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学术年谱发布:对文学的守望与担当

东吴学术张晓琴2014-09-01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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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晓明强调,“剩余”是历史和文学史给定的命运,“剩余的文学性”的意义可能并不小,水准与价值也许很高,“守望”或许徒劳无益,或许杞人忧天,但我们本行走在文学的末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陈晓明学术年谱发布:对文学的守望与担当

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著名文学批评家陈晓明

陈晓明学术年谱发布:对文学的守望与担当

《东吴学术》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杂志。2010年创刊。该杂志由江苏省教育厅主管、常熟理工学院主办,特聘《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编审担任执行主编,杂志面向国内外发行。

【编者按】近日,学术杂志《东吴学术》发布了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张晓琴女士整理的《陈晓明学术年谱》,经作者授权,腾讯文化将全文发布如下》

陈晓明,1959年生,福建光泽县人。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十多年, 2003年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

出版有《无边的挑战》、《不死的纯文学》、《德里达的底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三十多部著作,发表论文评论三百多篇。曾获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评论家奖项,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等奖项。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2013年版《守望剩余的文学性》。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二日,陈晓明出生于福建省光泽县杭川镇。

父亲毕业于福建省立高中,是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母亲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擅长治家,十六岁时就掌管一个大家庭。

一九六九年,十一岁。

随父母下放到福建省光泽县司前公社西口村顺坑生产队。

少年陈晓明表现出了对理论的特殊喜好。“我早年喜好理论,读到父亲作为下放干部的政治读物《反杜林论》。那时我只有十一岁,根本看不懂,但端着那本书就觉得有一种欣慰。那时父亲的桌上还有发下来的列宁的一大堆读物,但都不如《反杜林论》那样吸引我。我读了第一页,什么也没有读懂,很长时间就是读那第一页。”“我从十一岁开始读《参考消息》,那上面的所有文章,我都从头读到尾。读了好多年,大约从十一岁一直读到十七岁我去插队当知青。父亲作为下放干部,能享受阅读《参考消息》的待遇,那时就足以构成我崇拜父亲的全部理由,这真的帮了我的忙。实际上,我的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都不完整,如果要论我的启蒙老师,《参考消息》的影响可能是最深远的。”(陈晓明:《审美的激变》,第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一九七二年,十四岁。

入司前公社中学读书。司前离家有五十里山路,陈晓明寄宿学校,住在五十多人的宿舍,每周六中午步行回家拿米和菜,前半程有几位其他村的同伴,后半程则更为崎岖偏僻。开始和一位名叫周艺的女孩同行,半年后女孩家里落实政策回省城。从此只有陈晓明一个人行走深山老林,漫长的上学途中有墓地,偶有野猪和熊出没,而蛇则是每天都能看见的。恐惧深深刻入陈晓明的记忆。

一九七六年,十八岁。

六月,赴福建省光泽县司前公社西口大队插队。

一九七七年,十九岁。

春,借调到县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写一些小剧本并演一些角色。

十月,教育部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陈晓明当时正在乡下插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他从来不敢对高考抱有任何想法。当得知自己也有资格参加高考时,陈晓明欣喜若狂。那时离高考只剩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投入全部的精力和热情备考,高考成绩佳,作文分数极高。然因家庭出身的原因,被某重点大学退回档案,最后被福建省南平师专录取。

一九七八年,二十岁。

春,入福建省南平师专中文系学习。

冬,导演并主演话剧《于无声处》(饰演欧阳平),在地区巡回演出,获得较大成功。

一九八○年,二十二岁。

春,大专毕业后留校任教。得黄植先生、黄炳真先生培养,春季学期给中文系七八级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史》,给八零级主讲《文学概论》。

九月,无意中发现图书馆里一套商务印书馆编的汉译学术名著,其中有黑格尔、康德、费希特、马克思、斯宾格勒、罗素等人的著作,激动不已。“说真的,那时的感受就像后来武侠小说里说的,在山洞里捡到一本破旧的剑谱,当下就会想到,对着这剑谱练,就能成就一身功夫。那时我就这样,啃这套书,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闲谈请勿超过十分钟。”“这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知识追求。西学构成了我们的学术背景,哲学成为我们学术的基础。”(陈晓明:《审美的激变》,第2、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一九八二年,二十四岁。

赴哈尔滨参加“全国马列文论年会”,作大会发言《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出发点》。

一九八三年,二十五岁。

春,于《外国文学报导》杂志中读到结构主义、拆解主义等理论,甚为兴奋。

九月,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李联明教授、孙绍振教授。“说起我的老师,读硕士时的李联明教授和孙绍振教授,给我影响很大。他们二位都是极聪明的人,又是极其正派大气之人,是那种君子坦荡荡之类。特别感动的是他们对我非常好,李联明对我如对自己的儿子,孙绍振则把我看成最亲密的朋友,什么话都能说。他们教给了我做人和做学问的一切。李联明教我治学严谨,孙绍振教我如何有学术想象力。”(陈晓明、姜广平:《“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开始”——陈晓明、姜广平对话》,《西湖》2007年第2期。)

是年,陈晓明正式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我也是在二十五岁开始职业生涯,那时有的是青春激情,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有着充沛的信念——思想的变革可以引领社会向着理想的方向行进。”(陈晓明:《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陈晓明卷》,第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二十六岁。

八月,赴武汉参加全国第一次研究生聚会,会议的主题是“新技术革命与研究生培养”,实际的议题则是“新技术革命与反传统”。陈晓明作了题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的大会发言,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特点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提出了传统思维模式变革的具体型式,并提供了思维转换的五个向度。陈晓明的发言引起与会研究生的热烈反响,尤其得到时任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齐海宾的激赏,他把陈晓明的发言带回,发表在最新一期《北大研究生学刊》上。

一九八五年,二十七岁。

三月,《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刊《福建论坛》头条,九月,《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毁誉之声同时扑向陈晓明。时讲学于大陆的杜维明将此文视作中国大陆最早“反传统”的观点进行过批判,但学界表现出更多的却是欣喜和希望。孙绍振说:“他的一些文章,那的确不是一般的研究生,甚至是当时的教授能够写得出来的。”“我当时就感到,自己对他的估计有些保守。”(孙绍振:《见证中国当代文学话语变革——序陈晓明〈解构与文学的现代性〉》,《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秋,与同门师兄谭华孚到北京李泽厚家中拜访,与李泽厚相谈甚欢。同时与北师大陈恒六、北大齐海宾等多有书信来往,畅谈思想解放。

一九八六年,二十八岁。

春,论文《试论音乐的审美本质——情绪力结构》,由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于润洋作为外请专家审稿,发表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二期。论文《文学的苦闷》刊《当代文艺探索》第二期。《自然美发现的历史透视》刊《美学新潮》第二期,文章探究自魏晋南北朝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的审美意识充分显示了特定历史结构中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状态,由此产生的艺术表现形式构成了一个超脱现实的绝对自由的空灵通脱的艺术境界,这是反异化的审美——“空场”,“空场”维持调节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作家群与读者群的文化反应》刊《文学评论》第二期,提出由于审美经验的个体独特性及自由意识的本质特点,作家们和读者群有各自的文化圈,文化圈的差异乃至对立使得他们的精神状态很难协调统一起来,二者以“刺激-反应”链构成了对抗性的本质关系。

五月,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论艺术作品的内在决定性结构——情绪力结构》,这是国内最早试图融合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美学的长篇论文。这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实在是过于前卫,大多数人直呼“读不懂”。孟繁华曾用“出场后的孤军深入”来形容陈晓明,他说:“至今我们仍不难发现,在批评界就其观念层面而言,陈晓明可以引为‘同道’者仍是廖寥无几,与一个阵容庞大的批评群体相比,他几乎是孤军奋战。”(孟繁华:《英姿勃发的文化挑战——陈晓明和他的文学批评》,《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陈晓明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在八十年代中期,能够接受我的硕士论文的人竟然寥寥无几,因此,师友们的理解和鼓励,我迄今为止还铭心刻骨。”(陈晓明:《本文的审美结构》,第1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毕业论文答辩时,时任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郑朝宗任答辩主席,他也觉得读不懂,但说要听听孙绍振的公论,孙绍振说:“我不但看得懂,而且在我的著作《论变异》中引用了他精彩的论点。”(孙绍振:《见证中国当代文学话语变革——序陈晓明〈解构与文学的现代性〉》,《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那时的福建师大没有文学理论硕士学位授予权,在孙绍振先生引荐下,陈晓明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文艺学硕士学位。是年秋,在苏州举行的《文学评论》学术研讨会期间重新组织答辩,答辩时一些委员又提出陈晓明的论文读不懂。但又都感到了论文的分量。只有答辩主席钱中文表示读得懂,并且很欣赏。并让孙绍振转告陈晓明,建议他投考他的博士。陈晓明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学位,也遇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知音。从此他的学术生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夏,参加在北京工业大学举行的《走向未来》丛书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发言,相识众多丛书编委会成员,思想交锋,甚为激烈。

《文化冲突与文学张力》刊《当代文艺探索》第六期,该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背景上来审视文学的历史意蕴。

陈晓明一开始进入文学即以理论思考见长,其文立足高远,有俯瞰历史之势;立论大胆,有质疑与重构文化之志。

是年,进入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担任助理研究员。

一九八七年,二十九岁。

陈晓明发表数篇文章连续讨论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美学变革问题。《论文学视界——文学的文化形态学研究》(《当代文艺思潮》第三期)、《论象征的审美特性》(《美学新潮》第三期)、《复调和声的二维生命进向——评张承志的〈金牧场〉》(《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超越“粗陋理性”》(《上海文论》第五期)、《论艺术表现的个体敏感性》(《艺术广角》第六期)。

秋,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钱中文教授。“钱先生学问在文艺理论界是公认的,在他那辈治文艺理论的人中,钱先生无疑是首屈一指。钱先生做学问认真、严谨,自成一家而兼容并包。”(陈晓明、姜广平:《“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开始”——陈晓明、姜广平对话》,《西湖》2007年第2期。)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结识先锋作家余华、格非等人,交流哲学、文学问题,相谈甚欢。

冬,陈晓明痴迷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在其影响下,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专著《本文的审美结构》。

是年,听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鲍昌的学术报告,报告中提到国际哲学年会以德里达哲学思想研究为主题,邀请中国学者参加,但举国无人对德里达有较为专门的研究,中国学者缺席。陈晓明颇不服气,开始有意识地去查找阅读有关德里达的著作。

一九八八年,三十岁。

论文《反语言——文学客体对存在世界的否定形态》(《文学评论》第一期)、《在现代精神边缘的抉择——文学世界观断想 》(《文学自由谈》第二期)、《理解的艰难》(《文学研究参考》第三期)、《论文学本文的语义蕴涵》(《艺术广角》第五期)、《理论的赎罪》(《文学研究参考》第七期)、《歧途中的选择:现代审美进向》(《文学研究参考》第十一期)。《“兴趣”的结构分析》讨论古典文论的美学延革问题,得徐中玉先生审稿并肯定,发表于是年《文艺理论研究》第五期。

九月,与陆波女士成婚。陆波,一九六三年出生,北京人,一九八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分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工作,彼时陆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法学硕士。

一九八九年,三十一岁。

春,参加《人民文学》举办的文学创作座谈会,余华、史铁生、王朔等作家参加了这次会议。陈晓明作了题为《无边的存在:叙述语言的临界状态》的发言,正式提出“后新潮小说”的概念,阐述“后新潮小说”在文学低谷时期酝酿着一次文学语言和本体的革命,揭示出正在发生的新时期断裂性变革。此发言引起部分与会青年作者的极大关注,后刊《人民文学》第三期。

论文《边缘的萎缩:从现代到后现代》刊《艺术广角》第二期,这篇文章是中国大陆最早提出“后现代”概念的文章。陈晓明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正在出现后现代特征,同时把新时期后期与前期明确区别开来。现代艺术就是“在生活的边缘火刑复活”,“边缘精神”确定了现代艺术的精神内核。这种“边缘精神”在后现代主义艺术那里萎缩成一种观念,但后现代主义却加强了艺术与生活的“原则同格”。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背景中,中国当代文学所处的困境和它难以自救的虚弱就在于它如何跨越这种边缘。

《拆除深度模式——当代理论与创作的转型》刊《文艺研究》第二期,本文是中国最早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放置在一起来论述的文章,透过二十世纪理论与创作相互轻蔑与互不干涉的表象,陈晓明找到其“精神流向”的基本进向是从现代主义艺术“建立深度模式”到后现代主义“拆除深度模式”。

五月,《苦闷的文学》(与程麻、李洁非等合作)刊《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先锋派与文明解体》(主持批评家俱乐部,与靳大成等合作)刊《上海文学》第五期,是文在中国大陆最早从社会变革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陈晓明把中国文学先锋文学的出现,看成是当代大历史裂变、社会文化变革的产物。

夏,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北京卧佛寺举行的当代文学研究会议,结识了来自台湾的龚鹏程、蔡诗萍等人。

《现代主义意识的实验性催化》刊《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第四期,《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第十期转载。文章全面论述了“后新潮”文学的意识变迁,这种“变迁”既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来自本土文化变异的推导,是“后新潮”文学对现代主义意识的改造也是实验性催化的结果。《幽暗国度里的光明——论文学作品的深度性》刊《花城》第四期,文章论述了艺术作品深度性的构成情态及世界在作品内的深度性构成里达成的存在意识的要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先锋小说》(与王宁对话)刊《人民文学》第六期,是文在中国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先锋文学具有后现代性。《后新潮小说的叙述变奏》刊《上海文学》第七期,强调“新时期后期”小说叙事革命的意义。

十一月,《倾斜与变奏:王朔电影的都市二重奏》刊《光明日报》十一月九日,该文在非常特殊的时期发表,观点鲜明,依然不屈不挠肯定现代主义和中国的先锋派挑战,在当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一九九○年,三十二岁。

论文《无望的超越:从深度到本文》刊《福建文学》第一期,获《福建文学》优秀评论奖。该文明确立论于新时期前后期的转折,首次提出“后新时期”的概念。《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刊《艺术广角》第三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七期转载。坚持用批判眼光详细地列举并分析了“后新潮”小说叙事转换的主要趋势。陈晓明指出,“后新潮”小说作家在当代中国当然不会成为马尔库塞所期待的“革命的”艺术家,他们充其量是文化的掘墓人,然而,却同时埋葬了自己。《拆除在场: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刊《当代电影》第五期,文章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思想特征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五月,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解构与一种小说叙事方法》,解构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理论界少有研究,论文就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作一系统性的考察和清理,发掘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基本线索,从而加以融会贯通。陈晓明认为德里达正是从对在场(Presence)的批判建立起他的解构思想的,这是论文的核心问题,也是论文与国外论述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以及阐释解构主义的根本立场)的著作相区别的独到之处。正是因为该论文抓住德里达的解构策略的根本目标在于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在场”,因此,德里达关于“差异性”的概念、关于新的写作观、关于颠倒等级的策略、关于“补充”的思想以及后结构主义(主要是福科和拉康的话语理论)的基本思想都可以从这里得到通盘的理解和解释。论文在论述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的同时,把它运用到小说叙事方法的研究中去,通过对当代中国先锋小说解构中心和制造差异性的叙事分析,不仅仅是进一步阐释解构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而且揭示了当代小说叙事革命的意义和变革动向。

夏,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小型讨论会,在会上发言的有赵一凡、王宁、盛宁等人。陈晓明在会议上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后现代特征,这对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界构成某种冲击。

六月,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主席是童庆炳教授。

八月,获文学博士学位。

是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一九九一年,三十三岁。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陈晓明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丰收期。

一月,《暴力与游戏:无主体的话语——孙甘露与后现代的话语特征》刊《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无底的游戏:论解构》刊《艺术广角》第一期,针对当时学界以及普通读者对解构主义的一些误解,陈晓明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进行了一次客观的“批判”,澄清了“解构”的概念,论述了解构主义的方法论与理论承诺。这是在历史与现实交叉坐标上的清理、理解、扬弃和吸取。

五月,《生存之境:文学价值论》(《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诡秘的南方——论南方的先锋派》(《福建文学》第五期)。《历史颓败的寓言——先锋小说的后历史主义倾向》刊《钟山》第三期。这篇长文细致而深刻地论述了当代小说中的“后历史主义”意向。陈晓明由先锋小说群体对家族破败故事的书写的分析发现,进入到他们所构造的“历史颓败”的话语情境,即感知、体验到激动不安的历史无意识。文章呈现了这种特有的话语情境的五个特征,并揭示出中国先锋小说讲述的历史颓败的故事的意义。

九月,《反神话与神话写作》(《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刊《文学评论》第五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十二期转载,陈晓明在这篇文章中正式提出“晚生代”的概念,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第一次提出“晚生代”的概念。文章对先锋派出现的历史条件、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成就与局限进行了深刻详尽的论述。

十二月,《拆解神话:回到真实的生活深处》,(《福建文学》第十二期)。

是年起,受时任台湾《中国论坛》杂志主编蔡诗萍的邀请,陈晓明开始为《中国论坛》撰写系列文章。发表论文六篇:《琼瑶、三毛与大陆的精英文化》(第七期)、《旧梦难圆——大陆八○年代文化论争》(第八期)、《寻根的谬误》(第九期)、《走出低谷——大陆的先锋小说》(第十期)、《西学化与国学化》(第十一期)、《文化救赎》第十二期。其中,《旧梦难圆——大陆八○年代文化论争》一文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追溯中国大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论争的源头,即七十年代末的科学史讨论。这使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在力图早日实现“现代化”时将焦虑及怨恨转移到了“传统”身上。其后,“反传统”从一个科学史的命题转变为人文科学的命题,并且进入关于文化传统的价值规范、人文精神以及现实主义的文化批判。陈晓明将八十年代的文化论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比照后发现,历史已经死去,却还会有现实的需要。这其实是一场难圆的旧梦,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命运。

一九九二年,三十四岁。

一月,《语言的迷津》刊《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解构的界线》刊《外国文学评论》第一期。《颠倒等级与先锋小说的叙事策略》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一期。陈晓明剖析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解构主义在哲学、文学等领域运用的颠倒等级策略后指出,这正是当代中国先锋小说所采取的叙事策略。

二月,《文化记忆与历史叙事》刊香港《现代艺术思潮》第二期。

四月,《理论话语:从容启示的时代》刊《艺术广角》第四期,《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第十期转载、《终止逃避》刊《文学自由谈》第四期、《无望的救赎:从形式到历史》刊《花城》第二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六期转载。

六月,《常规与变异——当前小说形势与流变》刊《文艺研究》第六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一九九三年第一期转载。

七月,《难能的小说》刊《钟山》第四期。

《新时期的终结》刊《文汇报》七月八日。文中正式系统论述了“新时期”的终结与“后新时期”的到来的学术观点。“我对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的文学现象作出我的阐释。基于我的理论视野,我把这段历史时期称为‘后新时期’,在八十年代末期,我写作的多篇文章中反复使用了‘新时期’后期这种说法。”(陈晓明:《自序》,见《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危机》,第4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十月,论文《彷徨与蜕变:一九九一年中国大陆文学形势透视》刊台湾《文化论评》(三民出版社)。

十一月,《挽歌悠唱——评刘心武〈风过耳〉》刊《当代作家评论》第六期。

《抒情的时代》刊《上海文学》第十一期,文章从“抒情性”角度来探讨八十年代后期先锋小说的美学特征。先锋小说在叙事中表现出的抒情风格与其叙述手法、语言经验、叙事策略一样,构成先锋小说的本质特征,其抒情风格更切近后现代性。

《永无归期的流放——新时期关于“自我”的想象关系》刊《小说评论》第六期,将新时期的“自我”放在二十世纪的文学流向中进行考量。通过对“自我”永无归期的流放,先锋派表达了反新时期的历史意向,远离了现实主义,更脱离了现代主义而切近后现代主义。

于台湾《中国论坛》发表学术论文十二篇:《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模仿》(第十三期)、《大陆的后现代主义》(第十四期)、《悖离与超越——再论大陆的后现代主义》(第十五期)、《保守性与合法化》(第十六期)、《灰蓝色与失语症——时代的情感记忆》(第十七期)、《王朔现象与大陆的民间社会》(第十八期)、《文革记忆:永久的文化幽灵》(第十九期)、《重唱革命歌曲》(第二十期)、《写作与政治:第三世界文化的历史境遇》(第二十一期)、《传统文化在商业社会中的命运》(第二十二期)、《新情感的危机》(第二十三期)、《走向体育神话的时代》(第二十一期)。《文革记忆:永久的文化幽灵》一文从八十年代文化中被掩盖的推论关系出发重新阐述“文革记忆”与其地位与作用。“文革记忆”包含着太多的文化象征意义,许多年后,它依然会浮出地表,作为最具破坏性和生长力的文化幽灵复活于文明的各个死角。

冬,儿子陈路奇出生。

是年,陈晓明写下了两部论述先锋派作家的重要文章:《胜过父法:绝望的心理自传——评余华〈呼喊与细雨〉》(《当代作家评论》第四期)、《空缺与重复:格非的叙事策略》(《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在对中国先锋小说进行艺术探测的活动中,陈晓明调动起自身全部的艺术感觉和耐受力,他的艺术触觉像一架高分辨力的探测仪,能捕捉到哪怕是最轻微的艺术脉动,然后将它们记录下来,为其绘制高精度先锋文学地形图留下可循的足迹。”(杨胜刚、黄毓:《批评怎样对文学负责——怀念〈无边的挑战〉》,《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

被评定为副研究员;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纂的《世界名人录》。

一九九三年,三十五岁。

一月,《中国当代文化的双重语境》(《文艺研究》第一期)、《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钟山》第一期)、《王朔漫论》(《文艺争鸣》第一期)。

长篇论文《主体与幻想之物》刊《钟山》第一期,文章穿透文学史的表象直抵本质,论述了当代文学从新时期伊始对“人”的幻想一直到先锋派文学的反抗。

三月,《重返乌托邦》(《文学自由谈》第三期)、《后殖民文化的倾诉》(《中国文化报》)。

《反抗危机:新写实论》刊《文学评论》第二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五期转载,该文是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当代文学转向“个人化写作”的论文。陈晓明指出,“新写实”预示当代中国文学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开始形成个人化的话语,走向一个从容启示的时代。

《破裂与见证:新情感的变迁或危机》刊《作家》第三期,陈晓明认为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一种“新情感”在八十年代迅速兴起,讲述了“人性”解放的神话,至八十年代后期发生变异,先锋派则抓住了这种变异的最尖锐部分,“性”是生活破裂的见证与“幸福承诺”的破灭。

《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先锋派与当代文化的多边关系》刊《艺术广角》第三期,《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第七期转载,陈晓明坚定地认为,先锋派的短暂历史依然是值得谈论的历史,所谓先锋派完成的艺术革命,不过是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并且是最后的馈赠。

四月,《历史转型与后现代的兴起》(《花城》第二期)。

九月,论文《孙甘露:绝对的写作——孙甘露小说集〈访问梦境〉跋》发表,(见孙甘露《访问梦境》,长江文艺出版社)。

十月,《先锋派:当代性与开放性》(《文论报》,《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十二期转载)。

十二月起,应《钟山》杂志邀请,以主持人的身份与张颐武、戴锦华、朱伟等人在该刊开圆桌式批评专栏,就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问题展开批评,系列文章《精神颓败者的狂舞》刊《钟山》第六期、《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刊《钟山》一九九四年第一期、《文化控制与文化大众》刊《钟山》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同年,出版专著《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时代文艺出版社)。这是陈晓明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无边的挑战》是国内最早系统分析当代先锋派的著作,从理论的深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问题,充满了丰厚的理论魅力,体现了陈晓明对于文学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观念和创新,是其理论与批评理想的完满实践。该著作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一九九四年度优秀成果奖、一九九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成果奖。二○○四年,《无边的挑战》修订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二○○七年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陈晓明说:“我知道这本书凝结着我最初的敏感和激动,那种无边的理论想象,那种献祭式的思想热情。”“我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森林走向文学的旷野,遭遇‘先锋派’,几乎是一拍即合。”(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第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这本著作对无数的青年后学产生影响,以至于这本书出版十余年之后,还有人在怀念:“《无边的挑战》充满了陈晓明对先锋小说丰盈、饱满的感受细节,这些细节在书中像缤纷的花雨,无边地飘下……特别是他对先锋小说叙事‘临界状态’的杰出发现更是他超凡的艺术感觉力的完美体现。可以说他所有的这些发现都有赖于他非凡艺术感受和体验能力的引发和促成。”(杨胜刚、黄毓:《批评怎样对文学负责——怀念〈无边的挑战〉》,《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

出版专著《本文的审美结构》(花山文艺出版社)。“本书是在我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某种意义上,我是怀着一种忿懑,一种抗议,一种理论的狂热,写作此书的。”(陈晓明:《自序》,《本文的审美结构》,第1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这部著作体现了陈晓明的理论储备与思考。陈晓明不遗余力把西方现代人文理论熔为一炉,研究文学作品本文(Text)是如何构成的。陈晓明力图描述出文学作品本文从最基本的语言事实(写下的本文)开始,而后有序地呈现为一个完整的自足的世界——这就是作品本文的审美结构的自我呈现,也就是文学世界的自在敞开,它向人们显示出内在的深度和意蕴。

编选出版《中国先锋小说精选》、《中国新写实小说精选》(甘肃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三十六岁。

一月,《反激进: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东方》第一期),文章透析了反激进的历史起源与动机、历史含义与现实期待及其现实困境与知识分子立场。该文后来被翻译成英文,刊英文刊物《当代中国思想》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冬卷。

《填平鸿沟,划清界线——“精英”与“大众”殊途同归的当代潮流》一文刊《文艺研究》第一期,与其说这是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毋宁说是一篇文化批评文章。陈晓明认为,当代中国的“精英”与“大众”怀着不同的文化动机和目标,以根本不同的实践方式共同完成了对“主体”和“历史”的彻底损毁,历史之手填平鸿沟,把它们混为一体酿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的总体文化情势。

二月,《先锋的歧途》(《大家》第二期)、《“后东方视点”:穿越表象与错觉》(《文艺争鸣》第二期)。文中列举了大量的文化迹象后得出结论: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后东方”时期,不论持何种态度,都难逃臣属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的命运,这是我们这种文化无可摆脱的命运,也是当时中国的文化创造者不得不置身其中的历史境遇。

三月,《后现代:文化扩张与文化错位》(《上海文学》第三期)。《后现代:精英与大众的混战》(《东方》第三期)。

四月,《走向新状态:当代都市小说的演进》(《文艺争鸣》第四期)。《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上海文化》第四期),在当时人文精神讨论的大背景下,陈晓明试图打破一种幻觉:一批特别崇高有责任感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精神价值的本质不过是在讲述一种知识、采用一种叙事话语。陈晓明指出,在多元的时代,过分张扬此种“精神”,拒斥和贬抑其他的知识和话语显得多少有些武断。《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天津社会科学》第二期),对《废都》持批判态度,将其定义为一次文化废墟的狂欢,一次对当代文化稗史的概括,一场无法挽回的颓败。

五月,《个人记忆与历史布景——关于韩少功和寻根的断想》(《文艺争鸣》第五期。《勉强的解放: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

九月,《过渡性状态:后当代叙事倾向》(《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守望与越位:一九九三年长篇小说概观》(《小说评论》第五期)。

同年,专著《解构的踪迹:话语、历史与主体》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国内最早研究解构主义文论的著作。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九七年第二届优秀成果奖。

一九九五年,三十七岁。

一月,《晚生代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刊《山花》第一期,陈晓明勾勒出“晚生代”的文学地图,论述了其最根本的文学内涵。

《超越情感:欲望化的叙事法则——九十年代文学流向之一》刊《花城》第一期,文章就九十年代的文学趋向中的欲望化叙事进行了论述。

四月,赴英国爱丁堡大学高级人文研究中心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学,参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主义”国际研讨会。在会上提交英文论文:《真实的迷失: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与现状》,该文随后是年六月刊于《湖南文学》第六期。

《本土的神话:一种不断被遮蔽的叙事》刊《作家》第七期,陈晓明指出,本土化/反本土化之间的对抗一直就构成当代中国文学叙事的内部张力,但纯粹的本土化是不存在的,在白话文学的历史范围内,在二十世纪现代性思潮遍及的文化区域,本土化是置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的神话。

九月,主编“晚生代丛书”、“中国女性文学”丛书,华艺出版社出版。

年底,赴荷兰莱顿大学莱顿国际亚洲研究院(IIAS)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

是年起,陈晓明的学术品格开始引起学界关注,他呈现出一种新批评的文化品格,但也面临一系列的难题,成为“陈晓明现象”。张景超认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也不管我们想不想接受,陈晓明的名字已经强行走进我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并且以独标高举的视界逼迫我们在思索文学的走向时把他当作一个背景,一个参照点。陈晓明确实不容忽视。其不容忽视不仅因为他开辟了一种新的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也不仅因为他英气勃勃、富于雄辩的才禀,更因为他集纳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实践中一些丰富而复杂的内容,他已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需要我们认知,需要我们理解,需要我们阐述。”(张景超:《一种新批评的文化品格——关于陈晓明现象》,《文艺评论》1995年第2期。)

一九九六年,三十八岁。

是年发表的论文有:《无法整合的现实:对九十年代一种文化推论实践的历史描述》(《广州文艺》第一期)、《后现代:精英与大众的混战》(《厦门文学》第一期)、《又见棕榈:无根的迷惘——序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华夏出版社。《无限的女性心理学:陈染论略》(《小说评论》第五期)。

七月,参加瑞典斯德哥尔摩学院举办的中国文学讨论会,陈晓明提交了会议论文《在文学创新中被悬置的文化身份》,通过对当代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潮流及重要作家的阐释,陈晓明指出,中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一代的中国作家,并不想刻意强调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相反,他们所谓的“文化身份”、“民族特性”其实一直就是被悬置的,更倾向于文学世界主义的观念。该论文刊《天涯》第六期。

九月,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省首府巴塞罗那参加欧洲汉学家学会第十一届大会。

年底,由荷兰返回中国。

发表英文论文The Disappearance of TruthFrom Realism to Modernism,Critical Studies,--Amsterdam-Atlanta,1996,vol.6,page158-165。

一九九七年,三十九岁。

二月,《文本批评:想象的精神飞地——欧美文本批评的历史与现状》(《大家》第二期)。《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香港《二十一世纪》二月号,第三十九期),剖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最深层的根源后提出,二十一世纪应该反对文化霸权,它既不是中国的世纪,也不是美国的世纪,而应该是人类的世纪。

四月,《九十年代:文学怎样对现在说话》(《北京文学》第四期)、《文学批评的位置与品格》(《作家》第四期)、与王岳川、王一川等合作长篇笔谈《中国大陆的后现代文化》(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第二期)。

《历史的误置:关于中国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研究的再思考》(《文艺争鸣》第四期),论文就中国产生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国先锋派的后现代倾向、大众文化的后现代性、后殖民主义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立场、中国后现代研究者的态度和立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五月,《先锋派之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及其危机》(《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八期转载),文章论述先锋派之后九十年代文学的流向、困境与危机。

赴英国爱丁堡大学高级人文研究中心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学。

七月,《回归传统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天津社会科学》第四期)。

八月,《晚生代与大陆九十年代文学流向》(香港《明报》月刊第八期)、《第三种批评:出路还是误区?》(《文论报》八月一日,《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第九期转载)。

九月,《先锋小说派及其发展》刊《中华文学通史》第九卷,华艺出版社。

发表英文论文The Disappearance of Truth:From Realism to Modernism,Critical Studies,--Amsterdam - Atlanta,1996,vol.6,page158-165。Anti-radicalism and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1997—1998,Winter,Page:29-44;Sharpe Publishing House。

同年,出版专著《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危机》(华艺出版社)。“面对九十年代中国的现实,仅仅以逃避的姿态不足以表现这个变革时代的神奇景观。对于理论批评来说,同样要找到理解这个时代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清理,另一方面则是必要的建构。”(陈晓明:《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危机》,第350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陈晓明以敏锐的感觉和犀利的笔致论述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最新动向,分析了各种文学流派和潮流。

是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

一九九八年,四十岁。

一月,《内与外的置换:重写女性现实——评林白的〈说吧房间〉》(《南方文坛》第一期)、《穿过不可知的语言极地——关于徐小斌小说叙事的断想》(《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

《从虚构到仿真:审美能动性的历史转换——九十年代文学流变的某种地形图》(《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论文着力阐释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现实进入了一个“仿真”的历史阶段,这一概念要表述的正是本质丧失的历史特征。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历经了从“现实”到“虚构”,再到“仿真”的历史变动,这样的结构性描述可以使我们加深对这个时期总体性特征的理解。

《神奇的他者:意指代码在中国电影叙事中的美学功能》(《当代电影》第一期),本文英文发表于Boundary 2,(US),1997,Autumn.英文发表时的题目为Post-politic in the Narr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意指代码(政治代码)在中国电影叙事中成为重构关于中国的文化想象,中国关于自身的文化指认的决定性要素,论文探讨了意指代码如何在当代中国电影叙事中被神奇地利用,构成那些“革命性的”叙事和似是而非的象征性行为。

三月,《中国大陆的后现代主义现象阐释》(香港《民报月刊》第三期)、《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流变论》(《学术研究》第三期,《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第六期转载)。

四月,《直接现实主义:广西三剑客的崛起》(《南方文坛》第二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四期转载)。

《我的批评观》(《南方文坛》第二期,《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第六期转载)。陈晓明欣赏罗朗·巴特远离权势、保持自尊的精神,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的批评基本品格,认为批评必须锐利、自由,随心所欲的读解,令人信服的推论,横贯中西的思绪,无所畏惧的论断。陈晓明力图破除狭隘的本土主义神话,期望当代批评能够一步步走向“从容启示的时代”。

七月,赴德国海德堡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进行为期四个月的研究讲学工作。在波鸿鲁尔大学做“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等学术讲座。

九月,《先锋小说派及其发展》(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九卷,华艺出版社)、《后东方视点与当代中国文化分析》(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后现代主义与大陆文化理论研究》(张旭东主编:《幻想的秩序:批评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话语》,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秋,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一九九九年,四十一岁。

四月,论文《百年反思:现代性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杨匡汉、李葆琰合作,《天津文学》第四期)。

五月,《异类的尖叫》(《大家》第五期),文章探讨了韩东、朱文等“新生代”作家对自我的断裂姿态的确认及其自我界定,研究其符号资本——他们的思想不是引领大众的精英主义,而是离群索居的“异类”。

八月,论文《女性白日梦与历史寓言:虹影的小说叙事》(《山花》第八期)、《直面苦难:重写乡土中国:评阎连科〈日光流年〉》(《文论报》八月十二日)。

《现代主义的兴起与文学的多元化》(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晓明认为一九七九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历经各种历史变动,经历多种多样的潮流和高潮,其根本性的变动则是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艰难转化的趋势,这一转化尚未完成,也可能从未真正开始,也未真正停息。文中论述了中国现代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早期的文学探索及朦胧诗与新生代诗歌等重要问题。

九月,《“历史终结”之后:九十年代文学虚构的危机》(《文学评论》第五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十一期转载),文章直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变化的本质——传统的历史观念处于弱化的状态,与之相关的一整套历史表象体系和叙事策略也发生根本的变动,年轻一代作家以个人记忆为基础,质疑经典的历史叙事或者创建新的非历史化的符号体系,在现代性/反现代性的双重矛盾中,表现出新的第三世界文学叙事的特征。

十二月,《假想的胜利:个人性与多元化——关于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主导倾向的思考》(《南方文坛》第六期)。

同年,出版专著《仿真的年代:超现实文学流变与文化想象》(山西教育出版社)。书中就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现实进行了阐释,指出这是一个“仿真”的历史阶段,其历史特征是本质的丧失。《文学超越》(中国发展出版社)。该书是王梦奎主编的“博士短论文丛”书系之一,收录了陈晓明九十年代的部分论文。

是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

二○○○年,四十二岁。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一月,《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化研究:后-后结构主义的兴起》(《文化研究》第一期),该文获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所第二届二○○一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四月,《又见广西三剑客》(《南方文坛》第二期)。

六月,《批评旷野里的精神之树——试论程文超的〈意义的诱惑〉及其他》(《南方文坛》第三期)、《关于九十年代先锋派变异的思考》(《文艺研究》第六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二○○一年第二期转载)。

《有底的游戏——后结构主义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侧影》(《文艺争鸣》第六期),文章在研究介绍了当代学者对后结构主义的相关研究后指出,对于中国当代学术研究来说,大量借用后结构主义思想资源,更有可能是一次有底的游戏——它无疑扣紧中国当代现实的那些症结性的思想难题,这里就是曼陀罗,在这里舞蹈,也在这里死亡。

《中国社会科学》第六期刊发了题为《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的专栏讨论文章,陈晓明发表文章《文化研究与政治合法性陷阱》,研究文化研究的一些相关问题并提出了其政治性问题,以期学界对其有更深入的探讨。

九月,《经典焦虑与建构审美霸权》(《山花》第九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二○○一年第一期转载),文章深刻分析了经典的破坏与重建的双重焦虑出现的原因,同时指出,没有必要因为没有经典而恐慌,也许多少年后历史会以其它的方式指认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经典,也许我们从此进入一个不再需要经典的时代也未尝不可能。

十二月,《从现代主义到没有主义》(香港《二十一世纪》十二月号,第六十二期)。二○○○年十月十二日,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文学界颇为尴尬,甚至失语。陈晓明撰文发表观点,认为高行健的政治性就表现在他始终想摆脱政治的束缚,一种没有政治的文学的表达,一种只是扎根于个人精神深处的文学表达,这就是一种奇怪的政治,这就是被政治化的中国文学。这也是从东西方不同的视野看到的特殊意蕴。这是西方的误读,也是东方的曲解,后者使高行健不幸,前者使他幸运。文章系统研究了高行健从创作之初到获奖之时的所有重要作品及其本质特征。

同年,出版专著《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湖北教育出版社)。这部著作由陈晓明在不同时期的一些论文和评论汇集而成,主要讨论当代文化和先锋文学两方面的内容。

二○○一年,四十三岁。

三月,《记忆的抹去与解脱》(《读书》第三期)。

九月,《无根的苦难: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文学评论》第五期,《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二○○二年第一期转载)。

十月,《怀着知识的记忆创新——钱中文的学术思想评述》(《南方文坛》第五期)。

是年秋,在北京三联书店与德里达相遇,陈晓明将自己的专著《解构的踪迹》一书赠于德里达,上面用英文写上了给他的献辞:“您的思想对中国青年一代学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与德里达做了短暂的交谈。德里达看到十多年前竟然有用中文写的关于他的著作,甚为惊讶,用英语说,他的著作能被中国学者重视并发挥作用,这是他最大的欣慰!(见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解构主义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一书《自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同年,专著《后现代的间隙》作为“博士思想文丛”之一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汇集了陈晓明不同时期的一些短文,表达了对当代文化时尚和文学现象的阐释方式。

二○○二年,四十四岁。

一月,论文《现代性与文学的历史化——当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思想背景阐释》刊《山花》第一期。

《文学的消失或幽灵化》刊《记忆》创刊号,陈晓明认为,文学对社会生活进行多方面的渗透,起到潜在的隐蔽的支配作用,所有以符号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事物都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被文学幽灵附身。这就是“文学的幽灵化”。

三月,《无法深化的自我与现实》(《河南大学学报》第三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十一期转载)。《挪用、反抗与重构——当代文学与消费社会的审美关联》(《文艺研究》第三期),文章从消费社会的后现代特性出发,指出消费社会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

五月,《个人记忆与历史的客观化》(《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文章选取《红旗谱》作为一个分析参照,揭示出革命历史叙事的内在结构。《方法论的焦虑与变革——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当代中国思想氛围》(《文艺争鸣》第五期)。

七月,《道德可以拯救文学吗?——对当前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长城》第四期,《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第十一期转载),文章就当时流行的“道德/理想主义”构成文学的内在价值、构成审美的决定性因素,构成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历史本质的观点进行了质疑。

十一月,论文《历史“回潮”或者在别处》刊《长城》第六期。《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刊《文学评论》第六期,文章在梳理现代性的核心理论范畴的同时,试图提出深入到中国文学的内部中去探讨现代性的理论方案。

十二月,论著《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与杨鹏合作)(首都师大出版社)。

发表英文论文:The Extrication of Memory in Tie Ning’s Woman ShoweringPrivacy and the Trap of HistoryPrivacy and Mordern Chinese Literarure, ed, Bonnie Mcdougall,2002,London & Amsterdam。

是年,专著《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表意的焦虑》一书全面梳理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变革的流向,以“表意的焦虑”为切入点,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是如何“建构”而又“解构”历史叙事的,显现出强烈的线性的文学史意识。陈晓明以他强大的理论思辨功力,将历史宏观与艺术微观透视融为一体,堪称一次勇敢的探索和开拓。这部著作力图揭示客观性的历史总体性是如何隐含着人为的种种努力,而总体性总是包含着各种局部的矛盾,它们并不趋向于统一。但总是有一种超现实/现实的力量要建立历史的总体性,使之向着合目的性的方向行进,这正是我们理解历史总体性并揭示其复杂的精神地形图的必要性所在。“一个文学评论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品质在于,既不盲从于所批评的对象,又不将自己的意志武断地强加于对象,相反通过他的工作,在作为阅读主体和作为被阅读的客体之间,建构起有效的对话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作者、作品、阅读互为阐释、互为照亮,从而为后来的‘第三阅读者’敞开宽广的、新颖的阅读视野。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显示了这一批评品质。”(姚新勇:《“先锋”、历史与意识形态》,《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表意的焦虑》就是以文学发展与历史总体性之间关系为探讨视点,试图通过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变革进行一次全新的审视和巡察,来揭示文学变革对历史主体性的冲击和解构的过程及意义,让人们洞悉最近20多年来的种种话语变革的本质——在它们的背后所潜藏的诸种现代性真相。……《表意的焦虑》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对文学现象的分析与归纳,它具有文学史与精神史的双重意义。”(洪治纲:《话语变革与历史祛魅的内在真相——评陈晓明新著〈表意的焦虑〉》,《南方文坛》2003年第2期。)

《表意的焦虑》获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二年度文学评论家奖、二○○五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辞这样评价:“陈晓明是当代文学话语变革最为敏感而深刻的见证者之一。他以自己广博的理论视野,超凡的艺术洞察力,激情、雄辩而优雅的语言风格,强有力地证明,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写作。他不仅善于对新兴的文学势力作出准确的命名,更善于在复杂的文化境遇里,建构起自己独特的理论视界和观察方式;即便是在最为矛盾和困惑的领域,陈晓明也能迅速清理出一条明晰而可靠的道路,把文学带回语言和心灵的身旁。尤其是他二○○二年度出版的专著《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在以精湛的笔法解答当代文学是如何‘建构’而又‘解构’历史叙事的同时,也有效地复活了一大批在别人笔下业已死去的文学事实。”(见姚新勇《观察、批判与理性——纷杂时代中一个知识个体的思考》,第28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同年,出版专著《陈晓明小说时评》(河南大学出版社)。书中收录了陈晓明对贾平凹、张贤亮、阎连科、王朔、李锐、刘震云、格非、孙甘露、李洱、韩少功等当代重要作家作品及重要文学现象的研究文章。《无望的叛逆——从现代主义到后-后结构主义》(陕西人民出版社),该书为第五代学人丛书之一,系统阐释了中国当代文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再到后-后结构主义的脉络。

是年当选为第九届民盟中央委员。

二○○三年,四十五岁。

一月,《重返现代性氛围及其更有效的超越:关于近期“晚生代”的艺术表现力的探讨》(《长城》第一期)、《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反拨》(《文学自由谈》第一期),主持并撰写《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部分章节。

《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的思考》(《南方文坛》第一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四期转载),文章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规范进行了深入思考。

三月,《现代性有什么错?——从杰姆逊的现代性言说谈起》(《长城》第二期),论文详尽深入地论述了杰姆逊的现代性言说,指出其对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态度及对现代性的矛盾态度。

五月,《给文学招魂:差异性自由》(《南方文坛》第三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七期转载、《新华文摘》第八期转载),文章提出,给文学招魂,其实就是呼唤文学回到自身的“审美品质”,所谓“审美品质”就是“差异性自由”因素,即纯粹的审美表现力,这种具有差异性自由的文学,可以引导我们语言的方式走向从容启示的时代。

七月,《德里达拒绝历史吗?》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四期,《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第十期转载。

九月,《超越与逃逸:对“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的重新反省》(《河北学刊》第五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十一期转载)。

秋,赴台湾“中央大学”参加“柏杨学术研讨会”,作了题为《世俗批判的现代性意义——试论柏杨杂文的思想品格》的发言,直指柏杨杂文的思想品格。陈晓明指出,柏杨的文化批判不是把世俗社会提升到精英社会的水准,而是要建构本真性的世俗社会,把精英社会拉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水准上。该发言后刊于《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四期。

同年,主编著作《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是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八门课程:《解构主义导读》、《现代性理论导读》、《现代主义与先锋派理论导读》、《中外文学批评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小说经典文本分析》、《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研究》、《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研究》等,将其作为培养学生的基本课程。前四门课程偏重理论,后四门课程偏重作品分析,做到了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的完整结合。

二○○四年,四十六岁。

春,《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研究》第一期,《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第六期转载)、《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缠绕及其出路》(《辽宁大学学报》第一期)、《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上海社会科学》第一、二期连载,《新华文摘》第十八期转载)、《“还乡”的文学或文字——超越图像霸权的文学书写》(《长城》第二期)、《整体性的破解——当代长篇小说变的历史变形记》(《文艺研究》第四期)。

九月,《“胜过”现实的写作:王蒙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刊《河北学刊》第五期,文中指出,王蒙的写作中总是有一种东西超出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这种东西真正显示了王蒙的敏感性与创作价值。

十月,《张艺谋的还童术》(《读书》第十期,《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卷二○○五年第一期转载)。此文引起轩然大波,在当时网络还不太发达的时候,网上的评议、批评、争论超过千条。有些读者撰写长文参与论争,陈晓明始终未置一词,保持一个局外人观看思考的角色。

十一月,《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中国社会科学》第六期)、《现代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六期)。

二○○五年,四十七岁。

一月,《不说,写作和飞翔——论林白的写作经验及意味》(《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五期转载)、《德里达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解构——解构现象学中的历史性问题》,(《理论前沿》第二辑)、《起源性的缺乏——论德里达的“补充”与海德格尔的在场》(《浙江大学学报》第一期)。《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对当下文学叙事特征的理解》(《文艺争鸣》第一期),当下文学的叙事中看不到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只有现代性剩余的文学品质。这是宏大的文学史的剩余物,是文学性的最小值,但只有最小值的文学性,才构成最真实的审美感觉。这在后历史时代的文学书写中,成为一种更为真实的文学品质。《论德里达的“补充”概念》(《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第四期转载),对德里达思想的“补充”概念进行了全面论述。

《通过记忆和文本的幽灵存活——德里达与中国》(《文艺争鸣》第一期,《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第六期转载),这是二○○四年德里达辞世后第一篇也是最有深度的一篇研究德里达与中国的论文,文中研究了德里达的在中国的简要传播史、德里达中国之行、德里达对于中国的学术意义与影响。

三月,《在神性的别处写作》(《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

《“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刊《文学评论》第二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七期转载,论文阐述当时艺术上趋于成熟的一批作家的作品在“人民性”与美学表现之间建立起的奇异的依赖关系。

六月,《乡土叙事的终结和开启——贾平凹的〈秦腔〉预示的新世纪的美学意义》(《文艺争鸣》第六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二○○六年第二期转载)。

七月,《身体穿过历史的荒诞现场》(《南方文坛》第四期)、《多极化与文学伸展的力量》(《文艺争鸣》第四期)。

发表英文论文Appropriation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The Aesthetic Connection Between Consumer Culture and Literature,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二○○六年,四十八岁。

一月,《虚构的圈套与诡秘的体验——重读马原的〈虚构〉》(《扬子江评论》创刊号)、《理论的记忆与踪迹》(《长江学术》第一期)、《身体的诡计:当下与历史的合谋》(《长城》第一期)、《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第一期)。《鬼影底下的历史虚空——对抗战文学及其历史态度的反思》(《南方文坛》第一期),文章对抗战文学“鬼影”的文学叙事进行研究。《“憎恨学派”或“后左翼”的新生》(《当代文坛》第一期),提出中国的当代文学史就是布鲁姆所敌视的“憎恨学派”的天下,左翼的传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根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只是一个短暂的遗忘时期,大量的文学与文化的事实意味着一个“后革命”时代的开启和“后左翼”文学的新生。

二月,《越界与转向:二○○五年文学理论现状评析》(《文艺争鸣》第二期)。

三月,《“疯狂”中的思想交锋——德里达对福科的“疯狂史”的批判》(《学术月刊》第三期,《复印报刊资料》外国哲学卷第九期转载)。

接受许维贤的学术访谈《不死的理论与当代的文学批评——陈晓明教授访谈》刊《学术月刊》三月号。

五月,《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二○○七年第二期转载、《新华文摘》第八期转载),贾平凹是陈晓明关注的作家之一,是文从《废都》的历史误置与批判性情境出发,揭示出《秦腔》中引生阉割的象喻本质——历史与美学的终结。

七月,《战后法国思想冲突与解构主义兴起的知识谱系》(《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四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第六期转摘)。《文学,在法的前面——解析德里达关于文学与法的观点》(《杭州师院学报》第四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第六期转摘、《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第十二期转载),系统论述了德里达把文学与法律放置在一起来探讨的独特学术方式。

九月,《从九十年代出发——关于张学昕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

十二月,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同年,专著《批评的旷野》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收录了陈晓明的部分理论和批评文章,这些文章自成体系,对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创作动向进行了独到而深刻的阐释。书中有后现代理论在中国的展开、后殖民理论与知识分子的学术立场、纯文学的当代命运以及大众文化的解放压迫与解放的经验等方面的论述,也有对当代一些富有个性的作家作品的文本阐释,表现出作者对小说艺术经验的独到而细微的感受,对当代文学的个性和风格标志的敏感把握。陈晓明的理论素养和对艺术的敏感性使得该书在思想和艺术才情二方面都得以兼顾,既有学理含量又不失思想锋芒。专著《思亦邪》作为“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辨集粹书系第四辑”出版(山东友谊出版公司)。收录了陈晓明多年来有关后现代主义、当代文学思潮、当代文化现象、知识分子问题等相关短论文章。

二○○七年,四十九岁。

二月,《二○○六年文学关键词》(主持和撰写部分)(《当代文坛》第二期)。

与姜广平的对话《“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开始”——陈晓明、姜广平对话》作为《西湖》杂志“与中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对话”之一刊《西湖》二月上半月号。

三月,《小说的真相与谋杀小说——论〈褐色鸟群〉关于时间和记忆的叙述》(《大家》第三期)、《被劫持的文学性——德里达关于“残酷”文学性的论述》(《南方文坛》第二期,《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卷第六期转载)、《“药”的文字游戏与解构的修辞学——论德里达的〈柏拉图的药〉》(《文艺理论研究》第三期)。

四月起,在《文艺争鸣》“当代百论·作品百论”栏目发表系列长篇文章《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第四期)、《论〈罂粟之家〉——苏童创作中的历史感与美学意味》(第六期),《论〈在细雨中呼喊〉》(第八期)。

五月,《身份政治与隐含的压抑视角——从〈新加坡人〉看王安忆的叙事艺术》(《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

七月,《向死而生的当代文学》(《长城》第四期),针对当时文坛上出现的“文学死了”、“垃圾论”之类的论调,陈晓明指出当代文学之向死而生的书写本质与越界之书写。《解构的伦理面向:德里达与列维纳斯》(《河北学刊》第四期),重新审视德里达早年对列维纳斯的批判。《身体的荒诞诡计——论当代小说中的“文革记忆”》(《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文章论述了当下“文革记忆”中的身体呈现,对身体叙事的当代踪迹进行了清理。指出当下的身体写作其实是历史与消费双重语境中的呈现,本质上是历史的荒诞与荒诞美学的胜利。

九月,《他引来鬼火,他横扫一切——阎连科论》(《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

十一月,《遗忘与召回:现代传统与当代作家》(《当代作家评论》第六期),陈晓明通过从鲁迅到余华表现出的伟大传统的展开与变异、书写乡土中国的传统、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复杂关联、左翼革命传统在二十一世纪的复活等论述了当代作家与现代传统的诡秘关系。《现代性与当代文学史叙述》(《文艺争鸣》第十一期)。

十二月,《〈讲话〉的方向与当代文学的断裂性革命》(《文艺争鸣》第十二期)。《重论德里达的后现代意义及其转向》(《学术月刊》第十二期,《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二○○八年第五期转载)。

同年,出版专著《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陈晓明对当下的文学走向进行了一次颇为独到的阐释,对当前“纯文学”面临的那些困境以及超越困境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整部著作文笔犀利诡异,情绪饱满;批判锋芒含而不露,真知灼见跃然纸上。

是年,当选为第十届民盟中央委员。

二○○八年,五十岁。

一月,《友爱、敌意与他者的单一性——论德里达的“幻影朋友之回归”》(《上海社会科学》第一期)。《在绝境中思考法律与正义——论德里达关于法律的解构思想》(《浙江大学学报》第一期)。

三月,《革命与抚慰:现代性激进化中的农村叙事——重论五六十年代小说中的农村题材》(《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第二期),从现代性视角审视当代五六十年小说中的农村题材问题及其历史合理性与种种过度意识形态化。

十月,担任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委员。

十一月,《我对文学批评的理解》(《当代作家评论》第六期)。《重论现实主义理论源流及其斗争——革命文艺理论的发生学探讨》(《文艺争鸣》第十一期)。

十二月,《开放中的融合:三十年来的中国理论批评》(《文艺研究》第十二期)。

同年,赴台湾参加白先勇七十寿诞兼学术研讨会。陈晓明的发言题为《“没落”的不朽事业——白先勇小说的审美现代性》,他将白先勇小说中的生存境遇与情状概括为“没落”,认为它表达的是另一种历史与阶级的意识,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勾连起中国传统的小说美学——一种表达“没落”意识的美学。

出版专著《现代性的幻象——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福建教育出版社)。汇集了陈晓明近年的理论探讨和对当代文学的思考。书中有关中国当代小说的分析方法实现了陈晓明的初衷——自由灵活的后现代笔法,完全消化的理论、独特的思路、语言融为一体,散发出别样的风格和味道,显现出独特的文学性魅力。

是年,获《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颁发的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陈晓明为先锋文学研究的奠基之功使他成为九十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不仅影响了先锋文学的发展与研究,而且恢复了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活力。在对文学现场的深度介入之中,在理论的制高点上推动一个阶段文学思潮的发展,以哲学的背景、奇崛的文字、优雅的气息和汪洋恣肆的论辩形成了具有个人修辞风格的批评文体。他对当代文学创作与后现代主义、当代文学转型与现代性、当代文学发展与现代文学传统等关系的研究,在‘建构’与‘解构’之间,建立了文学史论述的新维度,也为当代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的生长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授奖辞》,《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二○○九年,五十一岁。

夏,《开创与驱逐:新中国初期的文学运动》(《学术月刊》第五期)、《“对中国的执迷”:放逐与皈依——评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艺研究》第六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第九期转摘),陈晓明在肯定了顾彬的认真和虔诚之余,也指出这部文学史的局限与问题所在。

七月,贾平凹作品集《浮躁》《废都》《秦腔》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邀请陈晓明作序,陈晓明作《穿过本土,越过“废都”——贾平凹创作的历史语义学》,代《废都》序,时隔十五年后,陈晓明对《废都》的态度有较大转变,他指出,从《浮躁》到《废都》再到《秦腔》所喻示的路径几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内在变异的见证。贾平凹的创作呈现出历史与文化的终结,其叙事方式本身表达了乡土美学的终结。

《壮怀激烈: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文艺争鸣》第七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第十一期转载),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文艺争鸣》杂志开辟了“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小通史”系列专栏,陈晓明写下了这篇五万余字的长文,视野宏阔,将新中国六十年的文学看作是一部“壮怀激烈”的新型现代性文学的创造史。

九月,《“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南方文坛》第五期),文章阐述这一文本对乡土中国的另类现代性经验的呈现构成一种去历史的元叙事,显示出汉语小说的另类可能性。

十一月,参加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圆桌会议”,作了题为《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开创、转折、困境和拓路》的发言(十一月一日),(《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文学圆桌会纪要》,《文艺争鸣》 2010年第7期。)提出在梳理和评价中国当代六十年的文学时,要有中国学者自己的立场和方法,后又发表论文《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羊城晚报》十一月七日),对顾彬的观点明确否定,指出唱衰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存在,而事实上当代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范围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肯定了当代汉语小说的本质特点。遭到肖鹰、王彬彬等人的激烈批判。陈晓明遂写下《对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评价》(《北京文学》二○一○年第一期)、《中国立场与中国当代文学评价问题》(《文艺报》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与创新的可能性》(《上海文化》二○一○年第三期)、《再论“当代文学评价”问题——回应肖鹰王彬彬的批评》(《文艺争鸣》二○一○年第四期)等文章进行回应,陈晓明系统论述了如何评估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的历史经验、如何应对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经验、如何评价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能力或创新能力等问题。他强调,中国文学仅参照西方经验,永远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一定要有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式,并不是要与西方二元对立,而是在现有的,吸收西方理论及知识的基础上,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对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作出中国的阐释。

是年,陈晓明收获颇丰,出版专著四部:

《审美的激变》(作家出版社)是陈晓明献给这个激变的时代的著作,是他作为一个学习者给走过的历史留下的一份忠实的供词。虽然这部书收录的是陈晓明的部分论文,但却体现了一个主题:即从八十年代以来“立”的追求。

《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北京大学出版社)全书五十七万余字,写作耗时近十年,书中内容陈晓明在课堂上给学生反复讲授过,经过反复讨论修改而成。该书在全面、综合的框架里来解读德里达,给出了一个解读德里达思想的较为完备的图谱。陈晓明说:“写一部较为全面地论述德里达及解构理论的书是我多年的夙愿。”“如今另起炉灶重新写作,既是对当代论文(博士论文)写作缺憾的一次弥补和偿还,也是对自我的一次挑战和激励,更是对大师的一种追思和致敬。”(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第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陈晓明长期致力于德里达及解构主义研究,在这方面的建树得到国内同行的首肯。德里达的哲学及其解构主义是公认的具有相当学术难度的领域,陈晓明穷二十多年功夫,始终在这一领域耕耘。《德里达的底线》获二○一二年度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该书属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二○○五年度规划基金项目成果。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从中国的现代性出发来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史,“我把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世界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它是中国的激进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无疑意味着一种新的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文化的开创,它开启了另一种现代性,那是中国本土的激进革命的现代性。文学由此要充当现代性前进道路的引导者,为激进现代性文化创建提供感性形象和认知的世界观基础。因此,主潮就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从激进革命的现代性叙事,到这种激进性的消退,再到现代性的转型。这是指内在文学史叙述的理论线索。”(术术、陈晓明:《云谲波诡的60年文学——关于陈晓明新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访谈》,引自互联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fffb40100ep0u.html。)现代性是理解《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基本理论支撑,书中描绘了自一九四二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主导潮流的形成的变革历程,阐释现代性激进化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形成的互动关系;在政治与审美的紧张关系中去呈现中国当代文学艰苦卓绝的自我创造;揭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文学广泛吸收西方现代思潮发生的深刻变化;呈现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创新流向与多元化的错综格局。《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成果,获二○一○年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二○一三年九月,该著作再版。

《向死而生的文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学院批评文库”之一出版。汇集了陈晓明近年的论文,其主题围绕当代小说的艺术变革、文学性以及解构主义理论问题。

二○一○年,五十二岁。

一月,《对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评价》(《北京文学》第一期,《新华文摘》第七期转载,二○一一年获得中国文联全国优秀论文一等奖。)

三月,母亲仙逝。悲痛无法言表。

发表论文《回应批评:重新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答〈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问》(《文艺争鸣》第三期)、《在历史愿望与朴素的生活书写之间——重读〈创业史〉的文学史意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第二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七期转载)。

五月,《“一体化”:封存还是开放——洪子诚的文学史思想论略》(《文艺争鸣》第五期)、《“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上海社会科学》第五期)、《“恕道”在当代危机中的普适性与积极面向》(《天津社会科学》第三期)、《“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社会科学杂志》第五期)。

七月,参加由哈佛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陈晓明在会上作了题为《新世纪文学:“去历史化”的汉语小说策略》的发言,(陈晓明:《新世纪文学:“去历史化”的汉语小说策略》,《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指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去历史化”。新世纪十年一些有意识书写历史的小说以“多文本”的方式来展开它的“去历史化”,这给单一个体的经验以新的表现机制,把叙事的注意力重新建立在个体经验的独异性上。“去历史化”让汉语作家的关注点重新抵达文本,抵达一种新的文本意境。

九月,《〈你在高原〉就是高原》(《文艺报》九月十五日)对张炜的遑遑巨著《你在高原》给予高度肯定。

十月,《“重复虚构”的秘密——马原的〈虚构〉与博尔赫斯的小说谱系》(《文艺研究》第十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二○一一年第一期转载),阐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向内转”趋向中《虚构》的意义。

月底,由陈晓明发起组织的“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国内外近百名学者与作家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作了相关专题发言。

十二月,《世界性、浪漫主义与中国小说的道路》(《文艺争鸣》第十二期),直面当时学界有关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探讨,从浪漫主义文化如何作为文学的世界性建构的基础,探讨中西文学在文化根基上的差异性,由此去理解世界性的内在差异。

发表英文论文:The Historic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Personal Recollection:Keep the Red Flag Flying as a Case Study of the Complexity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Chinese Revolution and Chinese Literature,ed. Tao Dongfeng,Cambridg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On ‘Tian Xia (All under Heaven)’ in Zhang Yimou’s Hero,with Ming-Yeh T. Rawnsley,Global Chinese Cinema: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Hero,ed. Gary D. Rawnsley and Ming-Yeh T. Rawnsley,London:Routledge。

同年,与温儒敏等合著的《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是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研究”首席专家、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首席专家。

二○一一年,五十三岁。

春,《新世纪小说开辟的个体经验》(《东岳论丛》第二期)。《“历史化”与“去-历史化”——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多文本叙事策略》(《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第二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二期转载)。文章就中西文学的“历史化”之不同逻辑进行了比照,揭示出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在破解历史叙事方面的探索。《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陈晓明指出,当下文学批评存在误区与困境,重建批评的公信力至关重要,同时要具有阐释创新性作品的能力,需要具备这样的素质:高度的美学自觉、多元化的宽容性视野、知识更新与保持创新的巨大勇气、保持对文学始终不渝的热情、以批评期刊为阵地构建对话空间。如此方能开创新的文学批评道路。

五月,《相信文学:重建启示价值》(《文艺争鸣》第五期),是文有诗意、有悲凉、有坚守。文章强调,要重建文学的启示价值。

八月,担任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委员。

十二月,《重读王小波的〈我的阴阳两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十二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二○一二年第三期转载)。

发表英文论文:The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the Assess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Chinese Literature Taday,Winter/Spring。

同年,专著《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陈晓明卷》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出版。书中收录了陈晓明此前二十余年的文章,反映出陈晓明理论与批评的职业生涯的历程。也较为系统全面地呈现出陈晓明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变革的理解,于文学批评中揭示思想的流变、于文本解读中揭示历史的内涵。

二○一二年,五十四岁。

一月,《新世纪汉语文学的“晚郁时期”》(《文艺争鸣》第二期),论述了“晚期风格”的美学内涵、青春革命与中年写作的特点与区别,并对“晚郁时期”的美学特征进行了阐释。

《去历史化的大叙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精神中国”的文学建构》(《文艺研究》第二期),文章通过九十年代以来部分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考察精神中国价值重建的多个方面,并由此审视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在精神价值方面的主要特征。

三月,《汉语文学的“逃离”与自觉——兼论新世纪文学的“晚郁风格”》(《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卷第七期转载),陈晓明在横向与西方现代文学的比较中,纵向与中国现代传统的比较中,用“逃离”这一概念观察当今中国文学。对这一少有涉猎主题的处理暗示了作家在艺术上的自觉与另辟蹊径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进一步上升为当代文学抵达的成熟期。陈晓明将这样的成熟期表述为“晚郁时期”。

四月,《历史尽头的自觉——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审美流变》(《上海社会科学》第四期),文章于二十世纪文学发展源流的语境中来考察新世纪长篇小说,强调新世纪十多年来的长篇小说在艺术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此形成了新的艺术特质。

五月,《感性解放引导的现代艺术观念变革——“视听文明”到来之际的美学反思》(《南方文坛》第三期)。《历史语境的意义——关于五十年代美学讨论的再思考》(《山西大学学报》第三期,《复印报刊资料》美学卷第八期转载),文章的研究重心是一九五六年“百花齐放”推进的美学讨论,指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六十年代的直接呼应,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与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培养了一大批美学家有关,也与五六十年代的美学理论的积累有关。

八月,《“渐行渐远”的汉语文学》(《文艺争鸣》第八期),《他是“在文学中的人”》(《文艺争鸣》第八期),再次论证了当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指出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有自己的观念与方法。

十一月,《“影像中国”的方法——评张英进的跨文化影像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第六期)。《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析》(《文艺理论研究》第六期),论文系统梳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以个人风格穿透现代性历史——莫言小说的艺术特质漫议》(《山东文学》第十一期),《新华文摘》二○一三年第一期转载),二○一二年十月十一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陈晓明论述了莫言的代表性作品,并指出莫言获奖既是他个人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天分使然,也是中国文学的整体实力作为基础与后盾,是这一批同代的杰出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十二月,《文学如何反映当下现实?》(《文艺研究》第十二期),论文追问“文学反映现实”这一陈述所包含的复杂意味。

是年当选为第十一届民盟中央委员。

二○一三年,五十五岁。

一月,《现实如何压倒浪漫——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生成的历史谱系》,刊澳门大学《南国人文学刊》第一期。

《“在地性”与越界——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意义》刊《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文章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来探讨莫言小说创作的意义与特质。陈晓明强调,探讨莫言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不只是探讨莫言个人的创作特色,也是透过莫言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实践历程,探讨汉语文学在艺术上的可能性,以及它对世界文学可能具有的贡献。

二月,父亲仙逝。

四月,《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意义》(与唐韵合作)刊《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第二期。

五月,《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新华文摘》二○一三年第十四期转载),是文强调《带灯》在贾平凹写作历程中几乎具有总结性的意义,要有一个历史语境去把握这部作品包含的现实的和美学的意义。

六月,《七○代,向后看,向前看,看透文学》刊《文艺争鸣》第六期。

九月,《“震惊”与历史创伤的强度——阎连科小说叙事方法探讨》刊《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

长篇论文《穿过“废都”,带灯夜行——试论贾平凹的创作历程》刊《东吴学术》第五期,文章就贾平凹自《废都》至《带灯》三十年的创作历程进行了一次总体性研究。陈晓明指出,现代汉语白话文学历经百年的风吹雨打,终于成长挺立几棵大树,贾平凹无疑傲然在列。他的创作涵盖了一部当代中国文学变革史,他笔力所及无疑是当代文学抵达的境地,他的困扰与艰难,无疑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困境。深入解读贾平凹的创作即是解开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形图。

十一月,《在历史的“阴面”写作——试论《长恨歌》隐含的时代意识》刊《文学评论》第六期,文章从“历史的阴面”进入王安忆代表作《长恨歌》,以此揭示文学作品的修辞手段在美学层面上建立起与时代心理意识的独特联系方式及其隐含的时代意识。

同年,专著《守望剩余的文学性》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书中选择的文章主要以陈晓明追踪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际、发掘不同作品中的文学性及进行的相关理论思考为主。陈晓明强调,“剩余”是历史和文学史给定的命运,“剩余的文学性”的意义可能并不小,水准与价值也许很高,“守望”或许徒劳无益,或许杞人忧天,但我们本来行走在文学的末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是一个有担当的学者的悲壮而又坚定的姿态。

(感谢陈晓明教授为年谱提供资料,其中部分文字经陈晓明改定。)

陈晓明学术年谱发布:对文学的守望与担当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张晓琴

作者简介:

张晓琴,20世纪70年代生于甘肃,兰州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批客座研究员。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闲时写诗,笔名采薇。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与重要作家作品研究。著有《直抵存在之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等著作。近年来于《中国现代文学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文章数十篇;主持项目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西北师大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等。获得甘肃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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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xugua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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