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我们并非在享受自己的身体和娱乐

[摘要]王媛媛:“我们并不是享受自己的身体,舞蹈也不是一个娱乐项目,不是天天只看一个什么好舞蹈。我们用身体是要传递思想,传递态度。”

舞者:我们并非在享受自己的身体和娱乐

《霾》的结尾处,所有舞者静立,舞台上飘起灰尘,整整持续五分钟。王媛媛发现,在那5分钟里,没有一个观众出声,很多人哭了。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供图/图)

雾霾对多数中国人还是陌生的科学名词时,北京天桥剧院上演了舞剧《霾》。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字,也看不懂舞在跳什么。这是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第三部舞剧,王媛媛2009年创作。

2008年,王媛媛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一名舞蹈编导。开幕式前一个月,她离开去创建了自己的舞团。

《霾》至今在二十多个国家演出了35场。但在国内,它不那么吃香,迄今只上演了3场。国内观众更感兴趣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是2001年王媛媛参与编舞、张艺谋导演的舞剧。有电影和导演的响亮名字在,观众买起票来也格外有底气。

王媛媛在国内推销舞团作品,通常会准备四部:《霾》、从鲁迅作品获得灵感的《野草》、脱胎于冯小刚电影的《夜宴》,以及《金瓶梅》。最后被选中的往往是《金瓶梅》和《夜宴》。

改名为《莲》的舞剧《金瓶梅》将于2015年5月在广州大剧院演出。3月9日,王媛媛带着舞蹈视频,在广州289艺术园区演讲。她感谢来听演讲的上百名观众,尤其在这阴沉的、大概是广州2015年来雾霾最严重的一天。

那个保守,全是假象

演讲现场放了《莲》的片段。男女舞者的躯体在紧身舞衣下曲线毕露,相互纠缠。一位外国观众用英语接连丢出几个问题:“在中国,性是个敏感话题,用这样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合不合适?有没有可能观众只停留在舞蹈的外形,没有注重内在?”

王媛媛的回答看似不太直接:“西方人看,重点不在这样的(性感)形式上。而在我们国家,那个保守,全是假象。底下做什么,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真正的开放,根本不是外国人能接受的,是表里不一的,没有底线的。”

王媛媛原本设想,《莲》的中国元素在西方肯定受欢迎,结果想错了:《莲》在东南亚的演出场次多过欧洲,欧洲观众的接受程度也并不高。她后来想通了:“西方观众无法区别人物、故事,也不能理解你们的社会为什么这样,怎么可能一个人有三个老婆?”

王媛媛一直想改编鲁迅的《彷徨》,但没想好怎么做。渐渐她的鼻炎越来越严重,想法也越来越清晰:“霾正好能反映社会和我们内心的彷徨。霾不是平白无故地来了,是人太坏了,内心的霾太多,欲望太多,又造成了环境的霾。”

《霾》的布景极简,“蹊跷”全在地板上。厚海绵垫铺满排练厅,演员都傻了眼:站稳都困难,更不用说在上面跳跃、翻滚。不断有舞者摔倒、受伤。王媛媛告诉舞者:“最重要是先站稳,然后寻找身体的平衡,肢体感受和心理感受变得完全一致。”

舞剧分三个乐章,舞者在晦暗中挣扎、跌倒,逐渐习惯,试探着从舞台边缘向舞台中心前行。结尾,所有舞者静立,舞台上飘起灰尘,持续五分钟。

《霾》在纽约演出,美国观众问:你跳这个,你们政府会管你吗?你有没有获得政府的支持?王媛媛有点错愕:政府并没有关闭这个话题,这是每个人应该关注的问题。

北京一次演后谈,有观众建议:结尾是不是可以在雾霾中打出一束光,表明未来还是有希望的?另一些观众则坚决反对。

也总有观众会问:你们在跳什么,我看不懂。《野草》第一章《死火》,背景只有若隐若现的远山轮廓。没等结束就有观众离场,愤愤地在门口留言簿上写:你们的布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看到,我很失望!

“大多数现代舞是抽象作品。但我们的观众会觉得无法理解。他要提前知道故事,才知道在看什么。”王媛媛说。

需要一个漂亮女孩坐在那儿

王媛媛常会想,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能活下来,“像个奇迹”。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以非营利机构的身份注册在案,“既不能像中芭、上芭等官方院团,享受国家财政拨款,一开始,也没有任何商业赞助。”王媛媛说。

舞团建立最早是北京文化局的提议。2008年,“北京政府希望组建一批民间文艺组织,满足北京文化市场需求,也为文化体制改革起推动示范作用”,舞团的启动资金来自民生银行的赞助,也是北京文化局时任局长牵线搭桥。这笔钱,一两场演出就花完了。

正一筹莫展,飞来一个项目:香港艺术节出资,委托王媛媛做一出舞剧《金瓶梅》,澳门的莲花卫视也有兴趣,再出一部分资金。这笔“意外之财”让舞团有了一两年的喘息时间。

美国舞团有一个健康生存的公式:票房、政府拨款和民间募款,各占收入1/3。而在中国,“票房占大头,小部分靠政府补贴——你不知道会不会批给你,而资金量每年都会浮动。至于民间资金,舞团的回报方式有限,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合作方。”

1990年王媛媛从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毕业,分配到铁路文工团。那时内地的娱乐生活刚开始轰轰烈烈上演,港星纷纷来开演唱会,晚会火热,歌厅也正风行,铁路文工团成了“超级铁伴舞”。去歌厅伴舞,王媛媛和歌手聊天:你唱多久了?三个月。那时十七岁、在舞蹈学院学了六年舞的王媛媛,遭了一记猛拳。跳了三天,她走了。

1993年,王媛媛考进北京舞蹈学院的第一届现代舞班,惊呆了:“每个人都在追求新思想,不像现在反而更多考虑:通不通得过、能不能上演。那时我们脱了鞋就上排练厅,就可以胡思乱想,非常自由。”学校一次演出,一个舞团干脆把炉子搬上舞台,煮起了鸡蛋。

2000年,王媛媛去纽约市芭蕾舞团担任客席编导。几年后她回国,发现同学多已渐渐离开现代舞,去给影视剧编舞,或者去做时尚秀。

王媛媛觉得可惜:“舞者最好的年纪是30-35岁,这时候能把人生经历、感受,都化到内心,肢体也非常强壮。”

舞者不安全感很深:跳不了舞了,以后去做什么?不如趁早找个稳定工作。很多舞者很早就转去小学教舞蹈,或者去银行工作,“可能人家只是需要一个漂亮女孩子坐在那儿而已”。

在美国,舞者的保障机制要健全得多。“舞者可以买保险,等职业生涯结束,拿一笔不小的钱回来,可以很好地生活下去。”这使国外许多知名舞团的主力舞者,可以跳到四五十岁以后,而在国内,“好像也就在中央芭蕾舞团有这么老的演员”,王媛媛说。

到今天,大部分观众知道的芭蕾舞,还是《天鹅湖》《胡桃夹子》或者《红色娘子军》。王媛媛1990年代就有焦虑,“中国的舞蹈教育基础和训练方式,不缺很好的舞者,缺的是好作品、好编导和好市场。”

至于当代芭蕾,很多人更陌生,看上去它就像是艺术家们的自娱自乐。“我们并不是享受自己的身体,舞蹈也不是一个娱乐项目,不是天天只看一个什么好舞蹈。我们用身体是要传递思想,传递态度。”王媛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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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ophia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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