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群谈乱世:动不动就“民国范儿” 我觉得有些过

[摘要]相对今天来说,乱世的知识分子群体非常小,他们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远远小于人们的想象。所以说,看起来大师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很活跃,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真正代表那个时代。

从新世纪开端,一场对晚清以来历史的研究热逐渐兴起,一直到2011年达到高潮,大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和研究文章出版发表,不仅在学术界引发热潮,同时也引发了整个社会对于近代史研究的普遍兴趣。许多近代人物也成为当时代书籍中的明星,从曾国藩到李鸿章,从蔡元培到胡适等等,一再地被研究者提起。

然而,热潮正在逐渐消退,最近以来,关于近代史的话题渐渐变少,相关的书籍也不再是出版市场上的热点。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多事之秋,从帝制时代到现代化国家的转变历程,也确实值得大书特书。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究竟是什么,让历史远远地超脱出历史研究的范畴,而成为一个绵延十多年的社会热点?

孙立群谈乱世:动不动就“民国范儿” 我觉得有些过

孙立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对此,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孙立群说:“一方面这是历史研究的规律所致;另一方面,也和许多人对当时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不满和思考有关。事实上,随着社会和国家持续的良性发展,这种热度也在减退。人们的目光,毕竟还是朝着未来,而不是过去。”

近代史热的原因

北京晨报:新世纪以来形成了一场近代史研究的热潮,在您看来,这个热潮是如何形成的?

孙立群:首先,从历史研究本身来说,这也是一个必然。没到一定的时间,对之前的历史重新梳理和研究是历史研究中很正常的现象。近代以来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应该要澄清一下,许多当时限于时代局限所作的研究、所下的结论,在今天看来,就有一些值得商榷和重新思考的必要。比如说北洋时代的一些问题,民国时代的一些问题,是不是需要重新认识下,这是出现集中研究近代史的原因之一。

北京晨报:您认为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孙立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感情的因素。前些年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忧虑、不满等等情绪,使得一些人把目光投向了历史,甚至有的人会觉得今不如昔,当然这种感情并不正确,但也正是这样的感情,使得近代史的热度一再提升。而随着这几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热潮也正在消退。此外,到2011,辛亥革命整整一百年,正好也催生了近代史热的高峰。

近代史热中,一些词汇总是反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大师、变革、理想等等,特别是文化领域中的近代史,更是许多人追捧赞扬的对象。但事实究竟如何?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孙立群说:“动不动就民国范儿,动不动就是大师云集,个人感觉有些过了。那不是一个盛世,而是乱世,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也是中国近代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乱世。几个人不能代表所有的人,个案也不是整个时代的缩影。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科学和全面,不要被历史的片段所迷惑,更不要因此形成不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

重新厘定的历史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这一场近代史热中留下了什么样的思考?

孙立群:通过对那一段历史的重新梳理、认识,我们也认识到许多以往被忽略的问题,同时也有一些由于时代局限所做出的结论,被重新发掘出来,重新认识。就以辛亥革命来说,它有积极的一部分,同时也有它不彻底的一面,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八九年的时间是一个最动荡的时代,不仅仅是社会的动荡,包括文化领域也是如此,那个时代的种种事件,其实有太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比如打倒孔家店,甚至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思想,有一些在今天看来,确实值得商榷和重新认识。

北京晨报:对于研究本身,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孙立群:研究中确实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动不动就“民国范儿”,动不动就颠覆历史,我个人的感觉有些过了,那个时代有它自己特定的环境,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有一些人似乎总感觉今不如昔,过去比现在要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今不如昔不是一种理性的观念,不值得提倡,也不应该推崇。

不要崇拜乱世

北京晨报:很多书籍和文章中,对那个时代都是比较推崇的,为什么您认为这是不对的呢?

孙立群:类似的书籍和文章我也见过不少。有一些文章让人觉得,似乎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盛世。这当然是不对的,从晚清以来,到民国时代,如果从1840年算起,100多年的时间里,绝不是歌舞升平的盛世,恰恰相反,那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乱世,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倾覆就在旦夕。在内,老百姓生活得非常苦,面对方方面面的威胁和压力,苛捐杂税,天灾人祸绵延不绝。在外,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非常低,屡受欺凌,这样的时代,怎么会是盛世呢?

北京晨报:大师云集、思想爆发,很多人把那个时代当做文化繁荣的时代,您认为是否真的如此呢?

孙立群:这其实也是一种误区。首先,大师、精英知识分子少之又少,相对今天来说,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群体非常小,能够留名至今,当然就更少了。其二,即便是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力远远小于人们的想象,更不如今天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所以说,看起来大师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很活跃,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真正代表那个时代。

感情并非历史

北京晨报:那么,是什么让研究者们产生了这样的误区呢?

孙立群:首先是专业上的误区,一些研究者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产生的偏差,包括一些专业的研究者,出现了以小见大、以偏概全的问题,以某一个方面去代表整个时代。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研究历史,认识一个时代,应该全面地去认识,如果说仅仅看见少数知识分子的活跃,而忽略了更多人流离失所、衣食不全,忽略了战争、灾难、侵略对于人们的侵害,那么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全面的,也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另一方面,前些年社会问题的累积使得人们产生今不如昔的错觉,把情感寄托在历史之中,往往就会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历史,而忽视了对其他方面的认识。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今昔对比如何?

孙立群:厚古薄今的心态其实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历史总是在向前,今天这个时代,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好,这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只要社会能够健康良性地发展,事实就会告诉人们,今不如昔的感觉是不准的,社会的发展总是昔不如今,现在总比过去好。历史的车轮在倒退,这只是一种感性的说法,并非理性的认识。事实也是如此,随着这几年我们国家的持续发展,近代史热也在渐渐消退,就是一个证明。

怀旧但不倒退

北京晨报:您是否认为过度的怀旧是不可取的?

孙立群:是的。怀旧当然没问题,历史不能忘却,但同时,怀旧不等于认为历史比今天更好,不等于就要回到过去。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这是不能改变的规律。实际上,真做一个对比,就很容易发现,今天要远远胜于过去。比如说看看人们的生活,开放这30年来,相对于开放之前如何?再对比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更早,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最底层的民众,他们的生活相对于以前,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谁会愿意回到那个战火绵延、流离失所的过去呢?不会有人愿意。事实证明,历史前进的脚步不可能阻挡,今昔相比,怎能说过去比现在还好呢?

北京晨报:厚古薄今的观念有什么坏处?

孙立群: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如果总是觉得昨是而今非,难免会落在时代后面。历史总是在向前,人也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历史是我们走过的路,不要忘却它,是为了让我们走得更加顺畅,走得更快,少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让背负的负担更重,走得更加艰难,历史变成沉重的负担,只能让步履蹒跚。

被遗忘的个性

北京晨报:你觉得近代史中值得借鉴的地方是什么呢?

孙立群:比如和那个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的个性充足,卓尔不群,尽管他们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影响力不足,但是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并未因此而放弃对于时代的责任感。同时,整个文人群体有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包括北大、西南联大等著名大学,也正是这个氛围的营造者和维护者。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循环,知识分子们可以充分地展示个性,去思考、去探索。这是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所学习的。

北京晨报: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崇拜,是不是也和今天知识分子问题有关呢?

孙立群:现在的知识分子群体,确实有个性不足的问题。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游走于争夺科研项目、争取科研经费等等利益的纠缠之间,太多的东西让知识分子失去了心底最初的理想和坚持,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现象,怎么样改变这种功利的心态,真正地把自己的个性展示出来,我想确实还需要很多的努力。

历史给了我们什么

北京晨报:如何才是对待历史正确的态度?

孙立群:我想对于历史,不论是研究者也好,爱好者也好,还是普通的读者也好,对待历史,首先大方向不能错误,以史为鉴,是为了今天更好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以此给后来人以启示,使得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信心、更好的方法去获得更好的未来,而不是研究历史以后变得垂头丧气。其二,方法上应该追求科学和客观,不能以片面代替全部,把个案当做普遍的现象,也不能感情用事,用感情取代科学的态度,真实而全面去了解历史。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对历史加以取舍删削,只看自己想看的,而忽视其他,那样认识的历史,不是全面的历史。

北京晨报: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孙立群:首先要尊重历史,历史是不可更改的过去。其次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学习历史,挖掘对当今社会有用的东西,好的继承和学习,不好的要尽量避免再次发生。社会在发展,历史应该给予我们更多的动力,而不是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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