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日本文化“中心空虚”?

[摘要]罗兰·巴特认为日本的俳句的特点就是中心空虚与意象的无限性构成的二律背反,俳句是—个中心空虚的意义链,它的能指和所指是无限递进的关系,它一定象征什么,而这个象征的事物并不确定。

为何日本文化“中心空虚”?

《空虚日本》,张石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3月版。

1966-1967年间,法国批评家,结构主义哲学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漫游日本,完成了《符号的帝国》一书。罗兰·巴特主要是用“中心空虚”这个概念来概括、限定他所观察到的日本文化现象,而这一概括,揭示了深藏在日本文化中的隐秘结构,

在罗兰·巴特的书中,最脍炙人口的是他对日本都市的读解。在他看来,西方的都市都给人一种“曼陀罗的感觉”,即都有一个从这里出发,又归于这里的“中心”。“这是与西欧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同步的,即一切中心都是真理的场所。”而这些中心,又都是充实的,“代表文明价值的种种事物在这里汇集、凝缩——— 精神的(以教会为代表)、权力的(以政府机构为代表)、金钱的(以银行为代表)、商业的(以商店为代表)、语言的(以有咖啡厅的人行道的广场为代表)”。“我们来到了中心,也就在这里遇到社会的‘真理’,参与了‘现实’的完全充实。”“而我在这里遇到的都市(东京)却向我们显示了重要的反论,即‘确确实实,这个都市具有中心,但这个中心却是空虚的’。这个中心是禁城,同时也是如何解释都可以的场所”,它绿荫为屏障,以城壕为防御与隔绝,它确是谁也无法看到的皇城般的禁地,围绕在它的四周的,是都市的全部,每天每天,那弹丸般全速行驶的出租车迂回于这个圆环,而在这个圆环低矮的顶点,“隐藏着那个具有不可视性的可视的形式,那个神圣的‘无’。这个作为现代最强大的两个都市之一的日本的首都,被建造在一个由城墙、壕水、屋顶、树木构成的不透明的环的周围,而这个中心,不是为了放射某种力量存在于此的,而是为了给予都市所有的运动一个空虚的中心点,强制动之循环永远迂回而在此存在的。如此,沿着这空虚的主体,迂回于(非现实的)想象的世界,不断地改变方向而循环扩展开来。”

罗兰·巴特认为:日本的事物就像一个大箱子里套一个小箱子,小箱子里再套一个小箱子。如此无限继续下去,中心仍是一个“空无”。正像日本东西的包装一样,包装的精致豪华与被包装内容的贫弱恰成对比,包装作为一种符号,使内容虚无化,人们精心运送的是一种“空虚的符号”,又譬如他认为日本文乐(一种有三弦伴奏或说唱的木偶剧)“拒绝有灵魂与无灵魂的二律背反,在将一切物质‘入魂’的背后隐藏的是将‘魂’这个概念放逐”,“它告诉我们,戏剧的源泉在于‘虚无’。”

1974年,聚集大量左翼文人和思想家中的杂志《泰凯尔》(T el Q uel)及其周边团体受邀到中国进行了一次旅行,罗兰·巴特也参加了这次旅行。在其旅行的当时,中国正处于“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与日本比较,罗兰·巴特觉得中国的一切事情都有一个“中心”,缺少偶发、皱褶、补充、边缘、缺席、延搁、空间,如他在1974年4月22日“从南京到洛阳”的笔记中写道:“毛泽东喜欢辣椒,他在自己的菜中撒上辣椒。有关中国的文本,无论是最重要的、用严整的理论构成的事物(不可粗心大意地接触的政治问题)到无比细小而微不足道的东西(辣椒、牡丹),都有归拢的可能性。”(《罗兰·巴特中国旅行笔记》,日文版,桑田光平译,筑摩书房,2011年版,122页)

中国的一切,似乎都有一个意义中心,就是对于没有意义的事物,也要赋予一个意义,确定的意义填充在每一个意象中,使意象失去多歧性,没有日本俳句式的偶然性、自在性、随机性:“似乎所有的一切都挂上了合理性的桌布,偶发性、皱褶、出其意表的事情稀薄,≠日本。”(同上书,89页)

罗兰·巴特那里,日本的俳句成了他观察中国的视角。日本的许多俳句,是从内心和宇宙合一的立场观照整个自然,他自身失落于艺术而艺术也失落了中心,从而集合多方观点谱成一幅闲寂空灵的画境。如芭蕉的俳句:“马上沉眠,梦残、月远、茶烟。”这究竟是一幅原原本本的客观图画?还是芭蕉寂冷而微妙的感受?说它是图画,那冷月和茶烟分明笼罩身心,渗入残梦,颠簸于他沉沉的睡影之中。说它是感受,那芭蕉又分明嵌于画中,形影相吊,只不过是辽远的冷月和淡淡的茶烟的一个沉睡衬景。然而这正是芭蕉,他把自然吸收到自己的心中,触发出与宇宙精神暝合的直觉,又把自己深深地沉没于自然和艺术之中,“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达到了他最高的艺术境界——— 闲寂。

罗兰·巴特认为日本的俳句的特点就是这种中心意义的空虚与意象的无限性构成的二律背反,俳句是—个中心空虚的意义链,由于中心空虚,它的能指和所指是无限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一定象征着什么,而这个象征的事物并不确定,因为象征的后面还有象征,象征的象征后面还有象征……这就是主题的无限后退和延搁引起的意义的无限递进,这里没有意义的最后显现,因此拒绝中国式的“合理性的桌布”的登场。罗兰·巴特的中国旅行期间,虽然处于中国特殊的“文革”时期,但是他用俳句的视角解读中日文化,仍可谓犀角独探,留下了很多新鲜的启示。

张石的《空虚日本》,可以说其中的一些文章是受到《符号的帝国》一书的启示,本书开篇第一篇“‘中心空虚’的日本文化”就是对《符号的帝国》一书的解读,该文不仅阐释了《符号的帝国》的深刻含义,也针对日本学界对散文式、非学术性的《符号的帝国》的怀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释义不是对对象的包罗万象,精密入微的正确的再现,同时也不可能存在这种再现,释义只是释义者与被释义的对象之间发生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独特的,富有建构性的,是释义者与对象之间一座“精神桥梁”,如果从表面的、可评估的角度来评价一种研究是否建立了这样的桥梁和它切实的程度,那就要看是否有人通过它走入了对象和走入的人数的多寡,而不是看它是否“正确”。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要看它是否产生了影响和影响的力度及广度,而西方一些著名的日本研究,包括罗兰·巴特和本尼迪克特,不仅引导无数的外国人走入了日本这个对象,也引导了无数日本人进一步走入了自己的内心,因此这些研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空虚日本》中的一些文章虽然受到了《符号的帝国》一书的启示,但是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作者从中日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写成的一本文化散文集,是一本从“空虚日本”展开的更加宽泛的文化体验和文化思索的结晶。如“美与生命的冲突———读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一文,从主人公“阳痿恐惧”的心结出发,揭示生命与美的冲突,从而指出:“美是人的心理能量在文化因素的细密的组织下,使自然的兴奋与欲望在时间上产生延宕,在空间中得以缓冲,从而转化成为平静,不含欲望或较少欲望的快感的过程。它是通过制造自然的兴奋与欲望的文化的替代物,而使其在延宕中产生精神的缺盲症,从而忘记了真正的自然的对象,而不得不满足于这种经过组织和阉割的快感。”在“无能老人的美女俱乐部”中,指出了艺术家亲灸罪与丑的重要意义,作者在文中指出:“作为艺术家,如果不进入这丑之中,不深切地体验这丑的剧烈的痛苦和凄楚的宿命,就没完成艺术家的使命,因为‘没有魔界,就没有佛界’……”

总之,这本书是张石在日本对自己所亲历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透视,是以中国视角对日本思想与艺术的回味,是对中日文化深层矿脉接点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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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pingting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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