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白云山上的是苏轼孙子的坟墓吗?

[摘要]苏绍箕不是苏迨的儿子,也不是苏轼的亲属。

广州白云山上苏绍箕墓并非苏轼孙子的坟墓

白云山上的“苏家山胜迹”

广州白云山上苏绍箕墓并非苏轼孙子的坟墓

白云山上据说埋葬苏轼孙子的墓园

假期到白云山散步,因为大路上人多,我们走进“苏家山胜迹”的小道。尽头是一个很大的墓园,广州市文化局立的石碑说埋葬的是苏轼的孙子,其实有误。

壹 两块墓碑不同

“苏家山”里,各类碑刻不少。墓主人苏绍箕墓志铭有两块,碑文内容出入颇大。

其中古旧残碑写道:墓主是“南雄沙水镇珠玑巷人。公之先世系无考。公生宋神宗熙宁三年庚戌五月一五日,哲宗元祐元年……历徽宗宣和间,八迁而至殿中监”。

此人生于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在徽宗朝宣和年间(1119年-1125年)升至“殿中监”。不见他的姓名及与苏轼父子关系的文字。据传这是明代的墓碑。

另一块墓碑为今人所撰,2003年刻石,名为《宋太尉苏公墓志铭》:“公讳箕,又名绍箕,字嗣良,号晴川,北宋大文豪、四川眉山苏东坡之孙也。宋元祐三年(1088年)生于京师,父苏迨、母欧阳修之孙女十四娘。欧阳氏生箕、筌、筹后,于元祐八年(1093年)去世。嗣后朝廷政局阴恶,祖轼连贬三次,最后贬至惠州。为避风云不测而遭灭族,加之箕、筌、筹乃欧阳修之曾外孙,乃嘱安置于岭外南雄珠玑巷隐养。”

据此,墓主出生于元祐三年,比古碑主人晚生18年。碑文明确说苏绍箕是苏东坡之孙、苏迨之子,与苏筌、苏筹同父同母。

不知这样两块碑怎么能够一左一右立在一起。墓前还有水果之类供品,难道烧香的人没想到他们在给两个不同的人磕头?

贰 墓主人不是苏迨之子

苏迨是苏轼第二子。苏绍箕如果确系苏迨的儿子,从出生年份看,新刻石碑的记述比较靠谱。根据苏轼本人的记载,苏迨生于熙宁三年,如果古碑的墓主是他儿子,那么就是父子同年出生。元祐三年苏迨18岁,是个可以有儿子的年龄。两年前苏轼曾为他向欧阳修夫人修书提亲,不久他们成了亲家。苏箕于元祐三年出生,确有可能。但苏轼孙辈出生年份极少见诸宋代史籍,碑文撰写者何从得知苏箕的生年?

一般来说,时代越接近,记载越可靠。苏轼及儿子、孙子、曾孙都生活在宋朝,则宋人的相关记载比较准确。如果后代文献与宋朝文献记载相左,应以宋朝文献为据。苏箕生年不见于宋朝史籍。从宋朝史籍看,苏箕、苏筌、苏筹都不是苏迨之子。

韩元吉生于徽宗末年,与苏轼的孙子和曾孙生活时期相近。他在苏轼曾孙苏岘墓志铭中明确指出:“文忠仲嗣无后”。文忠是宋孝宗赠给苏轼的谥号,仲是苏轼的次子苏迨。这句话的意思是苏轼次子没有后代。其实苏迨原先有个儿子,名苏簣,但早年去世,没有后代。苏岘是苏过的孙子,生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他被过继到苏迨一房,延续香火。同时代人所作墓志铭,是记录墓主人生平事迹的第一手资料。韩元吉写的墓志是关于苏迨后人情况最可靠的历史记录。

叁 墓主人与苏轼没有亲缘关系

苏绍箕不是苏迨之子,是不是苏轼的其他亲属?

白云山上的古代残碑记载:徽宗宣和(1119年-1125年)以前,苏绍箕曾“八迁而至殿中监”。苏绍箕迅速升迁的好日子,与苏轼及其亲属最倒霉的时期基本重合。

殿中监是朝廷中地位很高的官员,从三品,属于文散官中的中大夫。北宋神宗时期出任副宰相的蒲宗孟、王安禮,也就得到这么个官阶。

苏轼才高名重、目光锐利、口无遮拦,惹恼过不少朝廷重臣。北宋中期以后,政治环境显著恶化,恨之者极力造谣诋毁,苏轼因而屡遭顿挫,几个儿子的仕途都不顺畅,全无出任高官的机会。

长子苏迈颇有才干,苏轼曾赞赏他“作吏颇有父风”。但苏轼遭到贬降的绍圣元年(1094年),正担任知县的苏迈也被免去官职。直到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苏迈依然只是一名州县官。次子苏迨和幼子苏过官职也低。父亲去世时,两人都是承务郎,这是宋朝官阶的最低一级。不仅儿子受到株连,就连苏轼得意门生秦观、黄庭坚等,也都未能幸免。

苏绍箕官运亨通,说明他与苏轼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其次,苏轼族系的取名风格和苏绍箕及儿子完全不同。眉山苏氏,自苏洵开始,其下四代都是单字名,而且同胞兄弟的名字采用相同的偏旁部首,严整有序。苏洵兄弟名字全是三点水:苏澹、苏涣、苏洵;苏轼兄弟名字全是车字旁:苏轼、苏辙;苏轼的儿辈名字全是走之底:苏迈、苏迨、苏过;孙辈全是竹字头:苏簟、苏符、苏箕、苏籥、苏筌、苏筹;曾孙辈全是山字旁:苏峤、苏岘。苏岘的儿子名字全用木字旁。苏绍箕儿子名叫苏世矩、苏世度,两代皆双字名,与眉山苏氏取名风格毫无共同之处。

肆 苏轼不必“隐养”孙儿

白云山上今人新刻的墓碑说:“为避风云不测而遭灭族,加之箕、筌、筹乃欧阳修之曾外孙,临行前乃嘱安置于岭外南雄珠玑巷隐养。”

从上下文看,“临行前”应该指的是苏轼南下之前,即绍圣元年苏轼人在定州(今河北保定)时。

元祐八年(1093年),垂帘听政八年的宣仁太后去世,仇视元祐政策的宋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绍圣元年四月间,朝廷发出贬降苏轼的第一道命令:“落两职追一官”,出任英州知州。苏轼作为“元祐党人”的一员大将,第一个贬官流放岭南。苏轼接到命令,很快就带领全家人前去广南东路(今广东)的英州。从一路军政长官降为岭南小州知州,落差很大。但客观地说,形势虽然不妙,但未至风声鹤唳、大祸临头。他本人的心情也不太沉重。

六月初,朝廷又下达一道贬谪令:“苏轼诋斥先朝,诏谪惠州。”这是更严厉的处罚,他成了有官无职的岭南流放者。此时苏轼一行已到安徽当涂县,坎坷前路,清晰可见。他本想只身前往贬所,但拗不过家人,便安排苏迨等前往阳羡(今浙江常州宜兴),自己则同幼子苏过、侍妾朝云和两个佣人继续南行。

苏轼疼爱子孙,不愿拖累他们,流放岭南如此,十多年前流放黄州也是如此。前往黄州贬所,他只带着大儿子苏迈。他不会忍心让小孙儿离开父母家人,孤零零地寄居陌生荒远之地。

“临行前”如果指的是苏轼北上之前,那就更不对。

第一,这是打击元祐党人的哲宗去世,新皇帝登基,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流放岭南的元祐党人陆续北还,境况向好,苏轼没有理由把孙儿留在岭南瘴疠之乡。徽宗亲政以后,元祐党人再受打击,苏轼又首当其冲。这是后事,并且他已病亡。

第二,苏轼北上时,心情比较轻松,有诗为证:“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乐观主义者的宣言书。他的一首自赞这样写道:

目若新生之犊,身如不系之舟。

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

寥寥二十余字,他的乐观、幽默、可爱,淋漓尽致。林语堂说得好:苏轼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为避风云不测而遭灭族”,故而藏匿子孙之说,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也表明作者不了解宋代历史。

第三,宋朝建国不久,就逐步建立起一个温和稳定的政治制度。“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个制度包括善待大臣和台谏官并借以平衡宰相权力等。大臣犯罪或有过,多是贬官去职,一般不以杀戮作为最终惩罚,也极少放逐岭南。宋朝由此聚拢和成就了大批拥有忠诚、智慧、勇敢等高贵品德的官员。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名垂青史的政治文化巨匠,在北宋中期群体问世,绝非偶然。

绍圣元年前十多年,苏轼曾因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的家人及后代也未受到任何死亡威胁。事实上,即使在北宋最黑暗的哲宗朝和徽宗朝,当局对获罪官员也从未下过“灭族”一类的毒手。将得罪大臣流放岭南是最毒辣的一招,借刀杀人,但当局没有迫令他们举族而行。

当时中原和江南士人都惧怕岭南。苏轼谪居岭南许多年,熟知岭南烟瘴疠疫之可畏,即使真的要将子孙藏匿起来,也绝不会选择位于岭南的南雄。

很显然,苏绍箕不是苏迨的儿子,也不是苏轼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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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mile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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