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可以改自己的日记吗

[摘要]编书者的对面不光是字,还有写这些字的人,应该多些体谅。

作者:止庵(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传记和随笔作家)

我把自己最近两三年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差不多是与《惜别》同时写的,区别在于其一讲自己的事,其一讲别人的事,虽然讲别人的事也需要夹杂些自己的东西,譬如眼光心得之类。此外还有一点一致之处,即自己的事并不是什么都讲,凡是认为无须或不宜说与别人听的,抑或尚且没有想好该如何说与别人听的,我就都给省略了;议论别人时,也是将心比心,并不要求他什么都拿出来供外人去谈。此之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忽然扯到这个话头似乎有点无端,我是在杂志上偶尔读到一篇题为“陆小曼何故如此——校读她的两种版本日记”的文章之后略有所感。作者对比陆小曼生前出版的《爱眉小札》(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中的“小曼日记”与身后别人印行的《陆小曼未刊日记墨迹》(三晋出版社,2009年),发现当初她对自己的日记多有增删改动,为此颇致不满:“学人流传一个说法,读传记不如读年谱,读年谱不如读书信,读书信不如读日记。可见对日记真实性的期许。名人日记,一经公诸社会,便具文献性,影响深远,出版者应该自觉地负起历史责任感。不然,只可混淆一时,岂得久远。纵然遂了眼前心意,代价是失却了诚信度,大大得不偿失。近年来,出版的日记越来越多,倘若忽略本真原则,其遗患怎敢想象。”我当然很明白研究者的心思,但好像更理解陆小曼的做法:出自自家之手的文字,为什么不能修订一下,哪怕改得面目全非。鲁迅出版他与景宋(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不是也有增删改动么。作者自具权利,是非在所不论。

陆小曼可以改自己的日记吗

陆小曼画作《花到春深》[局部],立轴,1943年

进一步说,日记和书信即便原封不动,也未必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印行《两地书》的同一家出版社后来出了《周作人书信》,周作人在“序信”中所说“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被认为是针对《两地书》而言;他另外写过一篇《情书写法》,其中引一个犯人的话说:“普通情书常常写言过其实的肉麻话,不如此写不能有力量。”对此周氏有云,“第一,这使人知道怎么写情书”。“第二,这又使人知道怎么看情书”。这副眼光其实可以移来审视所有写给别人或写给自己看的东西。说来我对“读传记不如读年谱,读年谱不如读书信,读书信不如读日记”一向有所置疑,天下事都是相对而言,并没有那么绝对。

川端康成曾为1948年5月至1954年4月新潮社出版的十六卷《川端康成全集》的每一卷撰写后记,讲述自己的创作历程,内容多取自当年的日记。川端说:“自从写了之后我记得从来没有重读过这些日记。没有读却也没有扔掉。三十多年仅仅是带着它而已。因为编辑全集重新读了一遍,随后它就将被付之一炬。”我联想到陆小曼,她只不过没有如同川端那般做法,结果就使研究者拥有了可供“校读”的材料;假如早早把日记烧了,反倒不会受这一通指责。“陆小曼何故如此”——大概同样可以拿这题目另写一篇文章。其间孰对孰错实在难以说清,反正我不太赞同一味强调“文献性”“历史责任感”云云而不顾及人之常情。

编书也是如此。我也是编过几本书的人,以花过的精力与时间计,在这方面的努力实在不算太小。但有一天我忽然想,作者那一方面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呢。记得钱锺书在《〈槐聚诗存〉序》里说:“绛谓余曰:‘与君皆如风烛草露,宜自定诗集,俾免俗本传讹。’因助余选定推敲,并力疾手写。余笑谓:他年必有搜拾弃余,矜诩创获,且凿空索隐,发为弘文,则拙集于若辈冷淡生活,亦不无小补云尔。”编书者在他笔下竟一如《围城》中人物,是些可怜亦复可笑的角色。或许要说这别是钱氏傲视天下的习惯使然罢,在郑板桥《〈诗钞〉后刻诗序》中另有这样的话:“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这里说的可是怪吓人的,也不复如杨之担忧,钱之嘲讽,他竟是愤怒已极了。

说来张爱玲的后半生一直被编书者所搅扰。比如在《〈张看〉自序》中说:“这两篇东西(指《连环套》《创世纪》)重新出现后,本来绝对不想收入集子,听见说盗印在即,不得已还是自己出书。”《惘然记》中也说:“另一篇旧作《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改都无从改起。想不收入小说集,但是这篇也被盗印,不收也禁绝不了。”后来她最不喜欢的旧作《小艾》被人重新发表,她说如果遇见同样情况,“富有幽默感”的“萧伯纳绝不会那么长寿”,“大男子主义”的“海明威的猎枪也会提前走火”。这与郑板桥等表述的意思就很相似。

陆小曼可以改自己的日记吗

张爱玲1975年致宋淇关于《小团圆》的书信(图源网络)

或者要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论郑板桥说的“平日无聊应酬之作”,还是钱锺书说的“弃余”,以及张爱玲愤愤然的各篇,不都是他们自己写的么,所以也很难给这定一个什么罪名——除了“盗印”之外,而这是在一定时限内才成立的,只不过是人家自己不大愿意罢了。然而或许不然。朋友有一句话说得好:“无所顾忌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编书者的对面不光是印着一些字的纸而已,还有写这些东西的人,也许该当它是件人与人之间的事情来办,多少有一点体谅与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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