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李鸿章是贪官 但也是个能臣

雪珥:李鸿章是贪官,但也是个能臣

编者按】我们在评判历史人物时,总喜欢用善和恶这种简单概念。这样做的用处到底有多大?在雪珥看来,这种善和恶不是绝对的,道德判断也不是绝对的,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考察。传统观点认为李鸿章是一个贪官、卖国贼、汉奸,但是雪珥还原李鸿章到具体历史处境中,把还原其整个心路历程,李鸿章确实是个贪官,但他又是个能臣。近日,作家雪珥在其新书《李鸿章政改笔记》分享会上与读者解读变革时代的为人与做事:

李鸿章是贪官,但清官比贪官还坏

雪珥:说到李鸿章个人的品德,他肯定是个贪官,这是我个人在看完史料后的一个个人感受。英国有家福公司,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产业,焦作煤矿就是福公司最早在中国开发的。我从罗斯查尔德家族的档案馆里找到一封李鸿章在1899年左右写给他们掌门人的信,是英文件,底下有他签名,但没有中文件。所有的关于李鸿章的现代出版的资料都没有这个文件,这种信写完就就被烧掉了。其中有两点信息,一是他干预了福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的人选。他说罗莎利先生——一个意大利人——是不错的,希望他能继续留任。第二个,他说请帮我再买四千英镑的股份。

第一,你一个中国的总理级的人物,为什么直接给老外的大老板写信干预一个总经理的人选?你是什么身份?

第二个,他再买四千英镑的股份,他之前买了多少?四千英镑给谁买的,这些当然找不到证据了。但是确实有这封信,这封信是板上钉钉的史料。这个事加上很多边缘的英文史料,都证明了李鸿章在他们福公司有贪腐。在中国政府禁止外资参与能源矿山企业禁令之下,李鸿章是帮他们获得了山西和河南面积多达两千平方英里的开矿权。我查了当时的英国报纸,里面有欢呼,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别国在中国所获得的最大的一个煤矿,涵盖了山西和河南两省。他是怎么做的?因为不让外资进入,他们就利用山西和河南两个省的巡抚,这都是他们的关系户。两省巡抚出面成立了内资公司,这个内资公司用权力和关系分别获得了这两个省的开矿权。然后这个内资公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签订一个借款协议,引进外资,这只是一个外资贷款,不是开矿。然后拿什么抵押呢?就拿这个开矿权做抵押,借款期限五十年。为了保证这笔外资的安全,所以外方要派人进来。两个省都是借款两千万两,那是巨款,实际上只到位过几万两,其实就是一个壳。帮英国人运作的呢,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是福公司的中国首席代表,为什么刘鹗能写出那么好的反腐败的小说,就因为他懂啊。

翁同龢的日记里面有大量的记载,刘鹗那家伙又到北京来了,拿了四万两银票、一批古玩字画来。因为刘鹗也给他送,他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收。但是刘鹗的日记记下了怎么行贿,他说我今天见了军机大臣王文韶,我给他多少英镑的股份,还见了谁,给了多少。我后来帮他统计了一个关系网,几乎把当时中国高层一网打尽,巨额的投资在这个关系网上。这里面涉及很多的利益细节。我们说刘鹗是著名的文学家、社会批判家等等。但是刘鹗的小说里就提到,清官比贪官还坏。为什么这么提?他觉得清官认为自己是清的,所以在投资决策时他可以不惜成本,反正我不往兜里揣,我怎么折腾都是对的。第二个,清官往往会成为酷吏,因为我是清的,所以我可以对这些东西严厉打击,一切从严从重。他的样本就是刚毅。你还原到当时的状态下,看看刘鹗为什么最后遭受那么惨的命运,被流放到新疆去。不是因为他写反腐败小说,触怒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触怒了审查部门,他是因为在建从天津到通州的津通铁路,他一直想参与这条铁路的某种权益。这里得罪了很多人,都是既得利益集团,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最终因为袁世凯设了个局,全败了。

道德判断不适用于历史

对于历史问题,如果纯粹用道义去判断,是会走入误区的。而且道德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不要,而是它太有弹性了。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常说,在上帝面前人都有罪,但是这个罪是指的原罪。我们用道德判断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种道德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的获取仅仅是言词上的,是很莫名其妙的。当年李鸿章要去马关签这个条约。中央开会,翁同龢跟他讲,赔款可以,割地不可以。李鸿章说我做不到。因为中央的判断就是,日本人意向很明确,暂时按兵不动,给你几天时间答复,你不答复他可以打下北京城。那清政府就面临非常大的选择,如果不答应日本人,具体说如果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的,你又打不了他,他打下北京以后,你签不签都一样。当时是你一迁都,这个政权就灭亡。不迁都呢,又不让人家割地,李鸿章说我做不到,我没这能力,你去做去。我觉得要说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两个抗日分子,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袁世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卖国,他只是签了个条约,换了别人去,你签不签?非常简单,换了你去签不签?不签,怎么打?不打怎么办?很现实,打了以后,北京不守了,跑到西安去,西安再守不了,像抗战一样,跑到重庆去,关键是这个政权没了,因为日本人在东北登陆的时候,英国驻天津总领事给伦敦发电报,说日本人在东北登陆的消息传到了天津。

天津水师学堂的学生们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私下里说,我们快解放了。日本人登陆东北的时候,喊出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因为他认为中华的中原大地是沦陷在异族之手,他们的随军布告都是要恢复三代,尧舜禹的时代,要恢复华夏。这个东西咱们怎么判断?你如果纯粹地从道德来说,可能视野会狭窄。你怎么判断这些东西?包括孙中山的第一次广州暴动,就是为了配合日军在山东地区的登陆。日本人给他提供了武器、经费、教官,让他在那边暴动。1900年,八国联军的时候,日本人又在厦门从台湾出兵厦门,占领了厦门,叫厦门事变,为了配合厦门事变,为了配合日军,革命党同盟会搞了惠州暴动,惠州暴动在军事上打得非常好。因为里面有成建制的日本军队。孙中山当时人就在台北。

当时的日本首相是山县有朋,对当时日本政府的做法伊藤博文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伊藤博文认为日本主要的目标是北边的俄罗斯,这个时候要跟中国搞好关系,所以绝对不能在南方惹这个没必要的麻烦。因此,他们发动了倒戈,把山县有朋的内阁推翻了,伊藤博文重新当首相,伊藤博文当了首相后第一道命令是发给台湾总督的,要求台湾总督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要求在中国造反军队里的日本官兵必须退出,要求断绝对造反者的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持,所以惠州起义失败了。这些在海峡两岸的史料里面都有。当然,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不说而已,这些都有事实。我们当然可以说是革命的策略,要借用外来力量。但是当革命者是策略的时候,你怎么判断别的就不是策略呢?同样的乱搞男女关系,在某些伟人手里是伟大的爱情,突破了封建的枷锁。差多少岁,四个老婆、五个老婆,都无所谓,叫突破封建枷锁、勇敢地追求爱情。到了某些人身上就成了与一个或多个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或者私生活特别不检点,腐败堕落等等。拿道德判断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看不透。至少我个人觉得看不透。

没有天使或者魔鬼,利益考量是第一位的

在晚清铁路问题上,我发现那些反对建设铁路的都是那些盲肠部门的人,不是国家所谓经济建设第一线的人,不是国家“体改委”的人。跟你讲怎么投资、怎么获益的,都是跟铁路建设不沾边的一些写文章的人。

1880年代李鸿章说我们要赶紧修通北京到天津的铁路,因为我们要对抗日俄,他甚至提出铁路要赶紧修到关外去。但有人质疑说:这条铁路修通,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这些出租车司机怎么办,生意没有了他们的生计怎么解决?水上的个体户们,他们怎么解决?这两个就业问题要不要要考虑?还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当时在白河上面有个铁路桥,那座桥原来的限高是很低的。漕粮船装满以后,那个高度过不去!这些李鸿章事先的设计方案里是没考虑的。

其实这些反对意见,从改革本身来讲,都有好处。所以,当时的醇亲王就让他们争论。但他们争论的是不让你做这个事情。醇亲王就有想了一个好办法:原来讨论的范围是中央各部,现在他把这个文件发给各省省长、省委书记们,让他们参与讨论,各省主观反馈上来的东西,就不跟你讨论要不要建了,全跟你讨论建哪一条,为什么建这条。这样讨论的方向转了。最后慈禧太后表了个态:让他在中南海里建一条四公里的铁路。这是李鸿章送给她的,法国人掏的钱。送了六节车厢,一个火车头,慈禧太后铺起来之后,车头没用,他让太监拉着走。咱们是两种判断。一种说法是慈禧太后腐朽。他这么爱享受,在宫里面建条铁路。但你说她坐轿子不是享受吗?干吗坐火车,说她是为了享受铁路,我觉得你这个讲不通的。再一种说法就是说她太愚昧,火车居然不用火车头,用太监拉,但你说她有必要放车头吗?不需要啊,就四公里,用太监拉拉就行了。其实这就是一种特殊的表态!后来再也没有人对要不要建铁路产生意见了。那些人都明白了。一个人在中国这样个体制下,混到一个正部级的干部,甚至总理级的干部,智商没问题,智商可能是超过咱们常人的,情商也没问题,不会比咱们笨。那些顽固派,从来不在关键时候反对,都是在不关键的时候反对。他要展现他的存在。

从我个人来讲,我更在意的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是话语符号体系下的辩论,我觉得没有意思。我更多的是去关注他技术层面上,为什么要变到这个局面。如果是我在李鸿章的位置上,我怎么办?我在翰林院的位置上,我怎么办?如果是你,你怎么做?有一点是肯定的,抱怨绝对不解决任何问题。企业家整天骂政府,能解决问题吗?现在企业家说政府真坏,老卡着我们。政府官员说,企业家真坏,整天要腐蚀我们,要拉我们,还把我们卖了。每个人有他的利益考量,很正常。但是绝对没必要说谁是天使谁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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