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麻城暴力史

[摘要]罗威廉认为,麻城的暴力史并非中国社会暴力史的典型案例。其在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原因有三:一个是地理位置,第二个是政治文化,第三个是阶级结构。

探秘麻城暴力史

国民党将领、麻城人夏斗寅在麻城当地及鄂东地区清洗共产党人、工农干部时,使用了极其残暴和恐怖的手段,他还特别热衷于折磨、羞辱妇女。1930年,他通令全军,只要发现剪了短发的妇女,一律就地枪决。图为大别山地区留短发的共产党女游击队员。

探秘麻城暴力史

《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罗威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近日,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威廉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报约请了两位书评人对罗威廉的研究进行了评述。罗威廉以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麻城七个世纪所发生的暴力史研究,得到了刘军的认可。而他以陈宏谋展开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却受到了刘仲敬的质疑。

麻城暴力史的独特性

麻城暴力在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地理位置,第二是政治文化,第三是阶级结构。

罗威廉20世纪80年代在武汉做研究时,注意到麻城有悠久的暴力传统。他为此翻阅了从1530年到1997年的七部麻城地方县志,希望借此对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提供一个宏观的理解,探索中国农村社会暴力萌生的原因。

罗威廉认为,麻城的暴力史并非中国社会暴力史的典型案例。其在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原因有三:一个是地理位置。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有若干穿越高山的要隘,可谓是四战之地。一旦发生战争,过境的军队等武装组织就会给麻城带来动荡。

第二个是政治文化。当地民间传说和历史遗迹中,流传着许多有关暴力的故事,而地方史家和方志编撰者也出于各自的目的,时而把强人描绘为英雄人物,时而又把他们贬为盗贼、土匪。

第三个是阶级结构。麻城农业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土地集中、兼并加剧,贫富分化造成了大地主阶级、中小农户及无地、失地佃农的阶级对立。另外,麻城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服务于士绅地主的仆役阶级,奴仆阶层经常发动“奴变”,到民国时期仍是如此。“奴变”也是明清更替之际造成麻城血腥动荡的主要原因,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

理解暴力演进的“概念框架”

儒家希望通过文质彬彬的“礼乐文明”制约农耕社会内部的暴力、攻击和掠夺的冲动,终结封建战争,建立礼治国家,但未能成功。

罗威廉虽然强调多描述,少分析,多细节,少结构,但我们不妨借助关于暴力的“概念框架”建构来进一步理解其历史叙述中的动力机制。

德国学者埃利亚斯认为,欧洲近代以来社会内部暴力呈现减少的趋势,原因在于宫廷、上层阶级通过文明的行为举止来制约统治阶级的暴力冲动。从宫廷礼仪,到中产阶级彬彬有礼的举止,欧洲的文明进程通过塑造身体的羞耻感、倡导文明的举止和礼仪,促进各阶级成员的社会化进程,减少社会内部的暴力冲动。美国学者诺思等人认为,“自然国家”在统治阶级内部采取“设租”的方式来控制和减少暴力——国家在统治阶级之间通过博弈达成妥协,赋予统治阶级以进入关键战略资源的特许权,从而减少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国家由此得以逐渐垄断暴力、维持和平。

埃利亚斯的礼仪文明制约暴力论,在中国儒家思想的礼制中可见其对应。

国家设租而赋予统治阶级特权,从奥斯曼帝国、大明帝国等政权赋予其统治阶级的各种特权可见一斑——其开国军功集团等大封建主阶层、科名入仕的官僚阶层、聚敛兼并的大地主阶层以及僧团阶层等,一旦通过世袭、科举、信仰服务等制度路径进入统治阶层,即可以分享统治阶级独享的租金(各种封地荫职,盐铁、烟酒官营,或免税、免役之类的租金减免)。

暴力的国际比较模型

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枯竭引发军队叛乱和“民工”起义,统治阶级内部分裂等问题相继发生。

但是,文明体制“礼崩乐坏”,特权制度屡致暴乱,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故事。美国学者戈德斯通分析了英、法、美革命乃至奥斯曼帝国和大明王朝鼎革的过程,总结出三个引致近代革命的要素:财政汲取能力枯竭而导致国家能力崩溃;精英集团因为过度竞争而分裂;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动员的潜能。

戈德斯通提炼的国家崩溃、社会失序模式,在《红雨》中颇多反映。比如麻城在明末的动乱,揭示出这三种结构性动力互相促进、互相激荡而导致的后果: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枯竭,造成拖欠军费、强制劳役或滥发货币,这些行为引发军队叛乱和“民工”起义;有些大地主的奴仆佃户(多达数千乃至万人)通过各种社会联合而动员,在明清易代之际多次发动暴乱,并汇入明末起义军的洪流,摧毁了明朝的基业。

普遍、公平的原则政治

在麻城暴力的动力机制背后,隐含着财政负担义务不公、特权超国民待遇、权利不平等这些“前现代”(早期现代)国家制度惯性遗留的危害。

《红雨》中历历在目的暴力画卷,连同戈德斯通所关注的“早期现代”,都已经是历史烟云,但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结构动力所揭示的教训,却仍然富于警示的意涵。这些动力机制的背后,隐含着财政负担义务不公、特权超国民待遇、权利不平等这些“前现代”(早期现代)国家制度惯性遗留的危害。

“现代国家”(相比于“前现代国家”)财税基础和动力发生了变化。现代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国家的财政基础由封建主、自耕农的田赋收入,转变为普遍施加于公民的各种税收。同时,现代国家在履行公共职能的过程中,依赖于税收、国债等公共财政手段。现代公民(纳税人)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自身的财产权利,从而催生了现代法治国,倾向于建设“有限”且“有效”的政府,行使公共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增进社会福祉。

现代法治国的公共财政制度,要求公平、效率、法定、普遍等原则。由此看来,在当代公共财政制度中实施“以少驭多”的残留制度,通过特权制度将财税负担加诸大多数人,封闭下层新晋精英向上流动的空间,而使少数特权者享受更多的利益转移,这是更大的不公平,孕育着更多的危机。因此,“民主财政论”研究者布坎南等人的主张——逐步实现普遍性公平原则支配下的原则政治——是可以与《红雨》中的历史经验对勘的。□刘军(学者)

【延伸阅读】

《暴力与社会秩序》 (美)诺思 瓦利斯 温格斯特 著,杭行 王亮译,格致出版社

《血酬定律》 吴思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麻城在7个世纪中卷入的部分暴力事件

1、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 邹普生、徐寿辉1351年8月在麻城发动起义。

2、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 崇祯16年4月底,张献忠占领麻城,收编义军,消灭许多山寨。

3、满人的征服 清将徐勇剿灭麻城当地的四十八寨联盟。

4、清初的三藩之乱 吴三桂煽动麻城的山寨寨主刘君孚1674年发动叛乱,清廷官员于成龙平定。

5、19世纪中叶的太平军和捻军起义 1853年1月后,太平军在南京和武汉之间来回穿行,几乎每次行军都会横扫麻城。

6、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麻城成为大批土匪和匪军劫掠的目标。1927年,共产党人在黄安、麻城发动了黄麻起义。

7、20世纪30年代的国共内战 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为争夺麻城东北部多次激战。肃反运动中,张国焘在麻城大清洗,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干部。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是美国汉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家、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威廉的代表作,2004年出版后好评如潮。

本书叙述的时间段从元末农民大起义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的地域集中在大别山南麓、鄂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小县城——湖北麻城。罗威廉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撰写的并非“没有事件的历史”,而是对当地的重要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从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白莲教、清军入关、清初的三藩之乱、19世纪中叶的太平军和捻军起义,直到上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上世纪30年代的国共内战。

罗威廉采用了编年史方式的叙述方法,多描述而少分析,重细节而轻结构,很多场面描写颇具文学性,读起来流畅生动,如同讲故事。罗氏的叙事方式,能够使读者感受到鲜活的“在场”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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