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独】阎连科:从中国文坛刮过的美国风

[摘要]为什么美国文学在中国文坛影响甚广,而深度的影响和改变却又有所不足呢?问题出在美国文学还是中国读者、作家和中国的现实与历史?

【阅独】阎连科:从中国文坛刮过的美国风

作家阎连科

【编者按】上周四为读者推送了阎连科评美国文学的第一部分——“美国文学这个野孩子”,今天如期奉上第二部分“从中国文坛刮过的美国风”。

本文由阎连科授权腾讯文化“阅独”栏目独家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说美国文学是充满朝气的野孩子,这感觉来自上世纪中国的八、九十年代。那时中国刚从十年恶梦的文革中醒来,社会百孔千疮,经济百废待兴,人们的观念左倾矛盾,守旧而又对西方文明和美国现代文化的开放发达,充满着好奇的惊恐,如同今天的朝鲜人,在一瞬间被丢在欧洲或者美国的大街上:“哦,世界原来是这样啊!文学原来是这样啊!”那时候,中国作家长期被禁锢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文学的笼子里(今天也未真正挣出来),高尔基如同世界文学的偶像,占据着很多中国作家内心狭小的空间。

就在这时候,有了一个文学的“一喝雄鸡天下白,”世界各国伟大的文学作品,洪流滚滚地涌进了中国的书店和读者的目光中。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法、英、德的老经典,如同拄着拐杖、白发飘飘学究老人,让读者尊崇和敬仰。二十世纪的拉美文学,以其异乡别味又和中国的土地、文化、乡村有着某种暗合、沟通的天然联系,被中国作家、读者所接受。

欧洲文学中的意识流和法国新小说,因为中国作家和读者的似懂非懂,反而让批评来得更艰辛,赞誉来得更容易,如同我们面前摆着一套大品牌的高贵名衣,既便我们穿在身上不可体、不好看,乃至根本不适宜,我们也要把他穿在身上样——因为它是名牌嘛。它是品牌中的大牌子。我们不能也不敢对它说出“不”字来。

比如法国的现代戏剧《等待戈多》和《秃头歌女》等,诺贝尔奖的名头和荒诞派的高旗把中国作家惊住了,直到今天中国都没有上演过贝克特和尤内斯库们的戏剧,读者或观众,也很少有人去读过他们的剧本或文字,可说起他们的作品和作家的姓名时,中国作家们都可如数家珍地说出他们舞台上的一二三,人生命运中的一二三。这真是一个可爱的怪现象,仿佛人人都对上帝很熟悉,可又人人都没见过上帝、也没读过《圣经》那本书。

但美国文学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中国文学发展那段黄金期,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像美国文学那样排山倒海地涌进中国去,泥沙俱下地冲击着中国作家和读者。如果以进入和被接受作家的人数、人头论,单说二十世纪的世界作家们,怕整个欧洲的作家加在一起,都没有美国作家被中国读者和作家接受的人头多。

拉美文学声势浩大,直到今天都还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读者和作家们。可当真去算有多少位作家走入了中国,被读者和作家所接受,那比起美国文学就少得有些可怜了。在中国读者的眼睛里,当年的马克吐温显然老派些,是十九世纪的人,可马克吐温的幽默和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板着面孔、正襟危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严肃的中国文学明白幽默是可以登入大雅之堂的,是可以经典乃至伟大的。

翻译成中文的杰克伦敦的小说是粗糙的,有力的,狂野到奔放和不羁,然中国作家和读者,却从中发现原来写残酷、生存、人性和贪婪,是可以赤裸到让人物身上一丝一线都不挂。可以把人物的内心和灵魂,血淋淋地挖出来——不是所谓写出来或者画出来——摆在读者面前给人看。

“垮掉的一代”——大约或至少是要彻底地写出颓废的生命力;写出生命中的腐朽、霉烂和连骨头带肉在下水道中沉落、腐化、消失的气味和肌理。吸毒和吸烟样,性乱和吃饭样。动手、粗口,如风来叶落、雨来地湿一样必然和自然。克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博罗斯以及他们的《在路上》、《乡镇与城市》、《嚎叫》、《瘾君子》、《裸体午餐》等,那时在中国刮起的阅读的旋风,不仅是文本意义的,更是精神意义的。

与其说中国读书接受他们的是文学,不如说接受他们的是人的精神自由学。是他们让中国的作家和读者们明白,我们活着是可以不理睬乃至对抗革命的,人生是可以“本来”、“本真”的,可以没有那么崇高、疲劳的。因为他们和他们作品的先声夺人,随之尼尔·卡萨蒂的《三分之一》、乔伊斯·约翰逊的《次要角色》、霍尔姆斯的《走》、布罗萨德的《暗夜行者》等,也都随风而到,成为这股文学龙卷风夹裹的飞沙与走石,被中国人了解或熟知。

“迷惘的一代”——没有那么多的作家和作品,但这“迷惘的一代”的文学代名词,却如一个高尚的名词被中国文学接受了。因为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人从梦中醒来,惺松懵懂,正不知社会要发展到哪里去,政治、文化和文学,都充满了渴望和迷惘,年轻人无所适从,又充满试图改变的理想。因此“迷惘的一代”,正契合了那一代人的内心和境遇,高度、精准的描述了一代人的心境和状态。

就是三十年后的今天,那时中国式的所谓的“迷惘的一代”,都已经到了中、老年,但之后他们的弟弟、妹妹及出生在那个时代的孩子们——而今中国人说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因为每天为就业、工作、工资、房子、车子奔波和惆怅,也同样是“迷惘的一代。”原来,“迷惘的一代”并没有那么多如“垮掉的一代”的《在路上》、《嚎叫》、《裸体午餐》那样显明、旗帜的作品留给中国的读者们,但“迷惘的一代”,远比“垮掉的一代”品味起来更柔弱、更幽长,更有诗意的伤感及可能的醒悟、明白与成功。

“垮掉”是简单的,绝对的,无可救药的。但“迷惘”却是浪漫的、诗意的,可以垮掉也可以重新挺胸站立的。甚至是更为深刻、复杂的。所以,在中国的今天,“垮掉的一代”是作为作品和行为留存下来的,“迷惘的一代”是作为名词、旗号和主义留存下来的。在“迷惘的一代”的作家里,海明威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作家被中国和世界各地接受着。但在更大、更宽泛的意义上,海明威被人们留存、记忆和接受,还确实是因为他的《老人与海》和《丧钟为谁而鸣》等作品,还有他在作品之上、锦上添花的诺贝尔奖的名头及他传奇的人生与故事。对于他,至于说“迷惘的一代”的文学派流和旗号,倒没有太大意义了。

“黑色幽默”——是至今仍在中国流行并时风时浪的派别和作家群。三十年前,美国的作家和作品,各路人马,悉数到场,赶到中国的文坛,迷乱着中国千千万万的读者们。“黑色幽默”这一脉,也和其它作家与作品前脚后脚,并驾齐驱,乘虚而入,蜂拥而至地如期赶到。海勒和他的《第22条军规》,让中国读者和作家的狂喜,如同一个有教养的孩子或大家闺秀明白手淫对人体无害样;明白说出自己有手淫的癖好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不就是让悲伤的疮口开出一朵血殷殷的鲜花吗?让传统的情趣、好笑和健康向上的欢乐与幽默,建立在悲伤、无奈、荒谬的基础上,让一种绝望也发出满含眼泪的笑声来。

直到今天,30几年过去了,《第22条军规》和海勒都在中国许多的书架上,占有着那些具有反判和创造力的作家们心灵的一席之地,他和冯尼格的《冠军早餐》、《五号屠场》以及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和《V》,成为了中国作家谈论美国文学时,必然要谈论到话资与话题。只可惜,当海勒和冯尼格赶往中国时,品钦是作为三驾马车重要的组成赶去的,可赶去的这三驾马车上,品钦人到了,其作品没有随车带过去。所以中国读者并不能真正如了解海勒和冯尼格样了解他。

读书是需要机遇的,如期而至,你就回家喻户晓,成为经典,但慢了一步,你一样可以成为经典,但就不一定能够家喻户晓了。在这一点,海勒和冯尼格就是黑色幽默的喜,品钦就是黑色幽默的悲。至于这一派别的其他作家和作品,如威廉·盖迪斯的《大小亨》、托马斯·伯杰和他的《小巨人》,约翰·霍克斯和《血桔》,因为没有赶上那三驾马车的脚步和车轮,到中国更慢更晚些,也就只能成为“黑色幽默”这一“血花”的绿叶了。

美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们。种种原因,中国是一个对诺贝尔文学奖无限崇尚的国度。因为如美国、法国这样的国家,获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一个聪明的孩子在交上作业后,老师顺手发给他一朵小红花。从1930年辛克来·刘易斯第一个为美国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六年后的1936年,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再次摘得这一桂冠。1938年是中国人极其熟悉的赛珍珠;49年是威廉福克纳。1954年,海明威如愿以偿,终于抹去了福克纳获奖给他带来的内心的忧伤。1962年是约翰·斯坦贝克,1976年是索尔·贝娄,1978年是辛格,15年后的1993年,是女作家托尼·莫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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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arron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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