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的会议文化:妓女、鼻烟和鸦片

澎湃新闻李玉2014-10-15 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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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各类行政会议“有会议之名,而无会议之实”,出场开会者也只是“表演”而已,所谓议案最后都一致通过。

作者:李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申报》是晚清第一大华文报纸,在信息传播与时势评述方面多所作为,影响甚大。其中,《申报》的社论尤有特色。叶仲钧所著《上海鳞爪竹枝词》有一节专门纪述“各报社评之变迁”,中有“曾记从前各报章,长篇社论冠头张”之句,说明近代上海各大报均很重视社论,但多数华文报创办于《申报》之后,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上海,《申报》一报独大,所以其社论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申报》社论文辞雅致,视野开阔,对照西方检讨中国,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是认识晚清社会的有益素材。其中,发表在1887年1月18日的一篇,题名《中西会议情形不同说》,就官场开会的一些程式及其特质进行了评论,颇有深意。

大清官场的会议文化:妓女、鼻烟和鸦片

外国明信片上的大清国国家会议

有“会”无“议”:等级决定发言权

开会是征求意见、商议对策的有效途径,是集思广益、民主决断的必备程序。中国古代会议的一般情形大凡无考,关于一些著名会议的纪述,虽不难找到,但均非纪录型史料,难窥会议过程。论者每谓中国古时有“询谋佥同”的民主传统,此语出自《尚书•大禹谟》,原句为“朕志先定,询谋佥同”,实际上已经体现了中国会议先“议”后“会”的特征。这一“会议精神”在历代相传中,被不断巩固和扩大,到晚清时期官场会议有“会”无“议”的情形已至极致。《申报》社论作者曾亲自调查过一次由王公大臣召集的部院会议,关于会议过程有这样的描述:

王公大臣坐定寒暄之后首先讲话:“今日交议之件应如何办法,诸君请各抒所见。”于是大官看看小官,请其“各抒所见”。而小官则谦让未遑,彼此推荐,结果共请大官发言。大官亦不敢出一言,异一议,转请王公大臣“赐教”。王公大臣乃端坐正容,谓“此系朝廷交议之件,各官理宜各抒所见,幸勿推让”。

各官虽嘴上唯唯诺诺,但仍无敢出一辞,发一议。然后王公大臣则侃侃而谈,最后谓:“今日之事惟有如此办法,未识诸君以为何如?”一时诺诺之声雷动,一则曰“王爷明见”,再则曰“中堂高明”,于是会务秘书拿出议案,自上而下由各官签押于上,以俟次日覆奏。会议之事大体完毕,上坐者打打哈欠,伸伸懒腰,起身说道“时不早矣”,遂命驾先去,各官亦次第皆去。其有异议者,则不与会,盖其人亦寥寥焉。

作者关于会议过程的描述虽不免简略,但对官会形式主义的揭露则相当深刻。晚清各类行政会议“有会议之名,而无会议之实”,所谓议程与议案不啻虚文;出场开会者也只是“表演”而已,所谓议案最后都一致通过,不是典型的“朕志先定,询谋佥同”吗?

会议文化:妓女、鼻烟和鸦片

晚清时期会场内外体现的“会议文化”也是当时官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者对会议的“潜规则”心知肚明,知道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或者说什么话有用,说什么话不仅无用而且可能惹祸。如前所言,各位代表知道“抗命”不发言,是给主持会议的王公大臣做足了面子,最后将“英明决断”之类的荣誉奉之王公大臣,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等级差异在到会先后方面也能体现出来。正如本文作者对那次部院联席会议所观察到的,开会前各官纷乘舆马,陆续而至,“大都官之小者则其至也先,官之大者则其至也后”,各类中小官员聚齐之后一边闲谈,一边等候,阅时颇久,王公大臣方至。

早到的官员们一方面谈天说地,稽古道今,另一方面则相互品鉴鼻烟。他们各自取出携带的鼻烟,请他人品味。受赠者拈之入鼻,吸嗅几口,啧啧称赞之后,询问购自何处,如果出自西洋,则更会引起围观欣赏。在频嗅鼻烟的同时,官员们更相互把玩烟壶,或赞叹膛子颇大,或夸奖色泽颇佳,言之刺刺不休,闻者频频点头。鼻烟毕竟属于达官显宦之消遣之品,低级别会议的与会者则在会前舍鼻烟而侈谈鸦片烟,尤其是一些商务性质的会议更是如此。

大清官场的会议文化:妓女、鼻烟和鸦片

清代鼻烟壶收藏

晚清的商务会议越来越多,因为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召集董事会、股东会成为常态。但这类会议同行政会议一样有“会”无“议”,或先“议”后“会”。不过,商务会议的物质待遇可能不错。

《申报》1883年12月25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西公司异同说》的社论写道:中国公司举行股东会或董事之前,先发请帖,届时开会,公事未说,先排筵席;更有雅兴,召妓侍侧,拇战喧呶,杯盘狼藉,主宾欢然,其乐无极。迨至与会者酒醉饭饱,会议主持者然后将需要讨论之事和表决之案出以相示,“其实则所议早已拟定,笔之于书,特令众人略一过目而已”。结果,“原拟以为可者,无人焉否之;原拟为否者,无人焉可之。此一会也,殊属可有可无,于公司之事绝无裨益。”说明,吃饭也越来越成为晚清会议文化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行政会议中的等级权威“关”住了与会者之口,那么商务会议则以酒食“堵”住了与会者的嘴,同样使其有口难言。

中国人真不喜欢“议”吗?

现代会议程序显然是由“会”与“议”两大部分共同组成,缺其一都非良制。其典范当然是西方的会议制度。正如社论作者所言,西人之开会,是先“会”而后“议”,华人之开会,则是“议”定之后再“会”。既然已经议定,则开会亦可,不开会亦可;会中有所讨论也可,无所讨论亦无不可。“大约商务则尚有会而后议之事,官场则无不议定而后会”。

社论继续指出:西人会议,无论大小,与会者“皆肃肃然无敢错以游词闲语”,对于议案平心论断,初无成见在胸也。会议主题鲜明,程序秩然。如意见不一,则相互辩驳,最后进行表决,“言是者人众则从而举之,言非者人众则从而罢之”。其表决之法有投票、举手、起立等,不外乎体现少数服从多数之义。经此程序,不管结果如何,体现公平、公正之道,众无异说,颇得《诗经》所谓“周爰咨诹”之真意。

可见,西方会议过程其实就是其民主精神的集中体现。经过民主程序的结果不一定最好,但却有较强的公信度。

相形而言,如晚清那样的中式会议因为“议”的程度少,而使“决”的效率有所提高,其结果也可能不错,但缺乏程序公开之关键环节,所以公信度就会受到影响。包括与会者在内,难免有所私议。晚清时就有人注意到中国人不是没有“议”,只是在会上无“议”或少“议”而已,背后或会下的议论要比西人多得多,这或许也是晚清中国会议制度的外部特色之一。

大清官场的会议文化:妓女、鼻烟和鸦片

《申报》社论:《中西会议情形不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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