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媒体反思:中国新闻业的混沌年代

[摘要]反思2013年中国新闻业:新媒体与旧媒体激烈更替,新闻与观点的界限日渐模糊,作为一种专业的新闻遭受侵蚀,媒体与权力、资本继续纠缠。

反思2013年中国新闻业:新媒体与旧媒体激烈更替,新闻与观点的界限日渐模糊,作为一种专业的新闻遭受侵蚀,媒体与权力、资本继续纠缠。虽然人们多多少少都能嗅到未来的趋势,但具体情势远未明朗。

2013媒体反思:中国新闻业的混沌年代

2013年开年,《南方周末》事件引起了公众短暂而热烈的共鸣;

2013媒体反思:中国新闻业的混沌年代

2013年终,上海纸媒《新闻晚报》宣布停刊;

2013媒体反思:中国新闻业的混沌年代

2013年中,《新快报》陈永洲事件再次引起公众对媒体职业伦理的批判;

2013媒体反思:中国新闻业的混沌年代

2013年,微信成为大赢家,微信公号使得“自媒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野蛮生长;

2013媒体反思:中国新闻业的混沌年代

也是2013年,网友“偶拍习大大买包子”以及法院微博直播“庭审薄熙来”。依稀看到,在新媒体时代,权力也学会了更强的议程设置和观点说服能力。

旧秩序正在加速瓦解,新世界如腹中胎儿尚未定型;许多激动人心的可能性已经开启,更多虎视眈眈的旧势力从未离场。2013年是中国新闻业的混沌年代,新媒体与旧媒体的更替仍在进行,新闻与观点的界限日渐模糊,作为一种专业的新闻遭受严重侵蚀,媒体与权力、资本继续纠缠。虽然人们多多少少都能嗅到未来的趋势,但具体情势远未明朗。

“混沌”一词的灵感,来自经典著作《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作者:美国资深新闻人比尔·科瓦齐(Bill Kovach)和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2010年,他们再次联袂,出版了一本《Blur》(混沌)。这个词恰到好处地捕捉了变革年代新闻业的模样:往昔确定的模式、例行的步骤、惯常的规律都烟消云散了,虽然砸碎了许多锁链,但伴随而来的是混沌之中深深的茫然,甚至新的镣铐。

反思2013年的中国媒体,可以看到混沌之中的诸多现象及其背后的问题。

反思一:严肃新闻生产面临萎缩

2013年开年的第一件大事——《南方周末》事件激起了公众短暂而热烈的共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证明了一家传统媒体依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共鸣昙花一现,2013年的中国新闻业很快就回到了持续下跌的姿势,不得不直面内外交困的现实。《好运Money+》、《新闻晚报》、《风尚周报》……纸媒停刊的消息不断传来。

最显见的困难,当然是钱。读者不爱看报了,电视观众直接开电脑或者在iPad上搜韩剧和娱乐节目了,而传统媒体的互联网盈利模式又是臭名昭著的老大难问题。一些广告商也已经随之用脚投票,媒体的经典“二次销售”模式成了“二次滞销”模式。

钱不好挣了,“紧箍咒”却从来没松。新媒体的捷报频传依靠的不仅是移动阅读的便利性,更有言论尺度上的相对优势。在例行的年度传媒总结中,《南方周末》道出了传统媒体的心声:“就新闻而言,2013年本应成为中国新闻人的狂欢之年……但对传统媒体而言,2013年的新闻盛宴中收获更多的是苦涩。”

苦涩的现实中,不少媒体疲于应付,有的还屡走弯路,这些都极大地分散了原本应该用于提升新闻品质的精力——而这才是对传统媒体最致命的打击。2013年初,美国皮尤(PEW)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传媒报告指出,有将近1/3的美国成年人已经抛弃一份传统媒体,原因并不是在iPhone上看新闻更时髦,而是这些媒体不再能够提供与此前品质相当的新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种原因抛弃传统媒体的人又以高教育水平、高收入、“重度读者”为多。这表明,有经验的读者已经察觉:厨房缺粮的媒体供应大餐的频率在下降,品质亦多少受损。地球另一端已经发生的,或许即将(甚至已经)在中国上演。

下半年的《新快报》陈永洲事件更是给传统媒体的伤口上撒了把盐。有关程序正义、央视审判的话题自然重要,但更多读者看到的却是又一个足以抵消许多位优秀记者形象的“无良记者”。与喉舌媒体不同,对于市场化媒体而言,读者的选择和信赖是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失去读者的信赖则是最深刻的危机。推而广之,对于整个中国新闻业而言,探索与彰显专业主义的道路上也一直是与读者的选择如影随形。但是今天,这个专业赖以立足的基础正受到空前的侵蚀。

传统媒体的危机不仅仅意味着一些机构的死亡和一些新模式的诞生,真正的问题是:在新旧交替的混沌之中,可靠、严肃的新闻生产面临萎缩,耗时耗力、风险性大的高品质新闻生产正在衰退。而新闻的赤字最终将导致民主的赤字。

反思二:“自媒体”难以填补严肃新闻的空白

2013年中国新闻业最火的词莫过于“自媒体”。百度搜索指数画出了清晰的折线:从3月初开始,这个词的搜索量突增,全年高烧不退,至年底达到最高峰。

暂不论这一概念是否成立、是否准确,即便用约定俗成的方式来理解“自媒体”——即活跃在各类新兴平台、持续发布内容的个人或机构账号,也难以将填补新闻赤字的希望寄托于它们身上。

一些人欢呼新媒体的低门槛带来的内容多样化。仅从数字上说,这确实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一家平台上有几百万账号丝毫不是稀奇的事情。但是仔细考察那些流行的自媒体平台上活跃的账号,你会发现大部分不过是泡沫——只需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自媒体们,你们这么牛,可是你们的内容是从哪来?

大部分还是传统媒体生产的,自媒体们只不过进行了挑选、编辑、标题党。自媒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的再包装和再传播,的确充满了智慧,但这却建立在系统性地侵犯著作权的基础上。我个人的判断是:假如中国有一套严格的版权法规,大部分的自媒体或许会因为没有内容可发而自然死亡。

戳破那些美丽的数字泡沫,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是:真正的内容多样性从未实现。细究几百万账号的内容来源,不过还是那么少得可怜的几个。放下了纸质版的《读者》,捧起移动版的“每天一点正能量”,手机上煲的心灵鸡汤真的更好喝吗?

自媒体的另一个特点是:事实更少了,观点更多了——想想那几个在去年暴得大名的自媒体,哪个不是在贩卖观点?比起挖掘事实,生产观点的成本更低,只要设置好了噱头,收益就会更大。可是,真正的靠谱观点需要建立在大量的事实基础之上,这同样是费时费力的事情,精明的自媒体们愿意做吗?

幸好,还是有凤毛麟角的几家自媒体真正在生产和传播原创、可靠的内容,比如智谷趋势、大象公会、拇指阅读、政见,甚至包括知乎。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他们的创办者大多是传统媒体人,他们在新媒体平台上做的事情大多是此前在传统媒体未能实现的。对于他们而言,新媒体带来的是解放,而不是一个复制粘贴的平台。

当然,细究起来,这些自媒体生产的内容依然以观点为主。真正在事实报道方面进行探索的,是以刘建锋为代表的新闻人开始的“众筹”式实验——依赖公众的力量或许是一条出路,但在中国,这注定艰难而充满风险。

自媒体带来的传播生态变化自然不乏积极的一面。只是,在资本若隐若现的一片喧哗中,太多隐藏的问题被有意无意忽略了。

反思三:权力与受众之间的中介正在被抛弃

“新媒体赋权”是一个很多人都熟悉的说法,它的宾语一般是无权力的普通人。然而,新媒体也能成为放大镜,给原本就手握权力者赋予更大的权力。

2013年,依靠新的传播技术和平台,权力和受众之间的中介正在被抛弃。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的账号将“政务微博”再次推向一个高潮——当然,“政务微博”的最高潮必然是薄熙来案的庭审“直播”。

同是在2013年,Instagram上还出现了一个“习近平官方账号”,尽管无法证实,但每一张照片都获赞无数。这番景象不得不让人觉得:假如“习大大”真的开了微博、微信、Twitter、Facebook账号,必定会遭遇热捧,民望再上一个台阶。

表面上看,拆掉中介与民众直接建立“被粉”关系,拉近了权力和底层之间的距离。然而,这却是值得警惕的一步。中介的作用是代表民众观察、提问、质疑、监督,而不是将对方想表达的内容进行原封不动的传递。抛掉中介,权力将拥有前所未有的议程设置、观点说服能力。

制作视频《领导人是怎么炼成的》的复兴路上工作室,最早传出“习大大”光临庆丰包子铺的@四海微传播,都说明权力对新媒体的掌握已经日趋纯熟和精巧。当然,作为喉舌的党报党刊也许还不会被抛弃,不过,没看到中央党报也已经在微博上旧貌换新颜,粉丝众多了吗?

结语:

2014年,中国,乃至全球新闻业都会继续经历这一混沌年代。新旧交替间,高品质的新闻生产将面临更大的困难;观点与事实之间的界限继续消融,且呈现出前者繁荣、后者歉收的局面;政治和资本的权力都将试图营造于己有利的新传播生态——当然,也有许多新的可能性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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