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上海宗教界:救死扶伤

[摘要]上世纪30年代,上海跃升为我国宗教界的中心。抗战爆发后,宗教界人士在国难当前、民族危急时刻,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发表告教徒宣言、设立难民收容所、组织救护医疗队,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抗战期上海宗教界:救死扶伤

抗战爆发后,圆瑛法师组织的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 资料图片

发表宣言号召救国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佛教会主席圆瑛法师眼见祖国山河破碎,即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发表《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占据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并写下了著名对联:“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圆瑛法师在沪召开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

上海还活跃着一群爱国的基督教人士。“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时,刘湛恩、颜福庆等28人联名发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对时局宣言》:“我们爱和平,但我们更爱公道;我们不想作无谓的牺牲,但我们也不惜为真理与正义而流血,我们决定尽我们的力量,去做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的后盾!”淞沪会战打响后,沪上基督教团体立刻发表《告全国基督徒》宣言,要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此外,《申报》《大公报》《救亡日报》等都刊登宗教界人士撰写的抗日救亡文章,《新华日报》还为伊斯兰教界设置专栏,发表《日寇对回胞之暴行》《告沦陷区中的回民》等文,激励广大伊斯兰教徒:“为我整个中华民族,为争取中国与全世界的永久和平,去和人类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把侵略我们的强盗赶出中国去。”

救护伤兵救济难民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佛教会立即成立灾区救护团,200多名青年僧徒在上海玉佛寺报到集训,奔赴前线支援中国守军。出发前,圆瑛法师对救护队说道:“每一名队员都要以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精神,做好配合抗战的救护工作!”在淞沪战役中,上海僧侣救护队共救治伤兵和难民8273人,被誉为“英勇僧侣”。

除组织救护队外,宗教界还设立伤兵医院、伤兵俱乐部。“八一三”后的第二天,虽然时值暑假,天主教震旦大学的师生还是闻讯赶回学校,将医学院大礼堂改为临时医院,教授及医学生为伤员包扎伤口、取出子弹或手术截肢,其他学生则承担担架运输、维持秩序等辅助工作,震旦大学共收容伤员1400人。

1937年8月,闸北、虹口一带毁于炮火,大批难民涌向市中心露宿街头。各宗教团体发扬慈悲博爱精神,上海佛教界成立“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先后设立50多个收容所,救济难民50万人次;基督教人士或是腾出教堂空屋成立收容所,或是举行义卖向工商界劝募捐赠难民;穆斯林也建立回教难民所,筹募粮食、衣服及生活用品,并在伊斯兰教上层推销救国公债,帮助难民生产自救。

传播真相呼吁支持

宗教具有国际性,上海宗教界人士也利用这一特点,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

其中,伊斯兰教界人士的表现尤为突出。上海伊斯兰教教长达浦生利用参加埃及王子结婚盛典、中东各国元首云集的机会呼号:“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威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他特别强调,中国回教徒也一样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寇之奴隶。埃及国王当即表示支持中国抗战。在世界伊斯兰教大会上,达浦生又向15万与会者控诉日军侵华罪行,并花3个月时间用阿拉伯文写出《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印发给伊斯兰教国家。

上海基督教团体也向国际社会发声。1937年8月,陈文渊、江长川等20人联名用英文发表《为中日战争告普世基督徒书》,呼吁国际友人支持中国抗战。1938年圣诞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动学生写了1500多封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制裁日寇侵略维护和平。趁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召开之际,他们将照片汇编成2000本图册,分送各国代表。这些举措引起国际基督教界对我国抗战的同情,美国成立了援助远东学生捐款委员会,至1938年募集2万美元汇至中国。

宗教界的宣传,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也激励华侨支援祖国,对赢得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起到积极作用。(文/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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