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中国没有合伙人 只有散伙人

雪珥:中国没有合伙人,只有散伙人

编者按】“中国没有合伙人,只有散伙人。一言不合就分裂,其实有多大的分歧?美国约翰亚当斯与杰克逊,他们有巨大的分歧,甚至互相指责说很难听的话,但是他们不互相闹崩。”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中国革命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革命比较注意规则与底线,不是不择手段的,咱们中国考虑的是我把他干掉,换了谁都行。人家考虑的是,我把他干掉以后,上去的这个人,怎样让他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其根源在于中西政治伦理上非常大的区别。近日,作家雪珥在其新书《李鸿章政改笔记》分享会上与读者解读变革时代的为人与做事,一切从一则寓言开始: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前,有艘千疮百孔的巨大破船,在艰难地航行着。船长和水手们满头大汗。一边在裱糊着各种破漏之处,一边在小心翼翼地避开暗礁。他们需要乘客的帮助,但是大多数的乘客,都在袖手旁观,指指点点。在不断的鼓噪声中,水手们也一个个停下手里的工作。纷纷要求把旧船砸了,或者更换新船长,有的水手告诉大家,其实他最适合当新船的船,他最了解如何把旧船最快地凿沉。大家于是又为他欢呼,他们用剩余的几块木板,敲了条小筏子,面对着朝阳,升起了一块破布。中年船长庄严宣告:此船从此站起来了!

中西方政治伦理有非常大的区别

雪珥:这只是一个寓言,也牵涉到我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认知。特别是近代以后,咱们所谓的革命和我们一直以来所谓的王朝变更。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美国使馆发了很多电报给华盛顿。他们就指出来,现在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传统的改朝换代而已,只是换了一个新的说法。

1793年的时候,英国乔治·马戛尔尼到中国来访问。他说中国这个民族有一个特点:民众愿意把自己所遇到的所不幸都怪罪于这个政府,然后把政府的更替当做自己的机会。从我自己体会来讲,政府确实是有很多混蛋的事情,这是百分之百的,我经常跟他们交流。我跑到美国,也认真地看他们的革命遗迹,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他们所谓的革命者在颠覆一个旧制度的时候,是非常在意这个颠覆过程当中,我是怎么样自我约束,避免我成为我要推翻的那个人。但是,咱们的这个过程中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因为台上的那个是匹狼,所以,我在反抗这头狼的时候,我似乎获得了天然的正义感。但是实际上,往往在反抗这头狼的过程中,这些反抗者本身,其实也是狼。

咱们都学过西方的一些政治学思想。我个人认为它的根源在于我们政治伦理上非常大的区别。西方基本上是认为人本性是本恶的,在这个基础上权力也是恶的。但是权力又是必要的,政府是必要的恶。所以这个过程中他会一直防范着这种恶。包括在所谓的革命者革命过程中,他也会很注意刻意这种恶。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中国革命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革命比较注意规则与底线,不是不择手段的。但是咱们中国不是,咱们中国考虑的是我把他干掉,换了谁都行。人家考虑的是,我把他干掉以后,我上去的这个人,怎么让他不再成为前一任同类型的东西。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巨大的一个区别。100多年来,我们不断地在破坏,我们每一次都走在破坏之建立一个新政权当中。走着走着你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个你说是传统文化导致,历史导致,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呢,这个里头,我个人觉得最根本的是咱们内心深处的政治伦理,咱们是用道德在判断的,我们总是认为这个世界上会有天使和魔鬼的区别。确实像乔治·马戛尔尼讲的,当我们遭受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些苦难的造成,是一些人刻意的,是坏人造成的。但是实际上人们又是希望自己是其中的一员。

当下也是这样,我们一方面在骂官,逢官必骂。另一方面呢,我们只要有机会,都想进公务员。很多骂的人并不是说,我有机会进,我也不进。就像考北大,很多人跟我讲北大没什么。你这话是对的,但是,你考上北大再说这个话更有分量一些。比如说我考了公务员,我因为对这个体制的蔑视,我不进。怕的是什么呢?你是求而不得,你进行攻击。你去追那女孩子追不着,然后你到处散发她的一些谣言。

我觉得日本人在甲午战争的时候看得很透彻。1895年的时候,日本间谍叫宗方小太郎,他是一个学者身份的间谍,他给明治天皇前前后后上过三份战略报告。一个大学者,但是他潜伏在威海,观察北洋舰队的动向写了的战略报告,分析中国的大局。他其中提到,中国,大清朝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已经到了全民腐败的地步。中国的腐败、腐烂不只是官场的腐败,是全民腐败。人民只要逮着机会,他就是不顾别人。要上下交争利,他用了孟子的话。这个国家从知识分子开始就是腐败。

知识分子拼命地用孔孟之道,他是不信的,他拿孔孟之道敲开的是当官的敲门砖,进去了之后,他的口头讲的和行动做的是脱离的。明明是一种利益的导向,要当成是道德的导向,要把自己包装出来。中国就必然充斥着伪君子,中国体制内充满了伪君子。中国的体制外,也一样是,那些高喊着民主、自由的人,在国外都在争夺那点点美金的口粮。这个非常正常,咱也不能倒过说民主理念是错误的。同样的,他真正信仰的原教旨的东西,你不能说这个愿景是什么邪恶的,这个没有意义。就是人类所描绘的一种愿景,都要从善的角度理解。

一言不合就闹翻,中国没有合伙人,只有散伙人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实际上这是一个规则没有建立的丛林社会。为什么我会这么写,我们当时看《少年派的奇幻旅行》我觉得太像一个预言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我认为都是政治预言。金庸也跟我亲口承认的,他都是照着文革写,照着中国人在大的运动前所展现出来的最丑陋的一面。我自己亲身经历了学潮,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绝对不能脸谱化地给人贴标签。一开始都是无聊,少年无聊,寻找刺激。有几个真正想的是大的事情,都是各种理想的博弈造成的。所以我觉得研究历史,你必须回归到另一层面上去。但是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天使。

我在读美国革命史,包括到美国实地考察的时候,他们有意见,他们描绘的一个理想中的社会。但是他们在建设这个理想中的社会的时候,做了一些可行性的方案。领导美国革命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领导法国革命的人区别在哪里?他们首先是当今社会的一些主流人群,一些企业家,一些律师。他的思想,在他们当中各种激烈的碰撞,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甚至会混淆,但是他们没有越境,不是说我跟你不玩了。

你要不听我的,我大不了离开北京,重上井冈山,这是毛主席的话吧,我就不相信解放军不跟着我走。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另外组建一个红军。咱们现在看回忆录里都有啊。咱们中国人闹翻了,中国没有合伙人。我跟俞敏洪也说,我说中国没有合伙人,我做生意那么多年了,中国只有散伙人。咱们一言不合我们就开始分裂,其实有多大的分歧?没有。但是我去看美国,我觉得他很不容易,那么大的分歧,像约翰亚当斯与杰克逊,他们就有巨大的分歧,甚至互相指责很难听的话。但是他们不互相闹崩。不是说你拉一票队伍,我拉一票队伍,去干去。但是咱们中国不行,因为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大家为了一种看不到的愿景,你说你展现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愿景,他展现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愿景。很多基督徒展现了一个在天国下,在上帝的统领之下的一个光辉的愿景。佛教徒又展现了外一个愿景。都没错,关键是怎么做?在对待不同意见的深入,你怎么做?我们是什么呢?大家集中起来解决具体的问题。你不解决,最终打。

比指责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建设

关于船的寓言。很多人一直批判李鸿章是裱糊匠。因为这个船已经千疮百孔了,这个大厦已经没用了,我们应该推倒重建,这个话是对,但是放到这个船的寓言中,可能这个比喻是不准确的,我觉得,这更像一条船,而不像一座房子,房子拆了,我在边上建。你是一条船,在汪洋大海之上,你想重建一条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在往前开。这么13亿人,甚至15亿人口,你往哪里换。你的愿景是好的,但是你也没把握按照你的做法之后真能达到那个愿景,你只能说可能能达到。

问题是人人都这么想的时候,谁去做?你怎么样防止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被人家忽悠,大家都在演戏,都希望别人冲在前面,我在后面捡现成的。为什么每一次的王朝更替,没有给老百姓带来正能量,中国封建社会王朝周期一直在循环,到了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主观主义取代什么样的主义,所以,我们是在进步。现在很多人拿一套他自己也不理解的,美国的一套想象中的东西。我不是说美国那套不好,但是他理解的是局部的,是不完整的,是想象的,甚至他都没去过美国,都不能用英文读书。我说你凭什么知道这个东西,你在美国选举过吗,或者你观摩过美国选举吗?

非常简单,你试图给13亿人开药方。你至少要自己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你的依据在哪里?你去看商务印书馆出的那几本书,你就想,我们现有的情况下,你怎么做?到各自家乡去看,农村基层选举,大家去看看,哪个地方不贿选的,这个问题怎么造成的,你当然又可以怪罪到万恶的体制,都是这个体制造成的。但你不能老是怪体制。体制谁主持的?包不包括我们自己。每个人在批评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呢,你自己做到吗?比如国家建设太大了,我相信你身边肯定有人怪你的,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然后你就感到一肚子委屈——我做不到啊。我爹没得靠,妈没得靠,北京的房子买得起啊,我看看都害怕。我原来还是做房地产的呢。现在北京七八万一平米,谁买得起啊,比澳洲贵多了,比美国纽约都贵,谁能买得起。但是这种情况下,不是说不能指责,指责不平衡。关键是第二步,我觉得比指责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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