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从汪精卫到曼德拉

雪珥:从汪精卫到曼德拉

(一)

把曼德拉与汪精卫放在一起,一个伟人与一个奸人,注定是很容易挨板砖的。

不过,在亲们扔出板砖之前,还是耐心先看看他们之间的“三同一异”:

首先,他们都是推翻“旧制度”的先驱。曼德拉所攻击的“旧制度”,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而汪精卫攻击的“旧制度”,是满清的封建专制;其次,他们都是“大革命”的明星;第三,他们所投身的“大革命”,的确都成功地推翻了“旧制度”——准确地说,至少在形式上推翻了“旧制度”,他们也因此分享了巨大的革命红利,成为新政权的领导人。

“一异”则是:“大革命”之后,曼德拉致力于建设了一种“新制度”,成功避免了南非完全可能爆发的种族报复,实现了平稳过渡;汪精卫则致力于给“旧制度”换发新的产权证,把主人从“满清”换成了“国民党”。

(二)

赞美曼德拉的同时,不应该忘记、甚至更应该赞美德克勒克。

这位当年的南非总统,作为“旧制度”的领导核心,在掌握着貌似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绝对优势下,却能以谦卑之心而行明智之举,与“大革命”的领袖曼德拉携手,一同终结了“旧制度”。可以说,没有他的参与,南非的“大革命”一定不会如此和平,“大革命”之后的南非也一定不会如此稳定。

德克勒克将曼德拉称为“敌对的兄弟”(frère ennemi)。与曼德拉相比,德克勒克的行为更需要勇气和智慧,因为,作为反抗者往往只有一条路可走,而作为统治者,却往往容易受困于几种不同的选项——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旧制度”,“与汝偕亡”,还是与时俱进,适度妥协,从而实现平稳转轨?

1993年,在共同领取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时,曼德拉盛赞德克勒克:“有勇气承认种族隔离制度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可怕的错误,并且有必要的远见来理解并接受这一点,即所有南非人必须通过协商来共同决定他们的未来。”诺贝尔奖的提名理由中,对这两位“敌对的兄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们为和平终结种族隔离政策而努力,并为新的民主南非奠定了基础。”(for their work for the peaceful termination of the apartheid regime, and for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a new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三)

与曼德拉遇到德克勒克相似,汪精卫遇到了善耆、载沣等人,得以避免从“大革命”先驱成为“先烈”——尽管汪精卫被捕的原因,正是要用炸弹暗杀载沣。

汪精卫被捕后,主管民政部(执掌民政、公安等)的肃亲王善耆亲临审讯,极为优待汪氏,“一切皆照国事犯文明之法相待”,没有刑讯逼供,不必下跪,甚至还送书送报,开创了优待政治犯的中国先例。在他斡旋下,载沣考虑到“党祸日夕相寻,恐益重其怒,乃作释怨之举,博宽大之名。”(《清史纪事本末》)

此前,善耆就一直主张,对付革命者的最好办法,一是“刷新政治, 以去党人口实”,二是“宽容党人, 开其自新之路”。他曾经为那个时代做了精辟的总结:“革命思想之兴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此类事为远在法国、近在葡萄牙等国的革命经历所证实。如果一国的政治得到民众的信任,则欲革命也无人呼应。由此如欲根绝革命运动唯有实行良政,别无他法。然而我大清上自亲贵下至小吏,并不解政治为何物,只知肥私。如此失去天下之人心,其趋势已接近亡国。”

辛亥革命之后,“下岗”了的满清皇族,却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全身而退,而同时期俄国沙皇罗曼诺夫家族,则在红色恐怖中被灭门焚尸、锉骨扬灰。不能否认,满清皇族得以善终,与其后期的政治开明不无关系。

善耆、载沣等人,与德克勒克的区别在于:德克勒克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认可与高度评价,而善耆、载沣等,却因为他们曾经的宽容而饱受讥讽。

后世的很多史家,多将他们的宽容,解读为对革命的畏惧与忽悠,只是表面“迎合”而已。这些史家恰恰忘记了:一个实力完全占据上风的执政者,不惜低声下气地“迎合”羽翼未丰的反叛者,而不是将威风进行到底,痛打落水狗,这样的自律与宽容在中国历史上乎前乏古人、后缺来者。

摄政王载沣,后人对他的普遍评价,居然是“窝囊”二字——倘或他不窝囊,1911年的中国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至少,如今说德克勒克“窝囊”的,绝对没有几个人。

(四)

曼德拉及其所领导的“非国大”,在取得政权之后,并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推行“真相与和解”(Truth and Reconciliation)运动:全面调查种族隔离政策推行期间,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鼓励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同时,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无论“真相”,还是“和解”,在中国都是极为稀缺的奢侈品。将敌人描绘成笨蛋兼混蛋,将自己描绘成大救星,无论朝野,都酷爱如此,各方都不在乎“真相”;中国也是个讲究赢者通吃的国度,“和解”几乎等同于无能,最多只能是一种临时措施,而对于胜利了的革命者而言,“和解”意味着对不起自己。

汪精卫在成为革命政权的领导人之后,基本忘记了自己本身正是“和解”的红利,而表现出与善耆、载沣完全不同的强悍执政的自信。1932年,贵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痛斥“国难会议”代表王造时:“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

王造时回答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变为‘天下为私’了!”(转录自余世存《非常道》)

(五)

其实,无论曼德拉还是汪精卫,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历史关头,影响其走向的,绝非仅仅是个人偏好。

不同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是造成历史的关键因素。曼德拉即便不欲推行“真相与和解”,当时的南非、当时的世界,能允许南非黑人对白人进行残酷的报复吗?而汪院长的强悍表白,也是因为国民党已经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

文化上的差异,或许是更为根本的:倘或在中国要做曼德拉,甚至要做甘地、华盛顿,往往只有迂腐书生才行,而在这类曼德拉、甘地、华盛顿还没出苗的时候,就会被人彻底踩烂——踩的人,甚至往往是所谓的同志。

自秦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梁启超所谓的“一人为刚万夫柔”,“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而各种名目的争斗,其本质就是为了争夺这份“私产”的唯一产权证而已。

1848年,大清国体制内改革者、福建巡抚徐继畬,在其著作《瀛环志略》中,高度评价了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华盛顿率众起义,堪比陈胜、吴广;割据一方,堪比曹操、刘备,等到功成名就时,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这种“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堪比尧、舜、禹(“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徐继畬的这段话,后来以中文直接镌刻在了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上,至今为人凭吊。

徐的潜台词正是——“三代”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那样的人物了,面对华盛顿,只有惭愧和无奈:臣妾做不到呀!

如今,我们仰望曼德拉,除了看到PM2.5普遍超标的雾霾之外,还能看到些什么呢?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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