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历史要求真 绝对不能“戏说”

[摘要]历史作为一门科学,要求真,绝对不能“戏说”,只能“正说”,“戏说”是编的故事,历史故事不能编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阎崇年:历史要求真 绝对不能“戏说”

阎崇年资料图(图片来自网络)

历史学家阎崇年依然还在写作,尽管他已至耄耋之年。如果回顾他50年的清史研究之路,努尔哈赤这个历史人物显然是个避不开的话题,因为按阎崇年的总结来说:“我与努尔哈赤已心灵相通50年。”努尔哈赤算是阎崇年研究的第一个清代人物,而这个人物,也是阎崇年发表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所关注的,当时是1983年。如今,《努尔哈赤全传》成为阎崇年的最新作品,这是脱胎于30年前那本学术专著的通俗读物。而之所以书写该书,正是因为阎崇年的“努尔哈赤”情结。日前,南方日报记者对阎崇年进行了专访。

谈新作

清兴也八旗,亡也八旗

南方日报:您提到,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可以说这个观点最先是由您提出的吗?

阎崇年:这个观点之前没有人说过。对我自己来说,仅研究努尔哈赤也得不出这个结论。我在《百家讲坛》讲《清十二帝疑案》时,原本是重点研究清朝前一段的历史,是从康熙往前讲的,后来讲到雍正、乾隆一直到宣统,顺着这么研究,把清朝历史贯通来看,对于清朝由兴到盛,由盛到衰、到亡的整个过程有了初步的了解,就得出一个结论:努尔哈赤对于清朝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太大了。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那句话: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

康熙在位的时期被称为“康熙盛世”,康熙派八旗军从北京出发去雅克萨攻打俄国侵略军队,最终把俄国军队打败。而八旗军队是努尔哈赤奠定下的基础。此外,康乾的贡献之一是奠定了中华版图,但中华的北面疆土,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打下的,那么可以说,康乾盛世的种子是努尔哈赤播下的。对于光绪、宣统的灭亡,慈禧要负责任,光绪要负责任,但贯通清朝历史来看,其实光绪、宣统覆亡的基因也是努尔哈赤埋下的。八旗军占领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马圈地,造成了许多农民无地可种,占地之外他们还要占房,规定八旗住北京内城,内城百姓一律限期搬迁,这也是清初的一大暴政。所以,八旗制度既是清朝出现盛世的一个原因,也是清朝后来衰亡的一个原因。清兴也八旗,亡也八旗。

南方日报:具体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对于一些历史细节,您是怎么把握和考证的?

阎崇年:研究历史最大的困难是收集文献资料和档案资料。在收集资料方面,我们现在比过去有条件了。我们现在能看到清朝实录了,过去是要保密的。另外朝鲜方面的记录,他们与努尔哈赤的交往历史也能查到了。最重要的是,满文档案现在也能查阅了,过去满文档案是绝密资料,大学士都不可以看,更别提一般的汉人了。

其实明朝与清朝记录历史的侧重点不一样,朝鲜与努尔哈赤也是有对立、有矛盾的,但我手上有明朝、清朝的实录,朝鲜的实录以及满文档案资料,综合这几个方面的资料,并且加上官方与民间的资料一起研究,能更客观一点,更真实一点。这也是生在这个时代的我们的幸运。

谈努尔哈赤

他事业成功的关键在“四合”

南方日报:《努尔哈赤全传》脱胎于您在1983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努尔哈赤传》,除了“较学术著作更为通俗”这一变化之外,这本书还有没有一些您的新观点?

阎崇年:努尔哈赤从一个穷苦的部落少年成长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应该说他的个人事业是成功的。我认为他事业的成功,关键在于他实现了“四合”——天合、地合、人合、己合。而他失败的一面,是“四不合”。这“四合”,谁都可以借鉴,古代、现代,哪怕是几百年以后的人,我觉得都可以拿来借鉴。

南方日报:您在书里特意还原了努尔哈赤的生活细节,以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形象,为什么这么处理?

阎崇年:吃饭吃的什么?是坐在椅子上吃还是坐在地上吃?穿戴是什么样子?喝酒喝的什么酒?这就是生活细节。为什么讲这些细节?因为努尔哈赤不是神,他是普通人。清朝把他给神化了,他也有饮食起居,我们要把他还原成普通人。这还牵扯到外人对努尔哈赤是不是有误解的问题。我认为,对努尔哈赤的研究有三个阶段,即“正、反、合”。

“正”,是清朝对努尔哈赤的态度,对于这位开国元君,清朝用“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这最美好的27个字作为努尔哈赤的谥号,说明清朝是完全肯定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的。“反”,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其实在那段时期,人们反对包括努尔哈赤在内的整个清朝历史。“合”,指的是现在的我们对努尔哈赤的态度,我们今天不革清朝的命,我门跟他们也没有利益关系,所以可以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根据历史资料,既看到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又能看清那段历史存在的问题。

南方日报:有人认为,在您眼中努尔哈赤是一个“伟大君主”,您认同吗?或者,能否谈谈您对努尔哈赤的总体评价?

阎崇年:我从来没说过努尔哈赤是伟大的君主,我从来都说“努尔哈赤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确杰出,毕竟凭“十三副遗甲”起兵建立了一个帝国;他亲自指挥了十一次重大战役,十胜一负,所以他也的确是个军事家。

但是,努尔哈赤在进入辽东地区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第一是屠城杀戮,成千成百地杀。第二就是占地,我研究康熙时,注意到了八旗的旗地,我总是弄不明白,八旗入关之后,不是跑马圈地吗?这个旗地是怎么来的?是从努尔哈赤那里来的。努尔哈赤进入辽河平原后,要满足一大批官兵及家属的生活,该怎么办?圈地。但事实上,地都是好地,根本没有无主荒地,他们等于是“净收”,收了之后分给八旗子弟,这也被叫做“计丁授田”。努尔哈赤犯的这些错误都在我总结的“圈地、占房、剃发、投充、逃人、杀儒”这清廷六大弊政之中,这些弊政都是从努尔哈赤开始的。我从来没说过努尔哈赤“圈地圈得好,杀戮杀得好”之类的话,网上还有人说,“阎崇年说努尔哈赤的杀戮是为了满汉文化融合”,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此前《努尔哈赤传》里也从没有写过,这是别人说的,强加在我头上的。我想,可能是有些人在开玩笑,也有一些人是另有想法,是为了“求名害仁”。这是不妥当的。

谈研究与写作

《百家讲坛》让我考虑问题更深刻

南方日报:您觉得外界对您的最大误解是什么?我注意到,有声音认为您在诋毁明朝、称颂清朝,是这样的吗?

阎崇年:我从来没有诋毁过明朝。我讲的是“明亡清兴60年”,这个时间段就是一个历史平台。在这个时间段里,明朝的腐败问题暴露得比较清楚,清朝兴起的原因也比较清楚,而把它放在一个历史平台上来看,当然是讲明朝腐败面多一些,清朝兴起的积极因素多一些。反过来说,若讲“元亡明兴60年”,那肯定也会重点讲明朝兴起的积极因素。这也是在这60年的历史平台里,我为什么没有讲“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雄才大略”,而是讲“万历皇帝20多年不上朝、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在胡闹”的原因。历史平台不一样,重点也就不一样。所以在《努尔哈赤全传》以及《努尔哈赤传》里,提到清朝兴起的地方,我反倒特别讲了朱元璋和朱棣的贡献。

南方日报:那您会为外部的声音所困扰吗?

阎崇年:没有关系。

南方日报:能不能聊下您的历史观?

阎崇年:就是“求真、求是”。

南方日报:10年前,您走上《百家讲坛》,成为了社会公众人物,这段经历,对您的研究与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阎崇年:《百家讲坛》对我最大的影响,是通过讲课以及与观众的交流,使我研究问题时的视野更宽了,考虑问题更深刻了。举个例子,努尔哈赤凭借13人起兵,打到北京的时候也就10多万人,对此当年毛泽东主席就提到,区区10来万人,怎么能把明朝1亿人征服了,而且这个政权巩固了268年?

我在思考。其中一个角度就是从文化层面来看这件事。过去很多人认为满族像蒙古人那样是游牧文化,但我研究后发现不是这样的。我在近10年里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存在一种森林文化。西北地区是草原文化,东北地区是森林文化,中原地区是农耕文化。在中国,汉族就是农耕文化,成吉思汗、忽必烈是草原文化,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属于森林文化。这三种不同的文化,都曾经在中原占有过主导地位或者统治地位。所以不要从13个人或者10万人这种角度来看,要从文化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文化内涵的力量。关于森林文化,我刚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探讨了森林文化在整个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这是更为宏观的探讨,也是《百家讲坛》对我的一种促进,仅仅埋在书卷里不会考虑这么多。

南方日报:对于文化圈中的戏说历史的现象,您怎么看?

阎崇年:艺术和历史是不同的范畴,要分开来看。历史作为一门科学,要求真,绝对不能“戏说”,只能“正说”,“戏说”是编的故事,历史故事不能编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像《努尔哈赤全传》里保留了学术著作的注释体例,对于最重要的资料我得标注出来源,不能瞎说,对不对?所以即便它是比较通俗的大众读物,也得“正说”。但是,电影、电视剧作为艺术,是可以“戏说”的,艺术是一种创造,无论是人物的刻画还是故事的情节,都是在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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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paqi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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