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女性形象远高于儒家思想

编者按】“我们中国文学很早就把文学的触觉伸向了凡常的小民们。在这方卖弄,我们应该当时是走在前边的。”近日,国学名师李山、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做客腾讯书院,畅谈《诗经》艺术之美与文学流变。李山认为,中国《诗经·周颂》是宗教文学。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有思想史照顾不到的地方。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诗经》宗教色彩浓厚

李山(国学名师):中国《诗经·周颂》是宗教文学,因为按照古代定义“颂”是“告”,有了功绩以后要向祖宗报告,告诉祖宗的,“告于神明”,所以有舞蹈。就是在现在,周初的《大武》乐章,按我们的理解,还能把它恢复出来演奏。另外祭祖宗,有诗篇歌唱。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要注意,中国人对神灵的态度,或者说什么是中国人的神灵,在这个问题上,我与顾先生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的东西。

比如说像《周颂》几十篇里边,真正献给神灵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数篇而已。要说祭祖,死的人都是祖宗,可是,在《周颂》,是不是每个死去的先王都有祭祀歌唱呢?那就不是了。看《周颂》,真正被歌唱的不是所有死去的周王,有些周王死了以后,一首对他们祭祀的诗篇也找不到。相反,《周颂》的诗篇,却是把更多的诗篇,献给了极少数几个周代先王。比如说像后稷、周文王。说起来很奇怪,连周武王这样的开国之王,据《周颂》的诗篇看,除了《大武》乐章,就再也找不到专门献给他的颂诗了。所以,在周代人的祖宗观念里边,暗含着某种东西。

很多中国学者,包括像徐复观先生,写有关先秦时期的论著,总受一种西方模式的影响:即总有一个“从神本走向人本跨越”的模子。我对这个事,有怀疑。中国古代人是有宗教思维的,可是,就像涂尔干(注:涂尔干,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又名迪而凯姆)所讲的,原澳洲最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里,都有神圣崇高宗教情感与形式,这没问题。关键是宗教里的内容、性质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再思再想。

例如《国风》篇章,就说明问题。有些篇章就不是宗教的,比如说像《卫风·氓》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讲桑林里的男女交往,讲一个卖丝的女孩子被一个卖布的男孩子给骗的。他们两个是同行,而且按照周代国野划分,他们都是“野人”,就是身份很低层的人。在这里,我插一句,我们中国文学,很早的时候就把文学的触觉,伸向了那些匹夫、匹妇们,即那些凡常的小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当时是走在前边的。

像这种诗,它关注什么?关注一个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它的未来会怎么样。这就与宗教离得很远。比方说,像《野有死麕》,写乡野间,一个女子与一个男子的风情之事,用很雅的字,表现他们幽会高潮的那一刻。这里也没有宗教问题。

说起来我们中国人,读《旧约》,那里的诗歌有很多都是对着神唱“神啊这个啊,神啊那个呀”,这不是中国人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我承认从文化的形式上讲,有宗教生活的框架在其作用,如《周颂》和《大雅》,祭祀先王。当然是宗教活动。但是,你看他祭死去周王(如周文王),专门歌唱他的德行;诗歌唱周文王家的生活,周文王的父辈祖辈,都讨得好老婆,能教育好儿子,所以,代有贤妻,代有贤子哲王。周人在宗教的祭祀活动里,唱这些东西。这是宗教,又不是宗教。

《诗经》中的女性形象远高于儒家思想

《风诗的情韵》,李山著,东方出版社出版

反映思想史照顾不到社会生活的别样《诗经》

中国人有一个文化传统,这是“勤”。比如说婆罗门,作为印度的贵族,他是不劳动的。古希腊的贵族,罗马的贵族,也对劳动嗤之以鼻。但是周贵族,从他一上台,周公就讲要勤劳。后来楚庄王,楚国的一代君主,专门跟他的民众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劳就不至于饿死,生活就会富足。

中国人对勤的要求,始终是生存的基本面,比如春秋时路过的一位老太太,她的儿子已经是公卿一级的人物了,可在她还在那纺布。儿子觉得她这样自己脸上挂不住,她却说,我纺布,不是缺东西,而是要维持一种勤劳的好传统。“勤”字到了春秋时还有一些贵族还在讲究。《诗经》反映社会生活,有思想史照顾不到的地方。例如勤劳,体现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由谁来延续这种传统呢?往往是由家庭女主妇来完成。所以两首《鸡鸣》诗——据说朝廷有“鸡鸣曲”,提醒君王早晨上朝不要误时——表现的是一般家庭,一首是郑国的,一首是齐国的,都是写“鸡鸣”的诗。名称不一样,郑国的叫《女曰鸡鸣》,齐国的叫《鸡鸣》。两者诗写法不一样,前者是好言好语劝,鸡鸣了,男的说不是,不是鸡鸣了,是别的声音在响。齐国的那一首,就比较滑稽点,女的说鸡鸣了,男子却说,不是鸡鸣,是苍蝇之声。鸡叫了,他说苍蝇在叫。这是一个对唱形式,我们把它理解为对唱形式很有趣了——女子说,该起床了,当家的,你听鸡都叫了,男子回答:不是鸡叫,是苍蝇在叫。

男子的回答很有想象力,懒人为了维护自己那点懒惰,经常编一些谎言,就像《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处理问题。诗篇是一幅漫画。郑风《女乐鸡鸣》,也是女的叫起,男的懒一会儿;女的再催促,难得起床去打猎。在女子催促起床上,两首诗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思想史一般关注不到的。在我们传统中,维持我们有些基本面的东西,是由女性来完成。所以《诗经·国风》里对女性的态度与看法,要远远高于后来的儒家。而且它同情女性,承认女性在社会生活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男人是小闹钟,小马蹄表,总要由贤妻给他上上发条,才滴答、滴答往前走。家里要没个好女人——到今天也是如此——就完蛋,日子会乱七八糟。

在《国风》里,这些东西不断地得到展现,是文学表现广阔社会生活的典型代表。因而它也就具备了伟大作品的一个必要条件,其中必有好女人,还有坏女人。

李山简介,1963年生,河北新城人,文学博士,曾先后师从启功、聂石樵、夏传才等学者诸耆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化史,在《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出版过《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析读》《先秦文化史讲义》《中国文化史》《牟宗三转》《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等专著,发表过论文数十篇。

推荐延伸阅读:《风诗的情韵》,李山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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