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媾和的关键一年中汪精卫发生了什么变化?

澎湃新闻李志毓2014-11-28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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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一年,汪精卫在许多问题上都表现出与蒋介石的激烈分歧。了解这一年中汪精卫思想的变化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是了解汪精卫对日妥协乃至走上汉奸道路的关键。

【编者按】

1937年12月至1938年12月,是汪精卫在国民党中的最后一年。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青年学者李志毓看来,这一年,汪精卫在持久战、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焦土抗战等问题上,都表现出与蒋介石的激烈分歧。了解这一年中汪精卫思想的变化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是了解汪精卫对日妥协乃至走上汉奸道路的关键。

对日媾和的关键一年中汪精卫发生了什么变化?

1938年11月15日,潜赴上海的高宗武(左二)、梅思平(左三)等与日本高级特务今井武夫商谈汪精卫集团投敌事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是汪精卫在国民党中的最后一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乘飞机秘密离开重庆,来到云南军阀龙云控制下的昆明,十九日又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脱离了国民党中央,也脱离了自己在抗战中的国家。十二月二十九日,汪在河内拟就致中央党部蒋中正、中央执监委员等电,主张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对日议和,次日在香港发表,史称“艳电”。次年一月,他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三十年的国民党。随后又被加以“汉奸”之名,使他至今仍以“汉奸”的形象,在中国家喻户晓。

在汪精卫出走前的最后一年中,他在持久战、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焦土抗战等问题上,都表现出与蒋介石的激烈分歧。了解这一年中汪精卫思想的变化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是了解汪精卫对日媾和的关键。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淞沪抗战失利之后,求和的声音开始在政府、甚至军队中扩散出来。十一月二日,日本广田外相正式提出日方的议和条件,德国大使托德曼受日本之托,于十一月五日面见蒋介石,转告了日方的和谈条件。日本此次提出的条件为:内蒙自治;华北自治;自伪满洲国至永定河划为中立地带;扩大淞沪停战协议所划之中立地带,以国际警察维持治安;中日经济合作,减轻日货关税;取缔排日及抗日教育;共同防共等。

在党政高层中,主和之人已不仅有汪精卫、何应钦,孔祥熙也开始极力主和。蒋介石在日记中说:“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又说:“各将领战意全消,痛心盍极。……敌军实无攻京决心,惟我军太无力量,敌人虽欲停止亦不能止矣”;“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

政府机关迁到武汉之后,求和的空气更是日益浓厚,人们开始在私下议论,汪先生是否会回南京主持议和。十二月七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在汉口中央银行举行会议,陈克文日记中写道:“会场中少不免又涉及伤病、难民、交通、后方秩序诸问题。这几乎是每有会议必定提到的,并且照例有许多令人伤心叹息的报告。报告完了,必以‘中国那得不亡’、‘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等愤慨语结束。今日说这话最多的是孔副院长,其次是何应钦部长。”

对日媾和的关键一年中汪精卫发生了什么变化?

1938年,日军三光政策下的广州。

更严重的问题是,战争持续了三个月之后,确实造成了汪精卫当初所预料的问题,东南富庶之区沦为战场,军队沦为土匪,民穷财尽,而中共政权反而得到发展和巩固。蒋介石在十一月的“本月反省录”中写道:“抗战结果,东南财赋之区,反成散兵游勇抢劫之场,此乃战前未曾想到之事。痛心疾首,无逾于此。实为抗倭惟一之制(致)命伤也。败仗计划应先想到退兵时之抢劫奸淫,毁坏军纪之凄状……不惧敌军攻陷而患在溃兵自乱抢劫,此干部无力、教育无方之过也。”

战争彻底暴露了国民党的空虚和腐败,使很多人都灰心失望起来。谷正纲说“我再也不愿谈党了”;陈克文说:“这一次战败,国民党恐怕再也不能抬头了:战争中始终看不见国民党的活动,其它各党各派却乘这中心势力削弱的时候,大事活跃。许多人彷佛都在说,国民党不成了,共产党快要起来了!战败的结果,丧权失地固不必说,内部的分裂冲突恐怕来得更加可怕。”

蒋介石也考虑到,长期抗战可能会带来的最坏局面将是:一、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二、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三、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四、人民厌战,共党煽动,民心背弃。五、政客反动离间,各处伪政权纷起。六、各国与日本共谋瓜分中国。七、日、俄以中华为战场,使中国陷入西班牙一样水深火热的地位。八、财政枯竭,经济崩溃,社会纷乱。

在陈克文日记中,清楚记述了国民政府和党政职员在战争考验下的衰亡之势。到了危急时刻才发现,平时政府的工作报告全属子虚乌有,所有保甲组织,壮丁训练,都是有名无实,“不切实,慕虚名,上下相欺”。党政人员撤退途中仍不忘携妓跳舞,屡禁不止。而“领袖命令别动队侦查党政人员有无不正当的娱乐行为,他们(自己却)都在旅馆里开了许多房间,叫妓赌钱,终夜的跳舞,正经事一概不管,只知捏造是非,混淆黑白。”种种现象,让陈克文徒然感慨,国民党靠这种人做下级干部,“早已自挖坟墓,现在是待敲丧钟的时候了。”

陈日记中又写道:“首都陷落后,各省政府均作迁移之准备,从无作誓死守土之准备者”,“准备迁移”,易言之,就是放弃土地。“可叹者,到处并无剧烈抵抗,即入敌手。敌大有传檄而定之势,而负守土责任之长官,更无一人为之牺牲者。……(皖南各县)许多县长从无一人被难,皆谓已迁移某处办公。”战败之际,尚有人不忘大发国难财:“粤人集资购高射炮,每尊价八万元。经手者嘱洋商列单十四万元。洋商怒而毁约。又洋船运输军火,经手人索扣头(回扣),事亦决裂。”

又据说,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向美国订购飞机,所得均速率最劣之旧机;唐生智汇款四十万元到香港,恐是奉命卫戍首都所领之军费。种种令人伤心颓丧的消息,在政府内流传着。而党政职员,继续过着呼妓打牌的生活,以汪精卫最亲近的秘书——曾仲鸣为首。陈克文日记中写道:“晚饭后,至仲鸣寓所明德饭店,与仲鸣、政纲、彦慈打牌。仲鸣所呼之妓至,不便阻人好事,遂散去。汝珩、广霖近日盛谈此道,想亦过着风流生活。彦慈新买一钻石戒指……谓恐法币将来变成废纸,好将此变卖逃生。”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恐慌与求和的空气,立时弥漫在国民政府之中。

对日媾和的关键一年中汪精卫发生了什么变化?

1939年的汪精卫。

陈克文在日记中记述了人们的悲观失望之情:“战事初发生时,许多人说,敌人要攻到南京,最少需要三年功夫,死五十万人。外国顾问也如此说。及沪战失利,南京守土将领又说最少可守三个月。想不到才四个月,敌人已经攻到南京。敌人攻南京不过四五天便告失守。沪战初期,举世刮目相看,不图一经败北,势如山倒,一至于此。南京失守后,武汉、长沙均立起恐慌。今日迁移之人,络绎于途。……长沙如更失陷,则国民政府尚能有托足之地耶。喘息未定,敌已跟踪而至,我能往寇亦能往,以中国之大,彷佛已无吾人托身立命之所矣。”

又说:“朋友见面,都互相问道,有何消息,有何特别消息。此所谓消息,此所谓特别消息,是指与敌言和方面的多。……现在都似乎希望直接与敌言和。其实在此局势之下,已无言和之可能。于是大家……便深深叹息要做亡国奴了。”

汪精卫原本是党内对日妥协路线的代表,此时主张求和的人,无疑也将希望寄托在汪身上。但因为蒋的坚持主战和蒋在中央的主导地位,加之日本已宣布占领南京后将不再承认南京政府,此时若坚持主和,不免有逼蒋下野的嫌疑,汪精卫也有此顾虑。他于是想到,不以南京政府出面,而由他来组织政府外人士出面求和。

蒋在日记中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汪向蒋提出“甚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但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蒋又写道:“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此时若果言和,则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且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害,而不知敌人之危害甚于我也,不有主见何以撑持此难关耶!”

蒋认为,敌人越向中国内地推进,就越会因兵力分散而陷入困境,“必使敌人再进一线,使之更陷于穷境,则国际变化如何固不可期待,而倭寇弱点必暴露更甚,敌军兵力亦不胜布置,不仅使之进退维谷,而且使之疲于奔命,如此各国必乘其疲而起矣。”

对日媾和的关键一年中汪精卫发生了什么变化?

可见,汪精卫与蒋介石对于抗战之观点的根本区别在于:蒋始终认为,以日本的国力和民力,不可能持久作战,只要我们能持久,能坚持,即使我国陷入危殆,敌人最终也会被消灭。打持久战,除了在时间上要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力量之外,还要在空间上牵制敌人,“使敌在广大区域驻多数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之死命”。而如果一旦中途求和,在国内政治分崩离析和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必将在内外交困中垮台。蒋甚至认为:“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蒋试图以民族矛盾转化内部矛盾,借领导抗战、抵御外侮增强内聚力,提升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如果抗战胜利,中国政治统一将就此完成,而国民政府将拥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而汪精卫则声称:“有人说道:‘中国因抗战而得到统一,如果主和,则统一之局又归于分裂’。这话我绝对反对。从古到今,对国家负责任的人,只应该为攘外而安内,绝不应该为安内而攘外;对外战争,是何等事?却以之为对内统一之手段!中国是求国家之生存独立而抗战,不是求对内统一而抗战;以抗战为对内统一之手段,我绝对反对。何况今日之事,主和不会妨害统一,而不主和也不会不分裂!”

汪认为,如果战争持久延续,“中国决不能侥幸成功”,因为持久的抗战必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战事愈延长,“中国国民愈穷,财愈尽,共产党人愈有凭借。”即使国民政府领导抗战成功,其实力已经从内部被掏空,将来更无法应对共产党的挑战。汪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败的结果,是国民党政权垮台,共产党乘机上台。和的结果,国民党政权不会受到挑战,传统中国的乡绅统治结构和社会秩序、文化秩序不会被颠覆。这是汪主和与蒋主战之考虑的根本不同之处。

南京陷落后,日本又托托德曼向中国政府秘密提出媾和条件,且较前更加苛刻,除缔结共同防共协议,划若干区域为不驻兵区域,中日满经济合作等条件之外,又增加赔款要求。并表示,不能先行停止军事行动,如果中国正式派员向日本表示愿和之后,停战协议可以考虑。

十二月二十七日,与托德曼见面的孔祥熙将此停战条件提交国防会议常务会议讨论。党中高层多主议和,于右任等人批评蒋介石之主战是“优柔而非英明”。蒋则认为,“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蒋向主和最力的汪精卫、孔祥熙坦言:“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无所凭借,我国随时可以有恢复主权之机。”最终蒋、汪、孔商议决定,坚持抗战,不理敌人所提之媾和条件。

国际局势方面,在缺乏“持久战”的信念之外,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也是促使汪精卫求和的重要原因。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就在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和国联对于日本的制裁。但事实上,自抗战爆发以来,英美在远东一直推行着对日妥协的政策。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自《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第五章的第一小节,该章标题为“去留:汪蒋分歧”,分“汪、蒋与持久战”、“国际局势”、“焦土抗战”、“被辜负的诚意”四个小节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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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mile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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