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什:我曾误判伊拉克战争

[摘要]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成立“前东德国安档案联邦管理局”,开始复原与整理斯塔西档案,并陆续向公众开放。艾什第一时间申请阅读了自己的档案。

艾什:我曾误判伊拉克战争

艾什:我曾误判伊拉克战争

加顿艾什毫不动摇地相信事实存在。

时隔六年,蒂莫西·加顿艾什的第二部中译作品《事实即颠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应出版方之邀,艾什近期来到北京,与中国的书迷和媒体见面交流。整个采访过程,加顿艾什保持着丰沛的表达欲。这个最明白东欧发生了什么的人,现在似乎想迫切弄清楚,发生在中国的一切。

2005年,加顿艾什入选《时代》周刊评出的“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00人”。

将政治写作变成一门艺术

梁文道在序言中说,《事实即颠覆》并非典型的加顿艾什。典型的加顿艾什是何种模样?他的看家本领当属东欧当代史研究。而东欧在《事实即颠覆》中所占比例太少了。

在这本最新的政论合集中,艾什讨论的范围远比东欧宽泛。他写欧盟,写美国,甚至写缅甸和中国香港。用艾什自己的话说,“写作的圆圈越画越大”。

这个越画越大的圆圈,拥有同一个核心:将历史研究与新闻写作融为一体。艾什习惯用两个关键词形容这一混合写作法的精髓——“当下历史”(History of Present)与“事实文学”(Literature of Facts)。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词汇,准确描绘了艾什三十年来的写作目标。

这一目标的形成与两个人联系紧密,以赛亚·柏林和乔治·奥威尔。前者是艾什的学术英雄,而后者则是艾什政治写作的偶像。艾什的写作箴言正来自奥威尔:“将政治写作变成一门艺术。”

艾什不遗余力地推荐《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在这本书中,奥威尔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西班牙内战中变幻的局势和战争的艰辛。“奥威尔将事实与文学、新闻与历史完美地结合。最可贵的是,他搜集所有事实,但仍提醒读者,他笔下的事实,可能有偏颇。”

事实,是这里的关键词。奥威尔与艾什都充分认识并尊重事实的复杂性,并且,不忌惮被复杂的事实颠覆。

艾什常提起的例子是他对伊拉克战争的误判。他对此没有丝毫隐藏,甚至显得津津乐道。他拿自己的错误解剖:“当时,某些身居高位的人诚恳地告诉我,萨达姆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相信了他们,可事实证明我判断失误。”事实即颠覆。显然,艾什把自己也列在“被颠覆者”之中。

对事实的信仰,为艾什赢得信任。甚至左派大红人齐泽克也说:“尽管他是我的政治对手,我也一直认为他那些丰富的精确观察仍是值得阅读的,可以作为东欧沧桑巨变的可靠材料来源。”

思想决定写作风格

在《事实即颠覆》的译者于金权看来,艾什的作品属于“相当难翻”的那一类。难点正在于艾什独特的“事实文学”写作风格。“他用文学笔调评述新闻事件,有点像写小说。句式复杂,充满天马行空的引经据典,甚至有很多心理描写。”

在艾什这里,政治写作的任务不仅是阐述事实,更要探究事实发生的图景。“我渴望理解历史事件中的人。理解他们的动机、力量和缺陷,这要求我到达人类的内心。在这一点上,我需要想象力。”

出版于1997年的《档案》,是艾什不可不提的代表作。那时他已经完美践行了利用事实和想象力,抵达人性的核心。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艾什在东德求学。期间,他被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暗中监控。艾什的许多密友,包括当时的邻居、教授,甚至恋人,被证实为是斯塔西的线人。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成立“前东德国安档案联邦管理局”,开始复原与整理斯塔西档案,并陆续向公众开放。艾什第一时间申请阅读了自己的档案。他根据其中的记载按图索骥,找到当年秘密监控他的线人,与他们交谈,试图找到他们成为斯塔西合作者的原因。艾什用翔实的资料,冷静的笔触,再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同时用充满想象力的同理心和悲悯,描绘了线人的内心世界。

《档案》的写作手法延续到了《事实即颠覆》。艾什宣称,在东德时期他就确定了“事实文学”写作风格的哲学支撑。

我更希望简单地描述我相信的东西。我相信人应当尽量收集事实并据此作出决定,最终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制度应该帮助人们做到这一点。左和右在我这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与错。判断对与错的标准,就是个体能否最大限度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生活得更好。”

对个体自由和幸福的信仰,令艾什在写作中时刻关注历史事件背后的人,尤其是个人的命运和心理。那么,选择“事实文学”的写作方式去呈现这种关切,也就理所当然了。

■ 对话

“我毫不动摇地相信事实存在”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事实即颠覆”这个书名?

加顿艾什:我不确定书名中的“颠覆”(subversive)这个词,是如何被翻译的,以及这个词在中文里的含义。但我在使用“颠覆”这个词的时候,我是把它用作褒义的。每个国家的历史中都有神话和传说。比如英国人习惯标榜自己尊重自由,但对印度和中国来说,可能并非如此。历史学家需要指出令人不适的事实,澄清历史的真相。

新京报: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甚至怀疑“事实”是否存在。尼采提出“没有事实,只有阐释”,福柯进而怀疑人获得知识的主体性。

加顿艾什:我毫不动摇地相信事实存在。这些哲学家的观念足够写几篇论文来解释,但抛去复杂的论证,我相信最简单、朴素的道理。这其中包括事实的存在,尤其是一件件碎片化的小的事实。比如,你在此时此地向我确认“你是否相信有真正的事实”。你问了我这句话,这是否是一个事实?我相信历史是由无数微小的事实构成的。它们组成了历史图画上的每一个方格。当然,这些事实如何去拼接,如何去解释,会产生不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解释历史的方式常常被颠覆。

新京报:你自己是否也被事实颠覆过?

加顿艾什:当然。“事实即颠覆”这个书名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一直认为“事实即颠覆”这句话来源于美国调查记者IF STONE,我对此深信不疑。这本书出版前,我觉得最好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来源。我查遍他的作品,没发现这句话。我随后给他的传记作者,儿子、女儿写信询问,他们都指出IF STONE并没有说过这话。所以你看,事实即颠覆,我也被颠覆了。不过好在,这句话现在是我的了。我不介意把这句话当做我的墓志铭。

“世界需要双面镜”

新京报:《事实即颠覆》写的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你认为这十年中最不可忽视的变化是什么?

加顿艾什:2004年是个关键点。那一年,欧盟的成员国空前扩大,波兰、爱沙尼亚等国家加入了欧盟,这在以前很难想象。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西方并未衰落,但其他国家正在崛起,包括中国、印度、南非。从欧洲人的角度看,这是过去十年最戏剧性的变化。

新京报:你此前指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复杂性没有充分认识,近几年情况有没有变化?

加顿艾什:近几年英文世界中关于中国的报道有了改观,比如何伟、欧逸文都做了高质量的报道。但简单的大词,比如中国模式,仍然不断传入西方读者耳中。在极度简化与极度详细之间,应该有更多适度的优秀报道。我认为在文化交流方面,存在两种错误,一种是美国式的错误,认为什么都可以融合;还有一种是亨廷顿式的错误,夸大文化的差异,认为不同文化无法交流。

从清朝开始,中国就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传统,而西方世界没有建立起相反的通道。如今的世界需要双向镜、透视镜,西方与东方需要双向对话和交流。

新京报:我们知道你的儿子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你如何理解北京对西方年轻人的吸引力?

加顿艾什:北京是个非常复杂的地方,这里充满活力,矛盾和困惑。而这代表无限的可能性和流动性。所有这些都令西方年轻人着迷。上世纪50年代,巴黎曾给予全世界的年轻人这样的感觉,如今则是北京。

“事实是接近真理的通道”

新京报:是什么影响了你的思想立场?

加顿艾什: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会认为是时机和经历造就了我的立场。如果我早出生几年,我可能就属于“68世代”,成为激进的左派。但是我出生于1955年,我看到“68世代”的观念在不断自我颠覆。我所经历的事情,接触到的学说,令我看到事实的极端复杂性。这种复杂令我很难简单地站队,重要的是对与错。

新京报:但是对与错如何判断?这并不容易。

加顿艾什:我判断对与错的标准,就是看某个社会和制度能否让个人最大限度地做他想做的事,最大限度地帮助个人生活得更好。我希望建立一套对与错的标准,来取代左和右。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历史不断靠近这些标准。研究我们的前辈在历史中经历过什么,这些事实会给我们启发,逐渐摸索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比如我相信政府应该给予公民基本的福利保障。我相信法治下的自由,和某种普世主义的平等。事实是接近真理的通道。我正是通过对事实的研究,获得我所相信的价值。

(文/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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