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对西方深深失望

[摘要]“他的自传是俄国文学与心理学天才的伟大纪念碑之一,堪与屠格涅夫及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并列。”

腾讯文化 姚望 发自俄罗斯

夹缝中的赫尔岑

赫尔岑。

“我是陌生人中间的陌生人。”在痛失爱妻后,俄国作家赫尔岑流亡到伦敦,开始撰写他的自传《往事与随想》。

巴金曾翻译了这本书,并表示,这是自己最爱读的一本书。学者朱学勤也高度评价它:“到目前为止,关于(俄罗斯)那一百年的苦难的精神记录,还没有一本超过《往事与随想》。”

夹缝中的赫尔岑

赫尔岑:对西方深深失望

巴金晚年著名作品《随想录》,名字来源就是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赫尔岑也写小说,不过大致已为世人所遗忘,因为他天生不是小说家。”牛津大学教授以赛亚·伯林评价道,“不过,他是以作家之名垂世的。他的自传是俄国文学与心理学天才的伟大纪念碑之一,堪与屠格涅夫及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并列。”

在莫斯科,坐落着俄罗斯唯一的赫尔岑故居博物馆。在这里,可以追忆作家的往事,随想他的精神旅程。

赫尔岑:对西方深深失望

故居博物馆内赫尔岑塑像。 拍摄:姚望

誓言:为国家而奋斗

夹缝中的赫尔岑

赫尔岑故居博物馆在莫斯科老阿尔巴特街附近的一条侧街上。这是一栋凸形房子,中间耸起为二层,两侧为一层。窗棱边和屋檐下的修饰,突出了作家的贵族身份。墙上有作家的侧面浮雕,下面写着:“1843年-1846年,赫尔岑在此居住。”通过楼右手边不起眼的小栅栏门,就是博物馆的入口。推了一下门,居然关得很严实。“难道闭馆了?”略微找了一下,我发现左侧的一张白条上写着:“参观请按门铃。”一位女保安过来开了门——这和俄罗斯大多数开门迎客的博物馆颇为不同。

门铃,增加了这个博物馆封闭和小众的意味。这里的很多展品由赫尔岑的后裔捐赠。

夹缝中的赫尔岑

博物馆一展厅,有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画像。 拍摄:姚望

夹缝中的赫尔岑

博物馆一展厅,有赫尔岑夫人的画像。 拍摄:姚望

馆藏则按照时间线,借助油画、书籍、相片、家具,讲述了作家从婴儿到去海外流亡的人生故事。

这些故事的主轴,是一段誓言。

“太阳在往下沉,圆屋顶闪闪地发光,城市铺展在山下一望无际的地面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来。”这一天,15岁的少年赫尔岑和小伙伴奥加辽夫从莫斯科河畔登上麻雀山。这血色的黄昏让二人振奋,他们“当着整个莫斯科发誓,要为我们所选定的斗争献出我们的生命”。

这段经历是作家年少时的集中映射。多年后,他写到:“这一件事,别人可能认为是十分不自然、十分做作的,可是我在26年之后想起它,还激动得流泪;它是极其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就可以为它作证。”

后来,赫尔岑把《往事与随想》献给奥加辽夫,这位自己终身的思想伙伴。

夹缝中的赫尔岑

年轻时的赫尔岑。

夹缝中的赫尔岑

年轻时的奥加辽夫。

1812年4月6日,赫尔岑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和俄国皇室罗曼诺夫家族有共同的祖先——14世纪的大贵族安德烈·卡贝拉。

赫尔岑的母亲是德意志一位小官的女儿,与他的父亲伊万·雅科夫列夫没有正式结婚。“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信仰也不同。作家父亲是东正教教徒,作家母亲是天主教教徒。”博物馆馆员这样解释。赫尔岑因此无法继承父亲的姓。

作家还有一位同父异母哥哥伊戈尔,是雅科夫列夫和一位农奴姑娘的私生子。“两兄弟中,他父亲更喜爱作家。”博物馆馆员说。

雅科夫列夫按照德语发音,给儿子们创造了一个姓氏,意思是“心之子”。自家的外姓人——这似乎预示了赫尔岑思想道路的特点。

“人活着不是为了完成命运的安排,不是为了体现一种理念,不是为了进步,只是因为他出生了……”在《往事与随想》中,赫尔岑表达过自己的生命历史观。

不过,作家的成长却与整个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他出生半年后,拿破仑大军入侵俄罗斯,其间莫斯科被大火烧毁,战争给这个古都留下永久的伤痛。

但给帝国留下更深印记的,是帝俄对巴黎的胜利进军——在西欧的见闻,让一批年轻的俄国军官认识到俄罗斯的落后,并立志改变俄罗斯,逐步成为十二月党人。

年幼时的赫尔岑受到了最好的贵族教育。他博览群书,还学习了法语、德语等多国语言,这为他以后在国外的流亡打下了基础。

1825年,帝都圣彼得堡发生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失败后,5位领袖被绞死。当局在莫斯科举行祈祷式,以示庆祝。

“我参加了祷告式。当时我只有13岁,隐没在人丛中,就在那里,在那个被血淋淋的仪式玷污了的圣坛前面,我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跟这个皇位、跟这个圣坛、跟这些大炮战斗到底。”赫尔岑回忆。

他的故居博物馆里,展览着十二月党人在广场的油画,以及5位起义领袖黑色的剪影。

过了两年,这誓言留在了麻雀山。

17岁时,赫尔岑进入莫斯科大学读书。以他为中心,与奥加辽夫等人组成了一个小圈子,探讨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如今,莫斯科大学的老校区还立着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的雕像。

沙皇政权对这批青年的思想大感紧张,赫尔岑和朋友们都被逮捕。他被判流放,先被发配到欧洲的边缘——乌拉尔山边的彼尔姆,然后转到维亚特卡(如今的俄罗斯基洛夫市),后来又转到了弗拉基米尔。我曾在那几个城市徘徊,它们都有高高的河岸,作家或许曾从那里眺望远方,就像在莫斯科麻雀山上那样。

对于贵族子弟赫尔岑而言,流放并不是服苦役。他在流放地的总督府当上了公务员。在这段时间里,作家开始了解社会,了解政府的运作。外省生活成了他日后小说的素材。他和自己的堂妹娜塔莉亚结了婚,后者也是非婚生。

1840年,赫尔岑结束了流放。父亲帮他在圣彼得堡内务部办公厅找了工作。后因触怒当局,他又被发配到不远的诺夫哥罗德地方政府工作。

质问:谁之罪?

1843年,离开诺夫哥罗德后,赫尔岑定居在莫斯科,以写作为业。“他父亲住在附近,他可以经常去看望父亲。”赫尔岑博物馆馆员的介绍,增加了作家身上的人情味。

此时,他阅读黑格尔,活跃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圈子中。

1840年代,俄罗斯的知识界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派是想走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西方派,另一派是从俄罗斯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的斯拉夫派。

不管哪一派,赫尔岑认为,“都有对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民族心智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 “是同一颗心脏在跳动”。

他这样尝试在自己和论敌间寻找共性。

和好友别林斯基等人非黑即白的想法不同,身为西方派的赫尔岑认为,没有必要将人际关系与思想倾向混为一谈。他和斯拉夫派的论敌保持着半友的关系。

他在家里组织讨论沙龙,也接待论敌斯拉夫派。

1846年,赫尔岑写下了代表作——长篇小说《谁之罪》。

夹缝中的赫尔岑

小说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大学毕业生克鲁采弗尔斯基当家庭教师,遇到了一位退休将军和农奴姑娘的私生女柳波尼卡,两人结了婚。他们搬到一个省城居住,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

后来,贵族别尔托夫也来到了这个城市。他的母亲是一位接受过教育的农奴,获得自由后和他的父亲结了婚。别尔托夫当过公务员,因无法忍受官场而离职。

柳波尼卡和别尔托夫相爱了。在纠结中,别尔托夫远走异乡,柳波尼卡抑郁而死,克鲁采弗尔斯基酗酒度日。

乍一看,这是个简单的三角爱情悲剧。其实爱情在这里只是串场——赫尔岑通过描写人物的背景,揭批了农奴制度以及官场的黑暗。

作家声明:“我并没有向大家细谈我所写的主人公的恋爱故事的意思。因为诗神完全没有给我描写爱情文字的才能。我所要歌唱的不是爱情,而是憎恨!”

作家问:“这到底是谁之罪?”潜台词指向当时的社会体制。

别林斯基说,《谁之罪》实在不是一部小说,而是“圆熟地写成的、借那作者未能诗情地加以发展的思想,从外部巧妙地联结成整体的—组传记”。

《苏联大百科全书》则把它列为最早的社会心理小说之一。

随后,赫尔岑写了另外一部代表作——《偷东西的喜鹊》。

夹缝中的赫尔岑

《偷东西的喜鹊》剧照。

小说写的是女演员阿尼达被卖给一个老公爵,因不愿屈从,被迫害致死的故事。“偷东西的喜鹊”是阿尼达主演的一出戏:女佣被诬告盗窃,闹上法庭。法官打女佣主意,女佣不愿屈从,受到处罚。但最后人们发现,是喜鹊偷走了东西。

这部小说痛斥了贵族官员的仗势欺人。

夹缝中的赫尔岑

赫尔岑。

彼岸:对西方失望

1846年,赫尔岑的父亲病逝。因为对俄罗斯现状不满,一年后,作家移居西欧。这里曾经是他眼中俄罗斯发展的样板,但很快,赫尔岑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

1848年革命的到来,一开始让他欢欣鼓舞,他跟踪着革命的足迹在西欧城市巡行。但很快,他见到了“革命”名义下群众的暴政:“1848年法国激进分子的致命错误是……尚未解放自己,却妄图解放他人……”他也见到了当局对工人阶级的血腥镇压。他发生了思想转向。

革命后,他在撰写的《彼岸书》中,表达了对西方和西方文明深深的失望。他与大多数俄国西方派之间的裂痕在扩大。

他与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布朗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作家从俄罗斯传统的村社中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是为村社社会主义。

但对西方的失望,并不必然带来对专制的向往。他强调个体的自由,拒绝暴力。当布朗说人必须为社会牺牲自己时,赫尔岑反驳:“但是,人人牺牲而无人自得其乐,社会也永远不会幸福。”

他的思想处于某种夹缝中:在自由派眼中,他太激进;在激进派眼中,他又太温和。

1849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流亡者施压,扣押了赫尔岑和他母亲的钱。在银行家罗斯柴尔德的帮助下,禁令才被解除——不能不说,有家族财产的保障,赫尔岑的社会活动比较任性。

此时,作家身边也发生了《谁之罪》这样的故事。赫尔岑夫妇和好友——德国革命者、诗人海尔维格夫妇住在一栋房子里,海尔维格也是马克思的友人。赫尔岑的妻子和海尔维格相爱了,妻子想让赫尔岑接受她和情人的关系,海尔维格认为“赫尔岑不该把妻子看做私有财产”,气愤的赫尔岑勒令海尔维格离开。

夹缝中的赫尔岑

赫尔岑妻子画像。

后来,赫尔岑夫妇关系恢复。“我们像两个久经人生战斗的老兵,我们不但试出了自己的力量,也试出了我们的弱点。”赫尔岑说。据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闲聊时曾谈起此事。顺带说一句,赫尔岑和马克思曾处一城,也互知对方,但素未谋面。

赫尔岑很快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打击:1851年,他的母亲和儿子在海难中身亡。次年,他的妻子过世。

妻子过世的这一年,赫尔岑来到伦敦,开始写作《往事与随想》,开设印刷所,出版《北极星》和《钟声》。这些针砭时弊的出版物通过地下渠道运回俄国,据说沙皇也看到了。它们对1861年俄罗斯农奴制改革有一定影响力。后来,因为赫尔岑支持1863年波兰反抗沙俄的起义,杂志遭到俄罗斯读者抵制,影响了发行。赫尔岑故居博物馆里,展出了最后一期《钟声》。

夹缝中的赫尔岑

40岁左右的赫尔岑和奥加辽夫。

这一时期,在他周围又形成了一个圈子,其中仍然包括奥加辽夫。赫尔岑陷入了一段感情漩涡。1857年,奥加辽夫和妻子娜塔莉亚分手。娜塔莉亚开始与赫尔岑过起夫妻生活,还生了一个女儿。女儿17岁时因情伤自杀。

1870年,赫尔岑过世,葬在法国拉雪兹神父公墓。

夹缝中的赫尔岑

临终的赫尔岑。

夹缝中的赫尔岑

赫尔岑墓地。

1905年革命后,他的作品才可以在沙俄公开出版。

赫尔岑诞生百年之际,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把他纳入了布尔什维克的思想谱系:“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有三代人物、三个阶级。”列宁认为,第一代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第二代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们,第三代则是“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用赫尔岑的名字为圣彼得堡师范学院命名。这就是如今的俄罗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

也有别的思想流派尊赫尔岑为殿堂级人物。用列宁的话说:“全俄国的自由派都在纪念他。”

夹缝中的赫尔岑

1920年代的赫尔岑师范大学。

夹缝中的赫尔岑

苏联发行的纪念赫尔岑逝世75周年邮票。

“和他同时代的那几位思想家相比,他原则上拒绝一切全能的解决问题方式。”以赛亚·伯林在《往事与随想》英译版序言里,强调了赫尔岑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基因。

“赫尔岑被称作思想家、出版家和作家,您认为他最重要的角色是什么?”我问博物馆馆员。“出版家。”对方回答,“他的媒体工作影响了更多人的思想。”

“历史是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这是赫尔岑对自己的定位。

当年赫尔岑立下誓言的麻雀山,现在建了观景台,每天游人如织。他们在这里俯瞰莫斯科。

夹缝中的赫尔岑

从麻雀山俯瞰莫斯科。 拍摄:姚望

我曾无数次从莫斯科河畔登上麻雀山,也曾无数次在观景台上看夕阳,但一直忽视了一个角落。直到赫尔岑故居博物馆的馆员告诉我:“你知道么?麻雀山有纪念碑记录了两人的誓言。”

夹缝中的赫尔岑

乍暖还寒的早春三月,在麻雀山山腰的僻静之处,在薄雪和树影间,我看到了这个弧形的纪念碑,上面刻着两位少年的青春容颜。

“很多人青少年时期都有过这样的心性,但随着年岁增长,多半往事会如烟散去。”我想起了一百年前李大钊的呼声:“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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