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存在的原因

[摘要]“每逢中央控制完全失效的乱世,麻城总会变成战利品”。暴力文化,“通过历史和集体记忆工具得以系统性再生产”,比如,几个版本的麻城县志里,都充斥着对暴力的推崇。

暴力存在的原因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美]罗威廉著  李里峰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湖北麻城,中国的一个普通县城,在元末到民国时期一直充斥着社会学家所说的“暴力”。自然,民国时期的暴力史,在主流历史学家的解读中,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史。问题在于,即便如此,这段革命史也是七个世纪暴力史的重要部分,从彭莹玉到李贽,到张献忠、于成龙,再到张国焘、王树声;从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白莲教起义和清军征服、清初的三藩之乱,到近现代时期的太平军和捻军、国民革命和国共内战。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汉学家罗威廉所著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一书,用“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聚焦于麻城地方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探讨超越王朝和时代的暴力存在的原因。

毫无疑问,战略地位是使得麻城在十四至二十世纪卷入、萌生暴力冲突的直接原因。罗威廉指出,“每逢中央控制完全失效的乱世,麻城总会变成战利品”。同样,因为连接两大人口密集省份,成为南北向的路上交通要冲,本地区拥有富饶的耕地资源,经济和社会变局每每为麻城带来大批外来移民。移民问题从来就是激化资源争夺乃至暴力冲突的起因。

麻城这个县城还折射出中国社会中长期以来纠葛在一起的城乡矛盾、乡村精英与佃农和贫农等群体之间的矛盾、宗族自治与地方行政控制之间的矛盾。《红雨》一书就有意识发掘了这些矛盾在触发暴力冲突中的基础性原因。

在元末,封地为湖北的蒙古王子宽彻普化异常腐败,同期发生了旱灾、传染疫病;元朝中央政府的改革派官员脱脱(右丞相)开新税,以整饬黄河河道。这一连串的掠夺和外来打击,在麻城等多地催生了红巾军起义。而到了明代,麻城如同中国南方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大的宗族势力取得了对地方的控制权,这种趋势对于王朝中央政府而言,既有化解后者对基层的控制的负效果,但也起到了提高基层民众对王朝文化、政治等传统认同的作用。明清易代时,许多社会下层人员也投身到忠于明室的士绅反抗队伍之中,对抗农民起义军和清朝军队。

明代后期,出生于麻城的哲学家官员耿定向意识到这个时代有重演元末基层危机的危险,提出了恢复乡约制度,用地方精英控制实施的保甲制来替代已失效的里甲制。这项建议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耿定向的预期。

明末,盗贼四起,起义军、明军、清军四处混战,地方士绅被迫从中逢源投机,清算屠杀一轮接着一轮。这种悲剧将在民国时期重演。清初,有名的能吏、廉臣于成龙通过招抚为主、清剿为抚的方针,成功抑制了叛乱和动乱。于成龙随即在麻城重建了保甲制和民团,这方面努力在近二百年后成为压垮太平军和捻军的关键力量。

《红雨》一书将较大篇幅用在了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麻城地方史叙述之上。鸦片战争后,蒸汽船、铁路替代了过去经由麻城的关口,终结了麻城在南北贸易中的重要作用,使当地失去了刺激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罗威廉还指出,“高度本土化和军事化的当代文化,很难接受外国的直接(商业和文化)渗透”。在科举制废除,新式学校创办后,仍有大批卫道士出击对社会秩序形成威胁的新式教育。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麻城已进入了恶性仇恨和突发暴力的鼎沸状态”,这将最终造成整整一代地方精英和精壮劳力的损失,使得地方在1938年日军来袭时无力抵抗。动乱仍是由灾害引发的,依旧出现了盗匪和溃兵,更严重的是在动乱的威胁下,地方商业陷入全面崩溃,物价暴涨,农产品在外国倾销到中国的商品面前显得毫无竞争力,农村人口开始大批逃荒。首先掀起的是农民运动,农会革命是以麻城人所不熟悉的方式和烈度展开的。当国共内战打响,原先的盟友农会和国民政府基层组织展开了激烈的军事角逐,杀戮、报复、清算、复仇逐渐升级。农会将“土豪”、“劣绅”作为革命对象,后者则借助重新武装起来的民团实施反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会解放了当时的妇女,使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投入到革命行列中来,这种现象显然会引发传统势力的强烈不满。地方军阀夏斗寅对农会和红军及其同情者的屠杀,张国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展的肃反,均上演了毫无节制的暴力蔓延。

夏斗寅和张国焘在1949年后都逃到了香港,罗威廉不无讽刺地写道:“不妨想象一下夏斗寅与同样流亡到香港的张国泰会面的情形,这将是很令人着迷的———如今两人都从火热的历史场景中抽身出来,在这个还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城市坐下来,饮着一杯清茶,静静地回想着各自在麻城欠下的几千条人命。”

总的来说,“(麻城)当地集体暴力的结构,遵循着历史上产生的复杂模式。阶级矛盾强烈而持续地存在着,但在卷入更大冲突并受其推动的时候,它表现得最为强烈”。暴力文化,“通过历史和集体记忆工具得以系统性再生产”,比如,几个版本的麻城县志里,都充斥着对暴力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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