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学者张柠:“长篇崇拜”是种功利主义表现

[摘要]我们的历史构架里,革命、启蒙、救亡这些大词支配着文学。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反这种观点。茅盾的《子夜》篇幅很长,但我们能说它就比鲁迅的《朝花夕拾》、《呐喊》更有分量吗?

北师大学者张柠:“长篇崇拜”是种功利主义表现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 资料图(图片来自网络)

张柠,本名张宁,男,祖籍江西,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学术著作《叙事的智慧》、《诗比历史更永久》、《时尚鬣犬》、《飞翔的蝙蝠》、《文化的病症》等。

年长作家“风头”压过年青作家

羊城晚报:回顾2013年文坛,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50后”和“60后”的作家们不约而同交出了自己的最新长篇小说,因此有人将2013年称作长篇小说大年。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张柠:确实,2013年可以说是长篇小说“大年”,除了莫言,很多著名作家都出版了长篇小说。因为长篇创作必须是积累的,一写要写好几年,所以肯定不是每年都会有作品出来,凑巧2013年同时出版了这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这当然不是有计划的,但确实构成了某种景观。比如贾平凹的《带灯》,阎连科的《炸裂志》,苏童的《黄雀记》,余华的《第七天》,韩少功的《日夜书》,林白的《北去来辞》,王蒙的《这边风景》,等等,全都赶在2013年出版,给人蔚为大观之感。

同时,这些相对年长的作家扎堆出新作,一些年轻人新出的作品就被他们给压住了。比如在2014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中,我推荐颜歌的《我们家》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如果这部作品不在2013年出版,或者说是在著名作家作品出版得少的其他年份,人们对这部作品的关注度会更高些。

但是,文学的影响力当然并不靠这种年度总结,还是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某部作品今年热或者明年热,可能若干年过去,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对作者个人来说,当然是好事,关注度高,发行量大。但对文学评价来说,并不是靠这些,还是要交给时间。

羊城晚报:总体来看,您认为2013年长篇小说呈现出哪些特点?

张柠:去年底,我和我的研究生们做了一项研究工作,通过对2013年文学的观察发现,近几年文学发展总体趋向:“50后”、“60后”作家日趋“导师化”,“70后”作家日趋“经典化”,“80后”作家日趋“成熟化”。

羊城晚报:2014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入围名单中,无论是苏童的《黄雀记》、余华的《第七天》,还是韩少功的《日夜书》等,这批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有着非常强的现实关怀,为什么这批作家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当下?

张柠:确实,这一点观察非常准确,这些作品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比如《第七天》是直接介入现实,而《日夜书》则是从历史叙事开始引入现实。这批五十多六十岁的作家对当下生活的经验其实并不那么熟悉,他们可能更多是通过新闻或网络来了解社会,他们的身体并不是浸润在当下生活的细节中,他们其实还是生活在过去,还是在书斋里。所以,可能年轻的作家写当下会更得心应手,而这批稍微年长的作家,他们的写作还是有历史叙事的痕迹。当然,他们把当下情景的历史脉络勾画出来,这是长处之一,但弱点也有,那就是当下经验不够鲜活。

“长篇崇拜”是功利主义表现

羊城晚报:之前我们做过讨论,现在大家是否仍然存在某种“长篇崇拜”,感觉只有长篇作品才能够确定文学史地位,作家们似乎还是更愿意写长篇小说?是不是长篇的容量才能够体现出小说的深度和广度?

张柠:文学价值并不在于历史容量,而是它的审美容量和人性容量。有些人适合写长篇小说,有些人不适合。契诃夫就没有长篇小说,胡安·鲁尔夫作为拉丁美洲文学之父,甚至可以称之为作家中的作家,他的小说集《平原烈火》、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也是非常好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有抱负的作家必读的作品。还有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再比如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我的意思是,中短篇小说艺术审美更浓缩,长篇小说更偏向于历史的文体,从早期的民族史诗,到后来个人的成长史。短篇小说更偏向于诗。所以,我觉得不在于写得多少、写得长短。人类的思维方式总是喜欢做大家伙,往台上一摆,挺吓人的,实际上,中短篇也非常重要。不能因为篇幅小,就说它的文学价值低。

羊城晚报:但更多作家还是希望用一部长篇来证明自己的写作水准。

张柠:当然,这是世俗功利主义的思维往文学渗透的表现。如果以长篇论成败,那古代文学史都别写了。这也跟我们现有的文学史叙事有关,我们的历史构架里,革命、启蒙、救亡这些大词支配着文学。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反这种观点。茅盾的《子夜》篇幅很长,但我们能说它就比鲁迅的《朝花夕拾》、《呐喊》、《彷徨》更有分量吗?

当然,这和现在的传播也有关,现在的传播要么是段子,要么就是大家伙。网络文学越长越好,微信微博越短越好,全是数字化的评价,而不是文学的本质的评价,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去琢磨语言文字本身所传递的精神信息和价值。

早期女性作家淡出文坛

羊城晚报:在这么多长篇小说中,余华的《第七天》大概是争议性最大的,您怎么评价这部小说?

张柠:总的来说,余华是小说意识非常强的作家,一般来说,他是不会有太大失手的,作品质量有保证。现在他之所以给人造成有争议的印象,其实可以追溯到前些年出版《兄弟》下半部,当时不少人认为下半部写得不好,余华沉默了几年,直到《第七天》出来。读者似乎还是有些思维惯性,对《兄弟》的“找茬”延续到《第七天》,首先认为这只是一个新闻串烧。

但我的看法是,第七天还是写得不错。一部小说有着整体的结构形式,不能单看小说中某些零星的要素,要看这些要素在整体结构布局中有怎样的审美功能。

羊城晚报:虽然叙事结构完整,但这部小说对人性的幽微之处好像还是少了点更深入的展现。

张柠:当然,这部小说写两性情感的部分确实就不如父子情那部分写得好,相比爱情,余华对亲情的表现更好些。事实上,《红楼梦》摆在那儿,总感觉中国作家写爱情故事少了点儿力量。

羊城晚报:贾平凹的《带灯》呢?大家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似乎比较高。

张柠:贾平凹的创作水准还是非常稳定,每部小说的水准都很高,大家对他的关注度也非常高,但是对他作品的研究,我觉得还是有可突破之处。贾平凹的整体风格带有非常浓郁的中国色彩,他的小说风格,表面上看不出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非常中国化,从早期的《太白山记》到“商州系列”一路下来,都是非常中国化的,而且语言也比较讲究。《带灯》也如此,贾平凹还是写他比较熟悉的乡村社会,以农村为背景,在农村乡土颓败的大历史背景之下,仍然怀着对乡土的农耕乌托邦情怀,这部小说表达得非常好。

当然,与他早前的作品相比,比如充满颓废色彩的《废都》相比,《带灯》这部小说更有某种正能量。小说里“带灯”这个青年女干部,是他的农业乌托邦里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

羊城晚报:阎连科的《炸裂志》您怎么看?

张柠:其实还是阎连科的老路子,想象力很丰富,给人的冲击力很大,小说关注很多现实问题,整体来说,给人带来的阅读冲击感很强。

羊城晚报:但也有诟病说他这部小说的节奏太快了,细节上过于粗糙。

张柠:从文体的精细这个角度来说,这部小说确实有些问题。中国人的欣赏品味是类似《红楼梦》这样的作品,视野很大,历史场景很大,同时每个细节都很精细,这是一种写法,但也还有一种是比较粗粝的。就好比雕塑一样,有细雕,也有非常粗粝、线条非常粗犷的刀法。作家用哪种手法,不能强求。

羊城晚报:您怎么评价苏童的《黄雀记》?

张柠:《黄雀记》依然是苏童的老风格,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他的语言有比较明显的特点,语言比较细腻,有着江南文人的敏感和细致。《黄雀记》和他早期的《米》、《河岸》相比,在整个叙事上更从容、完整,但总体上还是延续了他以前的风格。

羊城晚报:在2014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提名中,只有两个女作家入选,除了刚刚您提到的颜歌,还有一个是林白。

张柠:林白的创作有个转变的过程,早前她是女性写作,是关注内心世界和女性经验的写作方式,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关注。但是,那批早期的女性写作作家后来都慢慢淡出了文坛。我认为,她们淡出的根本原因是,自我经验的挖掘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边界和限度的,如何突破这种自我表达的经验?有些女作家是往更深处挖,挖到人性最幽深的部分,比如耶律内克的写作属于这种,西方读者可能会很欣赏这种作品,但中国读者似乎不大习惯。从传播的角度来说,除了批评家的褒奖,她们并没有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可,所以女性小说的写法慢慢淡出了人们视野。直到后来又出了一批年轻点的女作家。

而林白在写作上的探索是一直没有中断的,她的眼光开始从自我转向他人,这是她的创作中非常重要的转折。这是她写得比较好的一个作品,对生活的感受,对人性的发掘,保持了她一贯的敏锐性,同时也把视角伸向了历史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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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gre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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