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胡适的文学鉴赏力

[摘要]众所周知,胡适是非常推崇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他认定西方侦探小说蕴含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相应的,对侦探小说的评价也就非常高。

林建刚:胡适的文学鉴赏力

(南京,在民国邮政博物馆拍摄的胡适先生的往来信件资料。东方IC供图)

众所周知,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也是白话新诗的提倡者与实践者,与此同时,他对《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考证也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潮流。

然而,这位集众多文学成就于一身的人,对一些人类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却经常说一些外行话,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1921年6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莎士比亚在当日与伊莉莎白一朝的戏曲家比起来,自然是一代的圣手了,但在今日平心而论,莎士比亚实多不能满人意的地方,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现代的人若虚心细读莎士比亚的戏剧,至多不过能赏识某折某幕某段的文辞绝妙——正如我们赏识元明戏曲中的某段曲文——决不觉得这人可与近代的戏剧大学相比。他那几本'‘最大’的哀剧,其实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Melodrama)。如Othello一本,近代的大家决不做这样的丑戏!又如那举世钦仰的Hamlet,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Hamlet真是一个大傻子!”(《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p.77)

对大名鼎鼎的《哈姆雷特》,胡适不仅没看出什么好处来,而且直接说哈姆雷特是大傻子。这样的情形同样发生在他对曹禺《雷雨》《日出》的评价上。1937年2月1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读曹禺(万家宝的笔名)的《雷雨》《日出》。杨今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

——“《雷雨》显系受了Ibsen、O’Neil诸人的影响,其中人物皆是外国人物,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国人,其事亦不是中国事。”

——“《日出》是一大进步,其中人物稍进情理,也稍有力量。然不近情理处也还不少。如“小东西”,金八非要淫她了,而她卖到下处,却总因为“太小”,接不着客,岂非矛盾?《日出》写胡四、顾八奶奶都不近情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p.382)

可以看出,胡适虽然对《日出》也很不满意,但总体而言,他觉得《日出》要比《雷雨》要好。

而在很多文学史家看来,曹禺的剧作,不论从思想深度,还是从艺术成就上,《雷雨》要好于《日出》。胡适的判断恰恰相反。

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对《红楼梦》的评价。据唐德刚回忆,晚年的胡适在谈起《红楼梦》时,曾说:“《红楼梦》算不得是一部好小说,因为它没有一个Plot。”在跟苏雪林的信中,胡适更是说:

——“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红楼梦》主角就是含玉而生的赤霞宫神瑛侍者的投胎;这样的见解如何能产生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小说!……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胡适书信集》下册,p.1559—1560)

这里,胡适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比不上《儒林外史》,甚至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与《老残游记》。胡适的这些观点,不仅让人怀疑他的文学鉴赏力。

从胡适的这些褒贬之词中,不难看出,胡适推崇的是“近情理”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以此为圭皋,内心纠结、性格延宕的哈姆雷特就似乎显得有些无厘头;将矛盾极端化的《雷雨》也似乎不近情理、不像“中国事”;颇具魔幻色彩的《经楼梦》也就不如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好看了。

胡适不喜欢《红楼梦》,不喜欢《哈姆雷特》,不喜欢《雷雨》。他喜欢的文学家是以社会问题剧著称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其作品颇有思想深度,有强烈的写实主义特色。胡适确是推崇易卜生的戏剧的,他1918年曾专门写有《易卜生主义》一文。文中,他说:“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

他还说:“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脏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联系当时五四的时代背景,似乎不难理解胡适为什么喜欢现实主义的作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的文学审美显然受那个时代的影响。而人的审美趣味一旦形成,也往往根深蒂固,是不易改变的。

在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上,除了注重现实性、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健康性之外,胡适似乎还非常推崇作品的科学精神。这似乎也与五四潮流分不开。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崇尚西方。他晚年对侦探小说的推崇,典型地表现了他的这一观点。

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演讲《新闻记者的修养》。演讲中,胡适勉励该校学生要有“为人辨冤白谤”的精神,提倡他们“要多看侦探小说”。他说:

——“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希望同学们能多看《福尔摩斯》一类的良好的侦探小说,不但可以学好文学与英法等外国文字,同时也是学习使用科学方法的最好训练。”(胡颂平《胡适之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p.3097)

众所周知,胡适是非常推崇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他认定西方侦探小说蕴含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相应的,对侦探小说的评价也就非常高。

相比较而言,胡适对武侠小说的印象则差多了。在《新闻记者的修养》的演讲中,胡适还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

胡适对武侠小说深恶痛绝,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似乎是,认为武侠小说中的思想内容会给人们带来不良影响。胡适曾谈到他在一张晚报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其中讲到某电台一个敬军节目中,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唱了一支《妈妈要我嫁》,唱到“我那亲亲热热的小冤家”时博得热烈掌声。而且,一会儿,另一位小妹妹登台准备唱的,也是那支《妈妈要我嫁》。

对此胡适很有感触:“对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就向她灌输满了那类‘亲亲热热’的观念,这是教育的成功,还是教育的失败呢?”(胡颂平《胡适之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p.3107)

胡适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深究其原因,胡适提到了不良的武侠小说对孩子们的影响。据《中央日报》记载:

——“他(胡适)说,自己很少看电视、听广播、看戏,“不能说,这些对于孩子们的影响怎样”,但他相信,“无论如何,一些不良的武侠小说,对于少年犯罪想来不无影响”。”(胡颂平《胡适之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p.3108)

胡适从思想内容上对武侠小说的斥责引起了金庸的愤慨。要知道,当时的台湾、香港地区正掀起一股武侠小说的浪潮,这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胡适关于“新闻记者的修养”的演讲刊登后不久,12月10日,金庸就在《明报》上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予以回击,其中称:

——“翻阅胡适从前文章,这一观念数十年来一直不变,胡适认为《水浒》是‘诲盗之作,粗暴下流’,京戏内容无聊,毫无价值,中国人懒惰肮脏,不可救药。”(见傅国涌《金庸传(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p.258)这些话似有情绪和偏颇,但也一定程度上吻合了胡适对文学的判断标准。

从胡适对武侠小说、《红楼梦》《哈姆雷特》《雷雨》的评价,我们似乎不难看出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文学趣味。胡适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极其重视,也许在他看来,没有思想深度,没有现实意义及科学精神的作品,算不得好作品。重视思想内容而轻视艺术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胡适在文学鉴赏能力上的重要偏差。

颇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是:后来台湾的武侠小说大家古龙,其小说既是武侠小说,也是侦探小说,按照胡适推崇侦探小说斥责武侠小说的原则,倘使他看到古龙的小说,不知会作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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