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轰炸期:百姓如何分辨警报?

[摘要]“我1950年出生,母亲经常讲那些年怎么跑警报,怎么辛苦过日子。”年过六旬的作家郑光路说。如今在档案馆里,还有《防空警报大纲》,警示大家如何分辨各类警报铃声。

抗战轰炸期:百姓如何分辨警报?

上世纪40年代原址在东大街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摄影/王红强 翻拍于郑光路《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一书

轻松、休闲一直被认为是成都的一种文化性格,但在抗战时期,被认为是抗战大后方的成都却有着直面敌人的一段历史。

四川省档案馆存有数十份当年大轰炸时期留下的政府发文,记录下了战时(轰炸时期)居民生活的点点滴滴。

成都人对生活的热爱,在日军空袭轰炸的隆隆声中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激发出极大的反抗和创造:逃难的人在周边农家因地制宜地做出各色“抗战快餐”;城里悠然自在的茶馆,成了成都人宣传抗战的场所;人民公园旁的努力餐则成了抗日的地下联络点……

抗战轰炸期:百姓如何分辨警报?

图为1941年抗战时成都小餐馆情景。摄影/王红强 翻拍于郑光路《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一书

四种警报

连续短声,说明敌机已穿过龙泉山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专门制定并实施了针对成渝的战略轰炸计划,对成都、重庆和四川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轮番轰炸”。

1939年3月7日,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命令将附城30里内全划为疏散区域,成立“成都市疏散区警备司令部”维持治安。3月25日,省政府发布告,让成都市民限期疏散,全市的机关单位、学校等都陆续疏散到西门、茶店子等郊外。

据记载,当时成都除四门古城墙上安有警报器外,另有七八米长杆,竖起来挂警报灯笼。空袭警报一响,老百姓从四门涌向城外,这就是“跑警报”。成都市政府为便于市民“跑警报”,连夜施工增开包括现在的新南门在内的古城墙四门。

“我1950年出生,母亲经常讲那些年怎么跑警报,怎么辛苦过日子。”年过六旬的作家郑光路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日本飞机一来,耳朵都要竖起,心头都要悬起,随时准备开跑。”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如今在档案馆里,还有《防空警报大纲》,警示大家如何分辨各类警报铃声。

《50年前见闻录》作者蔺元慈先生回忆,当年放警报有几个阶段,一是预行警报,不鸣警报器。市区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持黄布三角旗,上书“预行警报”四个字,同时城墙灯杆上挂起黄色灯笼,预示日本飞机从武汉或宜昌入川,这时候,中小学停课,集市生意收摊,关铺板,市民向城外疏散。

二是“空袭警报”,四门城墙上警报器哨音大作,“呜——呜!呜!”一长两短,其声撕心裂肺。城墙的木杆上挂上了红色的灯笼,这预示着敌机已飞抵重庆。这时跑警报开始了,各街道商店噼噼啪啪关铺板的声音,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铛声、车夫吆喝声、狗吠马叫声,大人骂小孩声、脚在地上的奔跑声……交织一片,人们争先恐后向城外逃难。

三是“紧急警报”,警报器发出凄厉的连续短声:“呜!呜!呜!”城墙木杆上换上黑色灯笼。这说明敌机已经穿过龙泉山,空中已经能隐约听见马达轰鸣之声。市内各街道断绝通行,来不及疏散的人都得就近隐蔽……若是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全市一片漆黑。

那时大多数人家里都要提前准备几双鞋子。“穷人,在家里赤脚,鞋子都没有。”郑光路说,以前没有什么挎包,男人就是背篼,女人就把床单铺开,还装些换洗衣服。荷包还要装点零碎钱,因为跑出去就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万一房子炸了,家当都没有了。

当时一环路就是城外了,运气好就跑到二环路以外,相对比较安全。再远的就到龙泉、天回镇。“跑得远的都是比较有钱的。因为路程远,消耗大。”郑光路说,家里是普通百姓,主要就朝河边、神庙等地方跑,身上带着米的话,支个瓦罐,熬点稀饭,生不上火时只能吃生米,喝点水。

轰炸结束后,“解除警报”一声数分钟长鸣,人们才从死亡边缘回过神来。城墙木杆上挂起象征平安的绿色灯笼,各十字路口交通警察也拿起了绿色三角旗,上书“解除警报”四字。

抗战轰炸期:百姓如何分辨警报?

1941年的龙泉驿,“跑警报”使成都城外场镇一下子“繁荣”热闹起来 摄影/王红强 翻拍于郑光路《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一书

战时快餐一些充饥的小饮食,后来成“名小吃”

据研究战时文化的李豫川老人回忆,那时,成都四郊还是一望无垠的乡村。青瓦小院的农舍被一丛丛翠竹林盘掩映着,正是躲避空袭藏身的理想之地。

“跑警报”的民众潮水般向荒郊野外逃难,使得郊外人流量陡然增大,带着米的人只有部分,有时候躲的时间长了,也只能忍饥挨饿。慢慢地,有人便在路边、沟里,歪歪扭扭搭起黄泥巴竹席棚,卖些馒头、包子、锅魁、凉面……

还有一些精明的生意人便抓住商机,花少量租金在碾坊旁、林盘中、河渠畔、坟坝处搭起了一些简易席棚,置办几套简易桌凳,办起了价廉便捷的小吃店,当然价格也就比较高。

郑光路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的老姑爷本是很节俭的人,跑警报时也对家里人说,“被日本鬼子炸死了,钱还有啥用?吃炸弹不如吃醪糟蛋!”

跑警报也使得成都城区慢慢扩宽,一些充饥吊命的小饮食,后来发展为“名小吃”。

李豫川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闻名遐迩的“洞子口凉粉”创始人赵金山当时在老南门大桥边开了一家“洞子口赵凉粉”店,专营黄、白凉粉和煮凉粉、荞凉粉、甜水面等小吃,大受疏散市民的欢迎。

1982年,抗战期间曾任成都《新民报》副刊编辑的萧军先生旧地重游,一下飞机就请接待人员快把他带到“洞子口凉粉”店,到了店里一坐下,他便狼吞虎咽地吃了四碗甜水面。他边吃还边向陪同的人讲述抗战躲空袭时发生的事。他最后说了一句:“那时中午如能有甜水面吃,就算很不错了!”

南大街口有家“章锅魁”,生意做得更妙:空袭前先将锅魁做好,再买回皇城坝的凉拌肺片或大头菜丝。警报响后,全家四口齐出动,在武侯祠柏木林一带叫卖,既躲了空袭又做了买卖。“章锅魁”为人忠厚,拌料舍得用窝油、保宁醋和龙潭寺二金条辣椒,价格公道,填料旺实,小孩吃一个管饱,大人吃一个也可对付几个时辰,故每次带去的锅魁总是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还有些农民捕鱼捞虾,将小鱼小虾洗净后晒干或炕干,油炸后撒上椒盐,让疏散者在芦苇丛中、竹林树荫下吃。大虾则去壳挤出虾仁,洗净剁细,做成南虾包子、明虾烧麦等小吃;大鱼则洗净后对剖,做成豆瓣鱼、泡菜鱼等菜肴。

“抗战快餐体现了后方民众在战争岁月中坚忍不拔的生存精神。”李豫川对成都商报记者说,“但这些美食,绝不是天天有,人人有。”郑光路也表示,对于更多的民众来说,饿了并没有那么浪漫,大多数时候是非常艰苦的。

“即使是一碗凉粉,那也是得有两个钱,不是每个人都吃得上的。”郑光路说,1940年以后尤其紧张,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一日只吃两餐。为了支持抗战,全省范围内曾禁止酿酒。

抗战轰炸期:百姓如何分辨警报?

上世纪30年代的青羊宫集市。摄影/王红强 翻拍于郑光路《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一书

茶余饭后人民公园论抗战,餐馆小屋里接头

在1939年最惨烈的6·11大轰炸中,日机27架轮番投下86枚炸弹、25枚燃烧弹。离成都几十里外的新繁、新都等县镇上,都能看见火光冲天。“盐市口、少城公园都毁了。”

少城公园,就是今天的人民公园,这也是四川第一座公园。竹椅子、盖碗茶……在抗战年代,这里就已经是成都的地标,是成都人的生活“缩影”,也是民众的抗战阵地,公园里各个茶馆也成了茶客谈论抗战的场所。

《四川军阀史》有过描述:

东大街“华丰川货行”50多岁的老板王久成,每天上午都要到这里喝茶、拉生意。他呷口滚热的花茶,大声地说:“有些下江人(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爱挖苦我们成都人生在大后方,是只晓得坐茶馆、顾小家的‘川耗子’,龟儿子简直是打胡乱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发生,成都老百姓就晓得抗日救亡了……300多个团体在少城公园体育场举行全市反日大会,全市停止一切娱乐,国旗下半旗,以示国辱。30多万人的成都,参加示威游行者就有5万多人!”

《新新新闻》30多岁的记者尹志年接话说:“王老板说得对,成都人硬是(的确)爱国,抗日热潮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成都连小学生娃娃都组成救国童子军,年过花甲的老太婆、老头儿组成‘中华白发赴难团’……各界民众多次举行大会和游行,这些,我都采访报道过!”

从简阳县乡下到省城卖椒盐炒花生米的赵四根,每天在几个茶园之间窜,这时尖起耳朵听得忘了做小买卖,插嘴说道:“其实,四川哪个小县城、乡坝头(乡下)不一样爱国嘛!我们小小的简阳县,老百姓一两万人上街游行,贴红布标语……我外公80多岁了,他说这是简阳县从没有过的事,他都摇摇晃晃地挤到队伍头扯起喉咙跟着吼了半天!”……

除了茶馆,还有饭馆。人民公园其附近有一家至今仍存在的知名饭店——努力餐,它的渊源也和抗战有关。

努力餐的老板车耀先是大邑县灌口场人,早年在川军任团长。“努力餐”很出名,无论大菜小炒皆是一菜一格。车老板性格爽快,打仗时腿受过伤,被称为车瘸子。他曾笑呵呵地对人说:我这是遵循孙中山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吃饭是为了革命。

餐馆创办时,车耀先亲笔在楼上雅座墙壁书对联:“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论实行民生主义,庶几,庶几!”店里的“革命饭”最有名:大米加肉粒、鲜豆、嫩笋和碎芽菜蒸熟,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价格实惠。还有一种特大肉饺和杂粮饭,专门卖给黄包车夫等,在成都算是早期平民“快餐”之一。

抗战前成都流传有“要想到延安,去找车耀先”的暗语,中共地下党员只要喊声暗号:“来一菜一汤!”餐馆会为其提供免费餐饭。

大轰炸前后,车耀先还与朋友先后发起组织过不少文化教育类社团,创立、主编、出版过《大声周刊》等。餐馆楼上的小屋,就是周刊的编辑部,实际上就是地下党的接头地点。

在最困难的时期,成都民众从没放弃过对抗战的支持。抗战报刊和文艺社团活跃一时,堪称全国之冠,他们共同发出奋起抗敌的强音,对挽救国家的危亡,有着不可泯灭的贡献。(文/蓝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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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katrina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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