹妹的话,是不是叫丁肇族,连起来就是中华民族?” 丁肇中回答:“不是的,是国,连起来是中华民国。”

2009年年末,我和左小祖咒张玮玮等去台湾参加陈升跨年演唱会,到了桃园机场掏出签证过了海关,看着签证上那个青天白日旗,张玮玮和我不约而同地高唱了那句“青天白日旗飞扬”。去台湾旅游的大陆青年越来越多,如果对青天白日旗那么过敏,难道要把签证一把撕掉?

与其说张悬触犯了禁忌,还不如说打破了禁忌。很多时候,误解和争执仅仅是因为少见多怪,悲观者认为这是一个死结,但乐观一点看,张悬其实无意中解开了这个结。

“小清新”在音乐上的源头,是欧美乐坛所谓“indie pop”,独立流行,这个矛盾的词很好的说明了独立和流行之间既互相对抗又互相消化的关系,最终“独立”渐渐被广为消费而流行,同时也被消解。而在张悬事件中,音乐的indie被卷入政治的独立(所谓“台独”),但最终不管是音乐的独立还是政治的独立,都需要人最基本的独立——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独立思考。

“自由行”当然也不应当仅仅是一个旅游概念,应该把“自由行”理解为“自由交流的行动”。

我在深圳买过一套叫做“敏感词”的明信片,大致属于政治波普风格,其中一张画着一位红领巾少先队员,她指着一张画着骷髅头和骨架的画说:“解放军叔叔,快去解放台湾的小朋友。”我把这张明信片送给了张铁志。我还在淡水买过一套叫做“大时代精神标语”的冰箱贴,全是台湾国民党专制时代的政治口号,比如“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甚至“消灭朱毛汉奸,光复祖国河山”,但有趣的是,冰箱贴包装的正面印有小小的青天白日旗,背后却印有一句:“严正声明,本产品不含有任何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请消费者安心使用。”

不管是大陆的“敏感词”明信片,还是台湾的“大时代精神标语”冰箱贴,都以一种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多少消解了往昔的政治意识形态。既不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不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俨然是消费主义统一中国。

但消费主义在消解——消解一词也可以理解为消毒,解毒——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一不留神也会沦为一种“去政治化”,在消费主义的包装下,政治的一切可以不求甚解,一笑了之。

张悬事后发表长微博,淡化火药味,主动息事宁人,在自辩之余,其实也是在向对岸的汹汹群情做出一种妥协,将青天白日旗说的跟高山茶好像是一回事,这实在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小清新奇论。大陆小清新不就是要高山茶不要青天白日旗吗?假如青天白日旗可以轻盈地变得跟高山茶一样,可以仅仅是一个旅游消费品,一份手信,那两岸就可以召开小清新统一中华大会了。

而彼岸的官方,似乎也乐于向对岸大力推销这样一个小清新的台湾,连文化部门似乎也在向观光旅游部门看齐。身居高位的龙应台女士正是这种小清新价值观——小清新美学观,小清新历史观,小清新政治观——的集大成者。《大江大海1949》一度和凤梨酥一起成为陆客必买的“政治旅游纪念品”或者说“历史手信”,龙应台在这本书中竭力阐述一种所谓“失败者哲学:“正因为这些失败者汇聚在台湾,慢慢发展出一种远离战争、国族的价值观,一种温柔的力量。”远离战争还好理解,就说成“love & peace” 好了,远离国族就实在匪夷所思,这是哪门子的历史闺房价值观?但是另一方面,龙应台又以推销台湾文化为己任,2012年11月,我在香港听过一场她和罗大佑严长寿三个人的演讲,龙应台说了比小清新更小清新的一句话(大意):“我们台湾就是酱紫,慢慢地就像种一盆花一样,慢慢地让她开出花来”。

说得简直就像陈绮贞《花的姿态》:“我的花让我戴, 我的花让我自己戴, 你拥有你的,我拥有我的盛开,我拥有我的姿态 。”

龙应台是矛盾的,她是在大陆影响力数一数二的台湾作家兼知识分子,但作为作家的龙应台和作为知识分子的龙应台时常发生角色的冲突——情感和逻辑脱节,而作为知识分子的龙应台和作为国民党政府官员的龙应台也时常发生角色的冲突——知识分子立场和党派立场的冲突。在张悬事件之后龙应台指出两岸青年应该互相了解对方,这当然是很好的建议,假如张悬事件今后还悬而未决,或许龙应台还可以充当斡旋调解者。但作为她的长期读者,我有必要向她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必要质疑她对台湾所做的文化营销和政治营销,她向对岸提供的台湾镜像,是否是单一乃至扭曲的?

所谓的以小为美和以失败者为荣,这样一种自恋而自闭的小清新价值观,最终是和彼岸小清新殊途同归,分享一种“五天六日游”的政治和历史旅游产品。

“愿景”这个词,还是从台湾学来的,那么所谓两岸“共同的愿景”,眼下是否仅仅沦为一种政治真空中的消费主义自嗨和互相满足?沦为一种“共同的欲望”?感谢那位大陆留学生和张悬一起,捅破了这层纸。(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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