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科研经费太多导致中国无学术可言

[摘要]2013年10月31日,在腾讯书院关于正义与人生的聚谈会上,汪丁丁认为学者的科研能力、动脑能力,不往好地方动。科研经费太多了。如今几乎没有什么学术可言,所以跟世界的学术前沿落后了十几年。

汪丁丁:科研经费太多导致中国无学术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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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科研经费太多导致中国无学术可言

活动现场

英国作家狄更斯19世纪中叶写到“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21世纪的中国,这句寓言依然适用。贫富差距、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人口……这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口,无时不刻地刺痛着国人。中国应该怎样走?中国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中国人该以何种心态应对时代的剧变?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解答。

经济学家汪丁丁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其新著《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汪丁丁从正义诉求问题,进入到“实践智慧”,对中国社会未来最必要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汇集成他多年来关于中国人如何生活得更美好这一议题的思想成果。在汪丁丁看来,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最初级的表现形式是正义问题,高级表现形式是中国人的情感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协调问题。他自称最悲观的经济学家,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抱有最乐观的期待。

2013年10月31日,腾讯书院进行了一场关于正义与人生的聚谈会,汪丁丁接受陈嘉映、景跃进、张静、周濂、王焱等的评论乃至质疑,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读中国社会。

【要点一】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实践智慧,也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最迫切地需要,你要想不犯根本性错误或颠覆性错误,实践智慧就是关键。

【要点二】今天正处在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全面的社会解体时代,在表面上一切标准都已经丧失了,人们的心灵也四分五裂,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社会的重建。

【要点三】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初级的表现形式是正义问题,就是社会正义的问题,因为贫富差距,因为各种各样的贪污腐败,导致的对社会正义的诉求。高级的表现形式是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中国人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协调问题。

【要点四】人生问题是你的问题,你必须自己解决,你必须过上所谓第一手的生活,而不是过上第二手的生活,第二手的生活就是你依附于宗教的大师,依附于组织,依附于系统,你没有回到你自身。

【要点五】自由市场有几个基本坏的倾向,这些倾向倾向于将自由消减为零。我们不应该回避自由市场的阴暗。

汪丁丁:实践智慧是政治体制改革最迫切的需要

汪丁丁:很多读过《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朋友都问我,为什么突然加进来这么一段冗长而且莫名其妙的论题——集体无意识?其实它是接着加德默尔实践智慧的阐释。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实践智慧,也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最迫切地需要,你要想不犯根本性错误或颠覆性错误,实践智慧是关键词。实践智慧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里,或者政治实践里面,大概迷失了两千多年。汉娜·阿伦特指出,加德默尔其实是最系统阐释过这一观念的人。我第七讲中的铺叙就是想探讨一下它如何从西方思想传统融会到中国思想传统里。加德默尔去世时华师大有一个研讨会,大概是2004年,研讨会的标语就是“实践智慧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切入点”,这是很贴切的主题。

陈嘉映:他的第七章就是讲实践智慧,因为最近几百年,我们越来越多的把政治和社会生活看作是用理论来指导的。这就跟亚里士多德、加德默尔所说的实践智慧正好相反,政治的确不是理论的问题,它是从实践智慧转化而来的。

周濂:全面解体的时代 需要重建社会

周濂:谈一下我对这本书的读后感。其实这本书非常艰深,对我来说犹如陷入知识的汪洋大海,差点不能活着爬上来。

我的思维风格与丁丁老师比较契合,经过多年的思考,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或一般而言的社会科学必须同时采取三种语言风格,一是自然科学,一是社会与人文,还有就是批判理论,这是三种不同的语言风格或者思维方式。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在我们今天如果要做好学问,必须具备这种综合视角。丁丁老师这本书很好体现了这三种语言风格的融合。

丁丁老师在书中引入了很多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和论述,其中谈到我们今天正处在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全面的社会解体时代,表面上一切标准都已经丧失了,人们的心灵也四分五裂,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社会的重建。我个人认为这个判断是非常到位,读到这个时候我特别心焦,怎么办?都已经四分五裂。我再接着往下读就发现丁丁老师安慰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它和余英时先生对社会重建的时间跨度的预期是下限300年,上限500年。读到这个我松了一口气,十几代人努力的过程,而不是由我们一两代人完成。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焦虑,我想如果我们能像丁丁老师以一种特别纯净的学者心态,放宽历史视野,也许更有益于社会重建。

周濂:贫富差距和贪污腐败导致对社会正义的诉求

这本书的文眼,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初级的表现形式是正义问题,就是社会正义的问题,因为贫富差距,因为各种各样的贪污腐败,导致的对社会正义的诉求。

高级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我特别欣赏和喜欢他的表述,他说是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中国人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协调问题。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今天说“正义与人生”恰恰对应着汪丁丁老师说的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一个是正义问题,还有一个是情感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协调问题。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分别提两个小问题给丁丁老师,关于社会正义的问题,很多人以为就是罗尔斯所称的福利自由主义,这当然是误读。我们就福利问题谈一谈,丁丁老师这本书中说福利国家不简单是经济学家批评的愚蠢政策,它是欧陆思想传统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公共政策的表达,这句话我也非常喜欢,评述评论福利政策和福利国家,不能仅仅从效率、经济的视角看,还要从别而视角看,关于人的理解,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

现在问题在于,我不是特别清楚丁丁老师对于福利国家到底持明确的赞成还是反对意见。我在608页读到这么一段话“当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民主诉求的阈值,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要求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两方面压力联合作用的结果,很容易导向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虽然长期而言,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难以维系。”

您这段话当中有两个态度,一个是您觉得现实的条件似乎使得福利国家势在必行,但是您又认为福利政策难以维系。

具体到当下中国的语境,要推行福利国家,一定要强调国家能力,所谓积极政府的问题,都跟这个相关联。强调国家能力,会让像我这样的人有点担心,它会不会替换成对国家权力的主张和支持?这个就很困难,一方面限制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另外一方面赋予他一定的国家能力去推进有效的福利政策,如何可能,这是我想请问您的。

周濂:“人生问题需自己解决”弱化了社会正义问题

高级问题就是情感方式和现代方式的协调问题我也提一个问题。您这本书最后援引了克里希那穆提在《面向危机中的世界》中的一段长文,好像在昭示您对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高级形态的一种解决思路。我对这段话有一些疑问,在演讲当中克里希那穆提提到,“我们必须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人类,全新的人类心智”,我看到这个表述有点不寒而栗,不知道什么意义上可以创造全新的人类和全新的人类心智,这个说法和我们说的非常熟悉的社会改造工程、一个恐怖的乌托邦似乎有着密切的关联。再往下读发现,它不是这个意思。克里希那穆提是完全摒弃宗教大师、救世主、专家包括组织和系统,为我们提供创造全新人类的这种可能性。

它一个明确的主张是什么,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自身,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生问题是你的问题,你必须自己解决,你必须过上所谓第一手的生活,而不是过上第二手的生活,第二手的生活就是你依附于宗教的大师,依附于组织,依附于系统,你没有回到你自身。这个表述在我看来,当然它有意义,它其实回到西方哲学最原初的苏格拉底的问题,苏格拉底问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与克里希那穆提是一致的。后来一个英国哲学家在《哲学与伦理学》当中就说苏格拉底问题就是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有答案,并且这个答案是有意义的话,必须是每一个人都清醒认识到这个答案是你自己赋予你自己,威廉斯对苏格拉底问题的解读跟克里希那穆提说,这是你的问题,你必须自己解决,你过上第一手的生活,这背后我觉得隐含着一个是所谓的伦理学个人主义的立场。

我的问题其实是两个,首先我觉得在你写了这么一本600多页的巨著,最后用这么一段演讲做结尾的时候,似乎有一种登楼撤梯的效果,之前说的东西都不重要,最终回归到人的内心,回归灵魂。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神秘的感觉。

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把克里希那穆提的表述作为解决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一个答案,其实有可能会极大消减或者弱化了社会正义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在这本书最后的附录,您加了您自己的一篇文章,《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您比较了当代中国人和印度人对于正义问题的不同态度,您说印度人对正义的诉求明显不如中国人强烈,您的答案是说因为在印度精神生活维度当中,它存在追求心性自由的传统,您的结论是说正义问题在精神生活这一维度首先表现在信仰自由的问题。危机植根于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持久不协调,我很认同你的总体判断。我们都非常清醒认识到印度追求心性自由的所谓精神意义上的正义,其实他完全是在回避社会正义问题。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张力。

汪丁丁:自由市场的存在需要法律等非市场因素的支撑

汪丁丁:我觉着周濂这个砖砸我脑袋上了,很疼。在座的都是经济学的学生和老师,关于福利国家的政策或者福利政策在中国当代社会占有很醒目的位置。经济学家通常反对比较负面的福利政策,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可能比较正面的赞赏这种政策。我确实没想清楚。

反对或者支持福利政策,完全取决于每一个社会的具体情境。首先是个人的发展,个人发展所需要的主要的条件,比如说教育、医疗、救济、住房,使人们免除心理的焦虑感,这样年轻人才能够用心学习,然后才有人力资本投资可言。这些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全提供。弗兰克奈特后来被他们的学生忘记了,至少他们不愿意记住老师的教导,他们只记住自由市场竞争了。弗兰克奈特说得很清楚,我只引最著名的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微观经济理论是告诉你们自由市场等等,其实不是,自由市场有几个基本的坏的倾向,这些倾向倾向于将自由消减到零。我们不应该回避自由市场的阴暗。

我还在另外一个场合介绍过阿罗1970年代为了自由献血和商业献血这件事情,在美国国会听证的时候发表的文章,那里面提出新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关于独裁不可避免。

新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用我的直白的话说,如果一个市场经济像卡尔·波兰尼这样的整个社会嵌入到它内部,那这个市场必定失灵,所以不可能存在一个包罗万象的自由市场,它要健康的话一定需要法律的支撑、需要学术的支撑,需要很多非市场因素的支撑。如果你把非市场因素全都市场化,一定失败。比如法院判案子谁出的钱多我就判谁胜诉,阿罗说这怎么可能,这法律就失灵了。诺贝尔委员会要是按照谁出的钱多,就把诺贝尔奖交给谁,那诺贝尔奖马上失灵。这个不可能定理很直观。我们说作为一个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首先就要承认自由市场是有缺陷,它有不灵的地方。

其次这时候政府出来补偿这个自由市场失灵的时候,当然会出现大量的政府失灵,我赞成周濂的担心。朗润园的经济学家最普遍反映这种担心,反感任何福利政策。但是要为每一个人提供他生命后期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就需要这些基本的福利政策。

有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叫动力学机制。如果社会没有办法收那么重的税,还得假设政府非常有效率,像英国政府那样,政府收了30%的宏观税负,就能够提供全民医保,还有基本住房,还有普遍的教育,比如公民的义务教育9年、大学补贴,所有的都有了以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极大提高,这是今天凡是人力资本经济学家都会承认的。

汪丁丁:科研经费太多导致中国无学术可言

汪丁丁:21世纪是人力资本的时代,所以福利政策不仅仅具有消费性,还有生产性,关键是如何把动力学的过程给执行下去。如果收税太多导致负担太重,那么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就会迅速枯竭,这时候就会无税可收。公共福利政策的动力就走到头了,必然失败。

成功的办法是,适度收税,有效补贴给该补贴的人。劳动分工的本职是什么?要提供一些条件,最起码的教育条件和教育水平,当这些穷孩子受了基本的教育之后,还要让他有致富的动机,把他的聪明才智用于学习。如果13亿头脑都不学习,我们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如果还像文革时期一样,受我跟陈嘉映受的苦,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富裕。如果所有人的头脑都被激发起来,去学习新的知识,那么这个国家用不着对外贸易,自己就跟自己交易了,财富会迅速积累。

归根到底福利政策有很强的,很微妙的动力学过程,这个过程中国政府其实不太明白,因为中国的思维方式太简单化。要么就是95%的经济学家反对福利政策,政府听经济学家的意见把福利放一边,使弱势群体备受欺凌。要么就是简单思维,摆到另一极,新左派,拼命发钱,结果把企业家的能力诱杀了。比如说学者的科研能力、动脑能力,不往好地方动。为什么?科研经费太多了。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什么学术可言,所以跟世界的学术前沿落后了十几年。

福利政策有非常糟糕的方面,周濂的担心非常有道理。我们的政府确实需要考虑政治体制。如果政府缺乏监督,放手搞福利,那会滋生新的腐败。就跟修地铁似的,大连地铁成本就两个亿预算,最后搞了12个亿都不治,贪污太厉害了。6块钱的活儿报价600,还出事,各地地铁都差不多。

汪丁丁:GDP中有三分之一是灰色收入

现在统计局又报了GDP增长7.8,又开始有经济学家担心过热。统计局的报表里面7.8怎么增长的,还是投资增长。咱们三块钱投资进去,出来一块钱产值,这叫什么,还是原来老的方式,为什么这样,因为官僚体制就喜欢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这样他可以贪污三分之一,GDP里面有三分之一是灰色收入。政府如果真的公开搞福利,没人监督,那么贪污盗窃可能没头了。

我是对经济最悲观的人,悲观了十几年,它也没垮。由于我是最悲观的经济学家,所以我就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乐观。我就很乐观,我比其他经济学家都更乐观,因为不改你走不下去,就没戏。

周濂第二个问题更重要,你们还能记得住吗,我也非常喜欢威廉姆斯,他是最聪明的哲学家。我结尾引到精神生活维度里面克里希那穆提的思路,实际上客观上消解了正义问题,但是它又正确,在我个人的感受中又正确。这本书没写完,这个思路上归根到底正义问题只是初级形式,如果你情感上走通了的话,就不发生这个问题。实践智慧最后接到中国的新兴传统里面来,有大量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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