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公时之死敲响抗日警钟

[摘要]蔡公时惨死给刚成立的南京新政权敲响警钟,让国民政府放弃了对日希望,丢掉了与其合作的幻想。

蔡公时之死敲响抗日警钟

蔡公时雕像

蔡公时先生生于1881年,我对这一年总是有着特殊记忆。这一年是鲁迅出生的年份,一个小说家对历史有兴趣,想起近现代史的人物,忍不住就要用自己熟悉的鲁迅为参照。譬如想到甲午海战,那一年鲁迅十三岁,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会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又譬如到了辛亥革命,鲁迅正好三十岁,这一年,他又做了什么,岁数相仿的年轻人又怎么样。

甲午海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毫无疑义,十三岁的孩子弄不明白来龙去脉。对于鲁迅来说,祖父下狱父亲病重,家道中落,他充分感受了世态炎凉。有关蔡公时青少年时的文字记录很少,能想象的就是这些十三岁的孩子,对日本的认识完全取决于周边人态度,大人们会怎么议论,私塾老师会怎么说。

十年以后,蔡公时和鲁迅都到了日本,几乎同时进入弘文学院。这时候,他们已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弘文学院有点像日本人办的新东方,属于日语速成学校,或许留日学生太多的缘故,来自江西的蔡公时与来自浙江的鲁迅,并没有在这结识。1928年,蔡公时在济南取义成仁,鲁迅似乎也没留下任何文字。这非常遗憾,因为我们没办法知道他当时对这个重要事件的看法。

甲午中日之战改变了中国命运,让国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意识到要打仗,光靠嘴狠是不行的,光靠生气也是不行的。战争有时候避免不了,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一仗的结果,是台湾割让了,大把的银子赔了。然而中日之间的对立情绪,还远没有后来那么严重。中日关系越来越坏,仇恨越来越深,变得你死我活,非要再打一场大战决定生死,那是后来的事。当年很多年轻人,对清政府未必有多少好感,对小日本也谈不上恨之入骨。人心在思变,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觉得应该虚心向日本学习,都觉得到日本去,能学到一些先进的东西。

留学日本是那个年代很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中国的革命党人,绝大多数都和日本有关,这里面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革命,反抗清政府,被迫流亡到了东洋;一是受流亡的革命者影响,在日本的青年学子纷纷参加同盟会。一般来说,与留学欧美的学生相比,留日的年轻人要激进很多。徐锡麟和秋瑾是留日学生,陈独秀和李大钊是留日的,汪精卫和蒋介石也是留日的。汪后来成了大汉奸,但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两句诗大家都应该知道。

和鲁迅一样,蔡公时也是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要比较革命资历,贡献比鲁迅大得多。鲁迅只是普通的同盟会会员,用今天的话说,一名革命群众。蔡公时是货真价实提着脑袋干,早在辛亥革命前,就追随黄兴参加钦廉之役,参加镇南关起义。辛亥革命军兴,留日的江西学生李烈钧成了江西都督,蔡公时是江西军政府交通司司长,此时的鲁迅只是绍兴县城一名中学教师。用比较通俗的话来形容,当时的蔡公时已当上局级干部,已经有了做官僚的资本。

从1912到1926年,鲁迅当了十四年的科级小公务员,而这个阶段的蔡公时,一直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讨袁,亲至湖口前线作战。二次革命失败,被通缉,又流亡日本。护国运动,护法战争,蔡公时始终跟在孙中山后面,曾在广州的大元帅府给孙做过秘书。是孙中山弥留之际亲睹遗容并聆听遗言的几个国民党人之一,在党国元老中德高望重。拼资历,蔡公时比不上汪精卫,起码要比后起之秀的蒋介石强。

到1928年,南方的国民政府北伐,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大胜北洋军阀,很快攻入济南。这时候,蒋介石手握军权,成为最有实力的第一号人物。自古两军对垒,都在淮海一带决战,逐鹿中原,谁赢,谁就可以得到天下。只要拿下徐州,攻入济南,继续挥师北上,平定北京指日可待。然而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人开始捣乱,在中国的领土上,借口要保护侨民,公开出兵占领济南。说起来真够窝火,本来只是中国人在内战,日本人非要横插一杠。从内心深处来说,日本不希望北伐成功,不希望中国统一,不愿意中国强大。不管是面对北洋军阀政权,还是面对南方革命政府,日本人首先考虑的是在华利益,是利益的最大化。

两军对垒,难免擦枪走火,北伐军的军歌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一年前,国民革命军攻入南京,发生了北伐军人和当地流氓参与的暴力排外事件,造成各国外侨9死8伤,其中死者就包括一名日本人,日本领事馆也在事件中遭洗劫。结果导致英美军舰开火,日本海军陆战队遵照他们政府的训令,没有进行抗击,并拒绝参与英美的行动,而负责保卫领事馆的海军少尉荒木,感到未能完成护卫使命自责剖腹自杀。此事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一年后在济南,尽管国民革命军已经事先做了防范,要求严格约束部下,情况却变得完全不一样,日本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而且非常蛮横,说干就干,直接出兵干涉。

蔡公时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在刚接手工作的第二天,日军便持械进入交涉公署,置国际公法于不顾,蓄意撕毁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及孙中山画像,强行搜掠文件。为避免事态扩大,蔡公时据理力争,谴责日军破坏国际法,结果被捆绑的“各人之头面或敲击,或刺削”。蔡公时耳鼻均被割去,血流满面,临终前怒斥日军兽行,高呼“唯此国耻,何时可雪”。从此,这个殉难画面被定格,成为济南五三惨案中最为悲壮一幕,它彻底颠覆了中日关系,而蔡公时与济南这个城市再也分不开。

事实上,由于此前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发生在济南的中日冲突有其必然性。此次冲突,日方死亡军人达230名,平民16人,中国方面死亡高达3000人以上。13年前,袁世凯在不得不签订卖国的《民四条约》以后,曾将签订条约的日期定为“国耻日”,民间老百姓弄不太清楚“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密约”的关系,只是一味抱怨不应该签订。《民四条约》给了日本人法理上的依据,它埋下了祸根,成为中日冲突不可避免的死结。济南惨案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据说此后蒋的日记中,“雪耻”二字不断出现。很显然,济南惨案后果非常严重,甲午以来中国人遭受的耻辱记忆,被立刻唤醒,被迅速放大,中日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经此事件也变得不可调和,它其实就是此后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先声。

蔡公时惨死是野蛮时代的一个见证,对后世有着永远的警示作用。公理何在,公法何在,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文明社会,很显然,公理和公法一旦缺失,人就有可能成为野兽。蔡公时本着一种和平意愿,以协商的态度,以谈判的方式,结果却是在济南殉职。他的死不止是中国民族的耻辱,也是日本民族的耻辱,同时是“正派人难以想象的”全人类的耻辱。蔡公时惨死给刚成立的南京新政权敲响警钟,让国民政府放弃了对日希望,丢掉了与其合作的幻想。与英美相比,日本才是更大的更危险的敌人。历史地看,小不忍则乱大谋,国民革命军并没有因为蔡公时的惨死,就匆匆与日军在济南决一死战,而是主动放弃济南,牺牲济南,忍辱负重绕道北上,最终完成了北伐大业。那年头,还不流行核心利益一词,然而很显然,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就是最大的核心利益。

济南惨案在事后,中日双方都有过主动放大的企图,都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都在宣传上极力渲染己方无辜与对方野蛮,双方民族情绪均经此事变被点燃。中国老百姓绝对不会想到,明明是我方吃了大亏的济南惨案,明明是蔡公时等被割耳、削鼻,尸体被焚烧,在日本国内竟然会激起反华的舆论浪潮。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据驻日特派员殷汝耕报告:“此间关于济南消息日渐具体化。我军对日侨剥皮、割耳、挖眼、去势、活埋、下用火油烧杀、妇女裸体游行当众轮奸等事,日人言之凿凿,其所转载京津、伦敦、纽约各外报亦均对日同情,归咎于我。”面对这种恶意宣传,南京政府也意识到“用事实宣告全世界”的重要性,国民党上海党部立即成立了一个专事针对日本的国际宣传部门,用今天的话说,双方都在炒作济南事变,要让国际舆论站在自己一边。

江西同乡李烈钧把蔡公时称为“外交史上第一人”,国民政府要人纷纷题词纪念。于右任题词:“国侮侵凌,而公惨死,此耳此鼻,此仇此耻。呜呼泰山之下血未止”,冯玉祥题词:“誓雪国耻”,李宗仁题词:“民族精神,千古卓绝”。蔡公时的血不会白流,对他的纪念在当年很隆重,为勿忘国耻铭记历史,1929年5月,山东省政府在泰安岱庙竖一石碑,四棱锥体形,上刻“济南五三惨案纪念碑”九字。济南建起一座“五三亭”,在时任省教育厅长的何思源提议下,当时山东省内各县几乎所有的公学都建立了纪念碑。

蔡公时之死敲响抗日警钟

蔡公时之死敲响抗日警钟

位于济南的蔡公时纪念馆。

时至今日,尽管很多人可能已不知道,蔡公时纪念馆仍然是济南最重要的人文景点。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它始终在提醒人们什么叫国耻。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是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记录,要让真相昭告天下。不管怎么说,无论什么样理由,中日之战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悲剧,都是文明社会的惨痛教训。重温历史不难发现,1928年济南惨案后的中日关系,从官方到民间,双方都存在着必须一战的心理,走向战争几乎完全不可避免,官方利用着民意,民意又绑架了官方。中方虽然一直处于守势,最重要原因不是不想打,而是国力太弱,内乱不止,知道自己暂时还打不过对方。事实上,自济南惨案开始,抗战时代已悄悄开始,战争机器已启动。有一种思路始终被鄙视,被唾弃,无论日本还是中国,主和的观点都会被认为是反动,违反了历史潮流,不符合主流民意。

现如今的济南蔡公时纪念堂,供奉着一尊烈士全身铜像,这是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南洋各界同胞捐款铸造,1930年的原物,历经了很多故事,直到70多年后,才从遥远的南洋运到济南。早在1928年,徐悲鸿画过一幅《蔡公时被难图》,曾在福州展览,十分轰动,可惜战乱不断,原画不知所终。当时国民政府要员的题词,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手迹早已不复存在,如果保存下来,都是非常好的文物。最可惜的当然是烈士遗骸,蔡公时殉难,日本军为掩盖罪行,毁尸灭迹,将同时枪杀的十余人遗体进行焚烧。后人曾发现烧而未化的头骨4只,还有脚手骨和肉炭等,都是惨案中遇难的外交人员尸体,这些残骸被装入皮箱,寄存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地下室。

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外交部撤退重庆,没将它带走。1946年还都南京,放地下室内的烈士遗骨已不见踪影。有传言说,遗骨被日军发现,为毁灭枪杀外交人员的证据而再度被毁。还有一种说法,国民政府仓促撤退,小偷光顾外交部地下室偷走皮箱,发现是一箱骨头,便把箱子丢弃路边或扔到了江中。(文/叶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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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anya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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