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与大胆—胡适自述》:寻找真谛的探索

[摘要]胡适在这些文稿中,详细记述了自己由尊崇中国传统文化到学贯中西,进而接受实用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胡适亲笔所写的这些文稿,真实地记述了胡适的人生和思想变化历程。

《孤独与大胆—胡适自述》:寻找真谛的探索

《孤独与大胆—胡适自述》书封,胡适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本书收入胡适生前所写的自传文稿。这些文稿记述了胡适的家世,他的父亲、母亲,他儿时的生活,少年求学以及他青年时到上海求学和留学海外的经历。胡适在这些文稿中,详细记述了自己由尊崇中国传统文化到学贯中西,进而接受实用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胡适亲笔所写的这些文稿,真实地记述了胡适的人生和思想变化历程。

胡适,字适之,现代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他在哲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胡适文存》、《胡适全集》等。他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影响较大。

本文节选自《孤独与大胆—胡适自述》,作者:胡适;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月

(一)九年的家乡教育

我生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那时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东门外。我生后两个月,我父亲被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调往台湾;江苏巡抚奏请免调,没有效果。我父亲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我母亲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十九年(1893)二月二十六日我们一家(我母,四叔介如,二哥嗣,三哥嗣)也从上海到台湾。我们在台南住了十个月。十九年五月,我父亲做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台东是新设的州,一切草创,故我父不带家眷去。到十九年底,我们才到台东。我们在台东住了整一年。

甲午(1894)中日战事开始,台湾也在备战的区域,恰好介如四叔来台湾,我父亲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乡,只留二哥嗣跟着他在台东。我们于乙未年(1895)正月离开台湾,二月初十日从上海起程回绩溪故乡。

那年四月,中日和议成,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反对割台,要求巡抚唐景崧坚守。唐景崧请西洋各国出来干涉,各国不允。台人公请唐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帮办军务刘永福为主军大总统。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电报已不通,饷源已断绝。那时他已得脚气病,左脚已不能行动。他守到闰五月初三日,始离开后山。到安平时,刘永福苦苦留他帮忙,不肯放行。到六月二十五日,他双脚都不能动了,刘永福始放他行。六月二十八日到厦门,手足俱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厦门,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

这时候我只有3岁零8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我父亲死时,我母亲只有23岁。我父初娶冯氏,结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国之乱,同治二年(1863)死在兵乱里。次娶曹氏,生了3个儿子,3个女儿,死于光绪四年(1878)。我父亲因家贫,又有志远游,故久不续娶。到光绪十五年(1889),他在江苏候补,生活稍稍安定,他才续娶我的母亲,我母亲结婚后三天,我的大哥嗣稼也娶亲了。那时我的大姐已出嫁生了儿子。大姐比我母亲大7岁。大哥比她大2岁。二姐是从小抱给人家的。三姐比我母亲小3岁,二哥、三哥(孪生的)比她小4岁。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17岁的后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结婚后不久,我父亲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她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3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

我母亲23岁就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23年。这23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23年。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我的名字叫嗣穈,穈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我11岁的时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穈今年11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二哥不曾开口,三哥冷笑道:“哼,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不敢哭。

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的遗嘱,我是应该念书的。况且我小时很聪明,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所以隔了两年,三哥往上海医肺病,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

我在台湾时,大病了半年,故身体很弱。回家乡时,我号称5岁了,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玠)的学堂里读书了。我的身体太小,他们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还要别人抱下来。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

因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学生,故我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我把开头几行抄在这里:

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谨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

以下分说五伦。最后三节,因为可以代表我父亲的思想。我也抄在这里:

五常之中,不幸有变,

名分攸关,不容稍紊。

义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无所尤怨。

古之学者,察于人伦,

因亲及亲,九族克敦;

因爱推爱,万物同仁。

能尽其性,斯为圣人。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

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穷理致和,返躬践实,

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我念的第二部书也是我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名叫《原学》,是一部略述哲理的书。这两部书虽是韵文,先生仍讲不了,我也懂不了。

我念的第三部书叫做《律诗六钞》,我不记是谁选的了。三十多年来,我不曾重见这部书,故没有机会考出此书的编者;依我的猜测,似是姚鼐的选本,但我不敢坚持此说。这一册诗全是律诗,我读了虽不懂得,却背得很熟。至今回忆,却完全不记得了。

我虽不曾读《三字经》等书,却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子高声诵读,我也能背这些书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诗》,我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底。这本书后面的七言句子,如:

人心曲曲湾湾水,

世事重重叠叠山。

我当时虽不懂得其中的意义,却常常嘴上爱念着玩,大概也是因为喜欢那些重字双声的缘故。

我念的第四部书以下,除《诗经》,就都是散文的了。我依诵读的次序,把这些书名写在下面:

(4)《孝经》。

(5)朱子的《小学》,江永集注本。

(6)《论语》。以下四书皆用朱子注本。

(7)《孟子》。

(8)《大学》与《中庸》。(《四书》皆连注文读)

(9)《诗经》,朱子《集传》本。(注文读一部分)

(10)《书经》,蔡沈注本。(以下三书不读注文)

(11)《易经》,朱子《本义》本。

(12)《礼记》,陈注本。

读到了《论语》的下半部,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选了颍州府阜阳县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名观象)。四叔是个绅董,常常被本族或外村请出去议事或和案子;他又喜欢打纸牌(徽州纸牌,每副155张),常常被明达叔公、映基叔、祝封叔、茂张叔等人邀出去打牌。所以我们的功课很松,四叔往往在出门之前,给我们“上一进书”,叫我们自己念;他到天将黑时,回来一趟,把我们的习字纸加了圈,放了学,才又出门去。

四叔的学堂里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四叔的儿子嗣秫,比我大几岁。嗣秫承继给瑜婶(星五伯公的二子,珍伯、瑜叔,皆无子,我家三哥承继珍伯,秫哥承继瑜婶)。她很溺爱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开,秫哥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了(他们和四叔住一屋,学堂在这屋的东边小屋内)。我的母亲管得严厉,我又不大觉得念书是苦事,故我一个人坐在学堂里温书念书,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收家塾后,学生就增多了。先是5个,后来添到10多个,四叔家的小屋不够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名叫来新书屋--里去。最初添的3个学生,有2个是守瓒叔的儿子,嗣昭,嗣逵。嗣昭比我大两三岁。天资不算笨,却不爱读书,最爱“逃学”,我们土话叫做“赖学”。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田里挨饿,却不愿念书。先生往往差嗣秫去捉;有时候,嗣昭被捉回来了,总得挨一顿毒打;有时候,连嗣秫也不回来了,--乐得不回来了,因为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学!

我常觉得奇怪,为什么嗣昭要逃学?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挨打,挨大家笑骂,而不情愿念书?后来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瓒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后来在九江开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说江西话。回家乡时,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说话改了,而嗣昭念书常带江西音,常常因此吃戒方或吃“作瘤栗”(钩起五指,打在头上,常打起瘤子,故叫做“作瘤栗”)。这是先生不原谅,难怪他不愿念书。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小学生初念有韵的书,也还不十分叫苦。后来念《幼学琼林》、《四书》一类的散文,他们自然毫不觉得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赖学;先有嗣昭,后来有个士祥,都是有名的“赖学胚”。他们都属于这每年两元钱的阶级。因为逃学,先生生了气,打得更利害。越打的利害,他们越要逃学。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6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12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认得了近千个“方字”,每个字都经过父母的讲解,故进学堂之后,不觉得艰苦。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我最喜欢朱子《小学》里的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较最有趣味。同学之中有念《幼学琼林》的,我常常帮他们的忙,教他们不认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这些书看;他们念大字,我却最爱看《幼学琼林》的小注,因为注文中有许多神话和故事,比《四书》、《五经》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一个同学的母亲来请禹臣先生代写家信给她的丈夫;信写成了,先生交她的儿子晚上带回家去。一会儿,先生出门去了,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他忽然过来问我道:“穈,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他比我只小一岁,也念过《四书》,却不懂“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因为别人每年出2块钱,我去年却送10块钱。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当我9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来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后,我的心里很不好过:这一本的前面是些什么?后面是些什么?这两个问题,我都不能回答,却最急要一个回答。

我拿了这本书去寻我的五叔,因为他最会“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讲故事”,小说书叫做“笑话书”),应该有这种笑话书。不料五叔竟没有这书,他叫我去寻守焕哥。守焕哥说:“我没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吧?”《第一才子》便是《三国演义》,他很郑重的捧出来,我很高兴的捧回去。

后来我居然得着《水浒传》全部。《三国演义》也看完了。从此以后,我到处去借小说看。五叔、守焕哥,都帮了我不少的忙。三姐夫(周绍瑾)在上海乡间周浦开店,他吸鸦片烟,最爱看小说书,带了不少回家乡;他每到我家来,总带些《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一类的书来送给我。这是我自己收藏小说的起点。我的大哥(嗣稼)最不长进,也是吃鸦片烟的,但鸦片烟灯是和小说书常做伴的,--五叔、守焕哥、三姐夫都是吸鸦片烟的,--所以他也有一些小说书。大嫂认得一些字,嫁妆里带来了好几种弹词小说,如《双珠凤》之类。这些书不久都成了我的藏书的一部分。

三哥在家乡时多,他同二哥都进过梅溪书院,都做过南洋公学的师范生,旧学都有根底,故三哥看小说很有选择。我在他书架上只寻得三部小说:一部《红楼梦》,一部《儒林外史》,一部《聊斋志异》。二哥有一次回家,带了一部新译出的《经国美谈》,讲的是希腊的爱国志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做的。这是我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步。

帮助我借小说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民国十二年和顾颉刚先生讨论古史的胡堇人。他比我大几岁,已“开笔”做文章了,十几岁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家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的小说都记在上面,时时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但我记得离开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三十多部小说了。

这里所谓“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双珠凤》在内,《琵琶记》也在内;《聊斋》、《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兰苕馆外史》、《寄园寄所寄》、《虞初新志》等等也在内。从《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一类最无意义的小说,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一类的第一流作品,这里面的程度已是天悬地隔了。我到离开家乡时,还不能了解《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好处。但这一大类都是白话小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把文字弄通顺了。那时候正是废八股文的时代,科举制度本身也动摇了。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所以不要我“开笔”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学做策论经义。他们只要先生给我讲书,教我读书。但学堂里念的书,越到后来,越不好懂了。《诗经》起初还好懂,读到《大雅》,就难懂了;读到《周颂》,更不可懂了。《书经》有几篇,如《五子之歌》,我读得很起劲;但《盘庚》三篇,我总读不熟。我在学堂九年,只有《盘庚》害我挨了一次打。后来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大类,向来学者都说古文诸篇是假的,今文是真的;《盘庚》属于今文一类,应该是真的。但我研究《盘庚》用的代名词最杂乱,不成条理,故我总疑心这三篇书是后人假造的。有时候,我自己想,我的怀疑《盘庚》,也许暗中含有报那一个“作瘤栗”的仇恨的意味罢?

《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的帮助。从《三国演义》读到《聊斋志异》和《虞初新志》,这一跳虽然跳得太远,但因为书中的故事实在有趣味,所以我能细细读下去。石印本的《聊斋志异》有圈点,所以更容易读。到我十二三岁时,已能对本家姐妹们讲说《聊斋》故事了。那时候,四叔的女儿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广菊、多菊,祝封叔的女儿杏仙,和本家侄女翠苹、定娇等,都在十五六岁之间,他们常常邀我去,请我讲故事。我们平常请五叔讲故事时,忙着替他点火,装旱烟,替他捶背。现在轮到我受人巴结了。我不用人装烟捶背,她们听我说完故事,总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饭来请我吃。她们绣花做鞋,我讲《凤仙》、《莲香》、《张鸿渐》、《江城》。这样地讲书,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所以我到14岁来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很像样的文字了。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意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30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条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打相骂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9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二)从拜神到无神

纷纷歌舞赛蛇虫,

酒醴牲牢告洁半。

果有神灵来护佑,

天寒何故不临工?

这是我父亲在郑州办河工时(光绪十四年,1888)做的十首《郑工合龙纪事诗》的一首。他自己有注道:

霜雪既降,凡俗所谓“大王”、“将军”化身临工者,皆绝迹不复见矣。

“大王”、“将军”都是祀典里的河神;河工区域内的水蛇虾蟆往往被认为大王或将军的化身,往往享受最隆重的祠祭礼拜。河工是何等大事,而国家的治河官吏不能不向水蛇虾蟆磕头乞怜,真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耻辱。我父亲这首诗不但公然指斥这种迷信,并且用了一个很浅近的证据,证明这种迷信的荒诞可笑。这一点最可表现我父亲的思想的倾向。

我父亲不曾受过近世自然科学的洗礼,但他很受了程颐、朱熹一系的理学的影响。理学家因袭了古代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用“气”和“理”两个基本观念来解释宇宙,敢说“天即理也”,“鬼神者,二气(阴阳)之良能也”。这种思想,虽有不彻底的地方,很可以破除不少的迷信。况且程、朱一系极力提倡“格物穷理”,教人“即物而穷其理”,这就是近世科学的态度。我父亲做的《原学》,开端便说:

天地氲氤,百物化生。

这是采纳了理学家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他做的《学为人诗》的结论是:

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穷理致知,反躬践实,

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这是接受了程、朱一系格物穷理的治学态度。

这些话都是我四五岁时就念熟了的。先生怎样讲解,我记不得了;我当时大概完全不懂得这些话的意义。我父亲死得太早,我离开他时,还只是3岁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我小时跟着四叔念朱子的《小学》,就是理学的遗风;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也就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

我记得我家新屋大门上的“僧道无缘”条子,从大红色褪到粉红,又渐渐变成了淡白色,后来竟完全剥落了。我家中的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我父亲死后,四叔又上任做学官去了,家中的女眷就自由拜神佛了。女眷的宗教领袖是星五伯娘,她到了晚年,吃了长斋,拜佛念经,四叔和三哥(是她过继的孙子)都不能劝阻她,后来又添上了二哥的丈母,也是吃长斋念佛的,她常来我家中住。这两位老太婆做了好朋友,常劝诱家中的几房女眷信佛。家中人有病痛,往往请她们念经许愿还愿。

二哥的丈母颇认得字,带来了《玉历钞传》、《妙庄王经》一类的善书,常给我们讲说目连救母游地府,妙庄王的公主(观音)出家修行等等故事。我把她带来的书都看了,又在戏台上看了《观音娘娘出家》全本连台戏,所以脑子里装满了地狱的惨相。

后来三哥得了肺痨病,生了几个孩子都不曾养大。星五伯娘常为三哥拜神佛、许愿,甚至于招集和尚在家中放焰口超度冤魂。三哥自己不肯参加行礼,伯娘常叫我去代替三哥跪拜行礼。我自己年幼身体也很虚弱,多病痛,所以我母亲也常请伯娘带我去烧香拜佛。依家乡的风俗,我母亲也曾把我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还给我取了个佛名,上一字是个“观”字,下一字我忘了。我母亲爱我心切,时时教我拜佛拜神总须诚心敬礼。每年她同我上外婆家去,十里路上所过庙宇路亭,凡有神佛之处,她总教我拜揖。有一年我害肚痛,眼睛里又起翳,她代我许愿:病好之后亲自到古塘山观音菩萨座前烧香还愿。后来我病好了,她亲自跟伯娘带了我去朝拜古塘山。山路很难走,她的脚是终年疼的,但她为了儿子,步行朝山,上山时走几步便须坐下歇息,却总不说一声苦痛。我这时候自然也是很诚心的跟着她们礼拜。

我母亲盼望我读书成名,所以常常叮嘱我每天要拜孔夫子。禹臣先生学堂壁上挂着一幅朱印石刻的吴道子画的孔子像,我们每晚放学时总得对他拜一个揖。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见了外甥章砚香(比我大几岁)供着一个孔夫子神龛,是用大纸匣子做的,用红纸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贴着金纸剪的香炉烛台和供献,神龛外边贴着许多红纸金纸的圣庙匾额对联,写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类的句子。我看了这神龛,心里好生羡慕,回到家里,也造了一座小圣庙。我在家中寻到了一只燕窝匣子,做了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一只午时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圣庙的内堂,堂上也设了祭桌、神位、香炉、烛台等等。我在两厢又添设了颜渊、子路一班圣门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联语类编》,抄出了许多圣庙联匾句子,都用金银锡箔做成匾对,请近仁叔写了贴上。这一座孔庙很费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亲见我这样敬礼孔夫子,她十分高兴,给我一张小桌子专供这神龛,并且给我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和十五,她总教我焚香敬礼。

这座小圣庙,因为我母亲的加意保存,到我27岁从外国回家时,还不曾毁坏。但我的宗教虔诚却早已摧毁破坏了。我在十一二岁时便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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