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人群需要什么东西 教育即应预备什么东西

[摘要]《山河国运》一书生动再现了晚清至民国的变迁。作者把社会政治文化形成及演变的原因,与地理环境、自然气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等联系起来考查,重新解读了近百年中国社会激荡与转型的轨迹。

阎锡山:人群需要什么东西 教育即应预备什么东西

《山河国运》,叶曙明 著,九州出版社

本文摘自《山河国运》,叶曙明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0月。

二、阎锡山:山西土老财

在北洋官僚集团里,西北有两位显赫人物,一位是冯玉祥,一位是阎锡山。冯玉祥出身于北洋正统,从袁世凯的新军卫队一名正兵做起,慢慢地由副目、正目、哨长、营管带,成为权倾一时的佩剑将军。而阎锡山则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毫无关系,他就读的山西武备学堂,也不属于由段祺瑞督办的北洋陆军学堂系统。

然而,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使这两个人在西北相遇,并结下了不解之缘。

1883年,阎锡山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永和堡一个地主兼开钱铺的家庭,六岁丧母,九岁启蒙,在私塾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十六岁成亲,在五台县城的积庆昌商号当相公,从“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笤帚、掸子、毛巾、抹布)做起,学习怎么记账,怎么算利息,怎么出外讨债、打探行情和做投机生意。

明清是晋商的黄金年代,雄踞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但山西为什么不能像江、浙那样,进化为一个繁荣的现代商业社会呢?看看晋商经商的路线就清楚了,几百年来,他们主要是和俄罗斯、蒙古、新疆、东北等地的游牧民族做生意。这种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的生意,再做一百年,也做不出一个以海洋文明为背景的现代商业社会来。

五台县的经商风气,虽然也是盛极一时,但阎锡山却无心经商,1902年,他凭着一篇《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文章,考取了山西武备学堂。两年后,由巡抚衙门指定派往日本留学。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日本接触到了孙文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为之心醉神迷。不久他便加入了同盟会,又参加了“铁血丈夫团”——其名取自《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1907年,阎锡山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为第六期生。日本教官向他们讲授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打败列强的历史,讲授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军国主义、征兵练武、发展工商业,从而称雄世界的历史。阎锡山对这些课程兴趣盎然。毕业回国后,他便加入了山西军界。

这时候,他的思想和南方的革命党十分接近,经他一手安排,同盟会在山西新军里异常活跃。

1911年辛亥革命席卷全国。10月29日,太原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举为军政府大都督。在军政府门前飘扬的既不是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一面源自河图洛书的“八卦太极图”旗。后来有人批评阎锡山,参加辛亥革命,动机不纯,是伪装革命,“投机取巧”、“窃取革命成果”。

其实,从阎锡山把八卦太极旗定为军政府的旗号,可以看出,这场革命在他的心目中,不过是一场紫气东来、真人出世的“汤武革命”。这正是他内心的理想所在,何伪装之有?中国的民主,就在八卦太极图下,开始了一幕幕痴人说梦的闹剧。

1912年,阎锡山兼任山西民政长,1914年,改任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嗣又晋任为同武上将军督理山西军务。1916年改任为山西督军,1917年兼任山西省长。阎锡山抱定宗旨,不参加中原逐鹿,以保境安民为目的,因此对外声明,晋军不出山西一步,但有来侵者,必唯力是视。阎锡山宣称,终北洋时代,晋军唯一一次杀出雁门,是张勋复辟时,段祺瑞在津门宣布讨逆,约山西派军参战,阎锡山派出了一个旅前往北京参加作战,战毕即撤回山西。(参见:《阎锡山先生答客问的自述》。台湾,《传记文学》第186号。)

阎锡山关起门来,一心一意经营山西。他痛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现状,于是按照自己土财主的理想,制定了一整套以古人训诫来治理山西的宏图大计。

他的农村改造计划,从训练村一级的行政人员开始,以“民德、民智、民财”为施政大纲,从清丈土地、调查户口入手,以村为单位,村有村长,设村公所,村下面有闾,闾下面有邻。经过数年努力,他在山西建立起一支由五十万个邻长、闾长、村副、村长组成的基层干部队伍,管理着全省四万多个村庄。

他把“村村无讼,家家有余”、“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作为宗旨,以期“裕民生、正民行、敦民风”,进而实现古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贤、友信、邻睦的理想。他还成立了好人团,大力宣传种地的人好,当兵的人好,推行育兵育农的政策。

1918年,阎锡山大力实施“六政”、“三事”。所谓“六政”,即禁止留辫、禁止缠足、禁止吸毒和兴水利、种树木、养蚕桑。所谓“三事”,即造林、植棉和畜牧。他把信、实、进取、爱群,作为社会道德的标准,推而广之。同时整顿村制,开村民会议,整理村范,订立村约,立息讼会,设保卫团,为“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的到来奠定基础。阎锡山甚至设想,以村自治作为起点,有朝一日,可以废除代议政制和政党政治,使中国人民行使直接民权。

1920年6月,在阎锡山的主持下,召开了著名的“进山会议”。与会者多是当地的名流耆宿。会议在公署后面的假山(阎锡山称之为“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召开。历时一年,开始时只有十二人参加,后来陆续有人加入,多至一百三十四人。会场也由“邃密深沉之馆”迁到了山前的大自省堂。

当直皖两系在北方开始兵戎相见,南方也被内部的战争深深困扰着的时候,阎锡山所考虑的,是如何在山西从事道德重建的大业。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能够使大西北的衣冠文物,在这个浑浑浊世中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

会议研究的目标,是“人群组织怎样对”的问题。阎锡山认为,人是有理性、有欲性、有精神、有物质的一个生物体。按东方文化看,人的价值很高,号为三才之一,二五之精。人与天地合德,人为天地立心。惟其认人之本体如此其高也,故最尊崇人道主义。如“仁者人也”一语,即足以代表东亚先圣先哲对于人生之观念。

人都是想过好生活的,但究竟如何才能使人人都有好生活?按照阎锡山的解释,消极地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积极地说,就是如何使自己有好生活,别人也有好生活。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己成物之谓也。过去圣哲对此持论,有所谓理想国者,有所谓死后天堂者。如何而能有实现之理想,如何而能得人世之天堂,就是阎锡山为这次会议定下的研究题目。

会议开了一年之后,对工业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

“工业应有限制;除必须之大工业外,应偏重小工业。”

对商业问题的结论是:

“商业应有限制。”

对土地问题的结论是:

“土地公有私种。凡属农民生则自种,死则归公,产业既均,人欲亦遂。”[参见: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站在西北的立场上,对现代工商业,持怀疑与否定态度。1921年,阎锡山和到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博士有一番谈话,谈到对工商业的看法。

孟禄是教育学的权威,他们的话题也从教育开始。阎锡山认为,人群赖文化以维持;文化以教育为代表。人群需要什么东西,教育即应预备什么东西。

孟禄问,人群现在需要什么?

阎回答:“近来我考察山西各县教育的结果,觉得作饭的人愈没有饭吃;作衣的人愈没有衣穿;作器的人愈没有器用。小民终日劳碌,若问他们作什么,他们便答说:‘我为你们作衣穿,作饭吃,作物用。’山西的情形如此,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使作饭者有饭吃,作衣者有衣穿,作器者有器用。”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许多人都提出过,也尝试过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孟禄认为,在现代社会,要解决这个千古难题,就要用好的方法,改良农业、工业与商业,及改良教育,使人得到实用的知识技能,能利用天然物以为人用,不久即可得到此种结果。

阎锡山一听见工商业,立即摇头。他说:“我很早有个疑问,就是工商业发达的结果,人民是否真正能够得到饭吃、衣穿,与物用,我害怕工商业愈发达,作饭的人民愈无饭吃,无衣穿,与无物用。工商业发达的结果,我害怕不但不能救了人民的苦,反倒更为坏事。”

他的理由是:别的国家工业发达,可运货来到中国换饭,将来中国的工业若发达,不知能运货到什么地方换饭。运往蒙古吗?蒙古人不作饭,怎么办才好?

在阎锡山的想象中,工商业和“走口外”、“闯关东”是一回事。山西人走了上千年口外,闯了上千年的关东,也没见人间天堂的出现!路通财通,道路工商业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试看大江南北,铁路沿线无不是最富裕的地区,但阎锡山在山西修铁路时,却偏偏要修成窄轨,与中原的铁路不接轨,弄得火车想进进不来,想出出不去。

明清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就是因为它们因循守旧,不肯融入现代金融体系,才步入衰落之途,但阎锡山依然没有跳出晋商那种陈旧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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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gre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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