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用文字复原一个中国

[摘要]如果时间可以穿越,他会选择回到春秋和晚明。春秋有贵族气;而晚明,是古典时期终结前,最后一个宁静的梦。这个梦,他要用文字去复原。他更要复原的,是那个藏在时间深处、古雅静好的中国。

赵柏田:用文字复原一个中国

《南华录》,赵柏田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这是传奇剧本《桃花扇》中,晚明人称“南曲天下第一”的民间乐师苏昆生,历经离乱之后,前去寻找另一民间曲艺大师柳敬亭叙旧,唱的一曲《哀江南》中,最有名的一段。

转头成空的金陵残梦,曾经的明朝南方旖旎繁华,一部《南华录》,悉数收录其间。这一册南方艺文志,以时间为经,人物为纬,出入园林、戏曲、古物、书画、香料、梦境、茶、酒,上下勾连,全面铺陈,呈现一部明代江南的物质文化史和精神文化史。

记录下这些珍奇人事的,是浙江文人赵柏田。在以历史写作为职志的十几年时间里,以1800年前后为界,他关注古典中国,重点放在江南文人身上,《岩中花树》、《明朝四季》和《让良知自由:王阳明自画像》都是其专注明清知识分子境况描绘的心血;他亦关注东西方剧烈碰撞后的中国,彼时中国已从田园诗般的宁静中惊醒,现代性挑战随之而来,《赫德的情人》、《帝国的迷津》都是围绕着现代性的历史叙事。

赵柏田说话轻声细语,心思细腻激荡,下笔绵密纵横。不过,在写《南华录》之前,曾是一个先锋小说家。小说创作给予赵柏田的,是某种深入骨髓的丰沛,从先锋小说出发,迈向先锋的历史叙事,赵柏田平心静气。他有更大的“野心”,要写自己的“南方”。

赵柏田:用文字复原一个中国

杜堇《玩古图》。

前世

一个先锋小说家的逃离

赵柏田的文学启蒙是先锋文学,在早期的创作中,他自认为写作中带有某种先锋因子。上世纪90年代,他陆续写下一百多万字的有关“文革”后成长一代的中短篇小说,频频发表,中短篇小说《站在屋顶上吹风》出版后,其在叙事形式上的大胆探索吸引了文学评论家的眼球。对赵柏田来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以个体经验闯入文学世界的经验型作家。

先锋文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很快遇到了瓶颈——先锋小说家们不知道接下来该写什么了。于是很多人分化、转型,有的甚至再也没转出来。在相当长时间里,赵柏田也经历了这种迷惘。一直努力在作品中探索叙事风格的他,把“先锋文学”的精神看成是一种不断挑战自己的姿态,他想“出走”。

彼时,文学环境让他心生厌倦,“那时候一个作家要出来,基本上离不开文学期刊捧,在刊物上发表、获奖、随着年龄变老混成著名作家。地市级刊物、省级刊物、全国级刊物,等级是森严的,发表的顺序也有讲究,基本上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这种等级化的文学制度产生了一批依附者和豢养者,他们离了期刊和作协就活不了,而且其文学趣味、技艺单一,写小说的从不读诗,写诗的更不知叙事为何”。赵柏田虽然当时在这个体制内工作,却一直深感是个“局外人”。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和这套秩序不相干,他不满足于这种人为割裂的文学秩序,希望找到一种新的叙事样式。

赵柏田摆渡到了历史叙事的渡口,认为它可以承载自己对文学的想法。从2001年到2004年,他花了三年时间,写一本《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这部随笔集以近乎讲故事的方式,将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安放到了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讲述了蒋梦麟、邵洵美、沈从文等11个南方文人生命中的许多时刻。此后,关于历史叙事的水阀滔滔不绝,《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远游书》、《帝国的迷津: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明朝四季》、《赫德的情人》等相继出版。在晚清史、民国史和明史中遨游,赵柏田操持着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非虚构写作等文体,浩浩汤汤,以一种别样方式为过去的历史打开新的世界。

赵柏田对自己的转变很坦然。“前几天与赵园先生通话,她说自己的研究领域从现当代转到明清史,再到‘文革史’研究,在学界人眼里是一种‘跨界’,那么我现在转向历史叙事,也是一种跨界吧。”

赵柏田:用文字复原一个中国

此为《群盲鉴古图》,图中一群盲人煞有介事地品鉴古玩,喜剧性的场景暗含对附庸风雅而又道听途说的“耳食者”的讽刺。

今生

做个历史写作者,就像炼金术士

即便专事历史,赵柏田也没有忘了小说。“读中国史最好的方法是从读小说入手”是他的私人阅读经验。“比如说《金瓶梅》,写西门庆这样一个政商两界都很吃得开的人物,他的居室如何布置,他如何做生意,与人喝酒,他对待女性、对待性爱的态度什么样的,这些肯定是今天的读者最感兴趣的,也是保存得最原汁原味没有矫饰的明朝历史。”

本着这种小说精神进行历史叙事,很多人给予赵柏田历史写作风格的评价是“小说笔法,散文笔调”,但他自己却深感这种评价中存在着误解。他认为“历史叙事”是一个涵义很广的词——历史研究、大众史学著述、以历史为写作资源的虚构和非虚构写作,都包括在内。结合他本非学院中人的身份,第三种历史叙事与他更为契合。

同时,“小说笔法,散文笔调”,赵柏田把这种评价理解成表扬他的文字生动,而不是贬斥“小说家言”之意。他认为自己走的是气息纯正的历史写作路子,“文章要写得生动好看,这是写作者的本分啊。”

历史要写得生动好看,必然会加入大量想象,然而历史叙事终要以史实为准绳,那么如何去把握想象力在历史叙事中的边界?赵柏田新作《南华录》,涉及大量江南士人生活点滴,日常交往,不乏惊人的细节,如《古物的精灵》一篇写晚明收藏名家董其昌,于万历四十四年经历家中大火,千百民众点火烧房,“人人脸上都跃动着梦幻般的火光和施暴的快意”;《感官世界》中自称“纨绔子弟”的张岱在崇祯二年中秋夜,在金山寺大殿一手炮制的“金山夜戏”,说到一行人进入大殿时,“一路但见林间漏下的月光落在地上,疏疏如残雪一般”,细致入微的人物表情和景色描绘让人如临其境。对于这些现场感颇强的历史叙事,赵柏田认为这是用想象力填补历史空白的一种平衡,“我必须看到他们,嗅到他们,最好能触摸到他们”。

他用了一个武侠定义来描述这种平衡:武侠小说里,说一个人武功高超,就说他打通了任督二脉。而历史写作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纪实与虚构,这是历史写作的任督二脉。赵柏田认为探讨历史写作是否能用虚构的想象力这是个伪问题,“哪有不虚构的写作?鸿门宴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迁并不在场,写得如同亲见,不虚构靠什么?再说《南华录》里写到那场烧掉董其昌宅子的大火,事件的经过,民众的共同犯恶,甚至最后受到惩处的生员名单,你都可以在一本叫《手抄董宦事实》的小册子里丝毫不差地找到,但有一些东西,事实之外的东西,你是找不到的,你只能去感受。”

这么说着,赵柏田又觉得身为历史写作者的自己,有点像个炼金术士,拿着一个坩埚,像马尔克斯笔下的奥雷良诺上校那样炼制着小金鱼。他要掌握好配方和火候,才不至于炼出的是一块焦炭。到底是纪实多一点,还是虚构多一点,事实和想象力各占多少比重,每个历史写作者都是握有秘方的。“掌握的方子不一样,炼出的小金鱼也不一样。重要的是,动手前要想好,你要把手上的东西做成一条金鱼,还是别的什么。”

艺术虽然滋养了这些风雅享乐者的生活,却驱不散他们内心那份深沉的苦痛。他们虽把精神寄寓在器物里,向往隐退,生活狂诞,这样的“隐”与“狂”,却全然不是魏晋名士的气度。晚明隐士是两栖的“仕隐”,而狂人则为挣脱名教藩篱而狂。

探究

晚明瑰丽生活背后,是痛苦和焦灼

“炼金术士”赵柏田,把一个“晚明的梦”放在历史叙述的熔炉里,反复煅造着。这个晚明的梦,是一个关于南方世界的梦。

《南华录》里的世界,是赵柏田的南方世界,这个南方世界就像书封的那片片繁花,衬着沉稳的时代底色,开得绚烂而迷醉。出没《南华录》一书的有汤显祖、张岱、李渔等致力于私人空间营建的诗人、画家、曲家、鉴赏家,也有艺人、匠人和柳如是等命运各异的传奇女子。在这个世界里,人追逐着物,物也在寻找着人,离合之间,俱见情意。

赵柏田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群人来达成自己书写“南方”的梦想,是因为这群人身上共有一种南方的气韵,那种酷似水墨般的潮湿、风雅与内里的坚韧。这些人之中,有着一个时代最灵敏的感官、最灵巧的工匠和最优秀的艺术家,之间还有好玩至极的男人和最为多情的女人出没,除了他们还有谁足堪代表那个风华的年代?他们都是那个物质文明发达的年代里,一颗颗风雅的种子。

而就在《南华录》写成的五年前,赵柏田写了另一本关于明朝的书《明朝四季》。那是一本着眼于政治史架构的“南华录”,描绘了一群截然不同的士子——他们在权力场中的厮杀,直至被绞成碎片。于是,他要跳脱出这些宫廷官场的血雨腥风,去关注权力世界背后南方知识分子的人生:痴迷于古物文玩的项元汴,在古物的肌理中书写自己的艺术史;“终为水云心”的汤显祖,在自己营造的情幻世界中体验人生的多重况味;近似颓废的董若雨,在重重的梦境中编织属于自己的真实;古心如铁的陈洪绶,在幽旷的丹青笔画中寄寓生命的向往;以爱为生的柳如是,在情爱的探险中寻找生命的根基……这些人用生命实践着艺术,艺文不断对他们的人性提供救赎和滋养。

艺术虽然滋养了这些风雅享乐者的生活,却驱不散他们内心那份深沉的苦痛。他们虽把精神寄寓在器物里,向往隐退,生活狂诞,这样的“隐”与“狂”,却全然不是魏晋名士的气度。晚明隐士是两栖的“仕隐”,而狂人则为挣脱名教藩篱而狂。赵柏田分析这些南方士人的焦灼内心,认为这个群体的心态和魏晋大相径庭。在他看来,魏晋人的“隐”是真隐,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的心情是真的悠然,而一千多年以后,这种天真没了,晚明士人的“隐”,更多的是一种作秀,一种进退之计。“实际上他们很讲利害关系,很焦虑。‘仕隐’这个伪善的词,活脱脱描画出了他们世故的一面,他们常常一边自称隐世,一边又无比恋世,这是明人性格的两面性。”

而魏晋人的狂,赵柏田理解为一种放诞和任性,“大雪天坐一夜的船去看朋友,兴尽而返,也不管是不是见着了朋友,驾着个车到处去走,没路了大哭着回来。魏晋人还是挺‘萌’的。但看了明人的‘狂’你就笑不出来了。徐渭拿锥子刺脑袋,自碎睾丸,李贽拿刀片切喉咙,拿身体自残,都是极端暴力,说是离经叛道,要挣脱名教藩篱,实际上是心性的畸变。黄宗羲说他们是‘赤手搏龙蛇’。像唐寅这样赤身裸体在污物中打滚,是佯狂,为保自家性命,不是高压,何以至此?”赵柏田看见了这些士人行为畸变背后,内心有某种东西断裂了。

这些人只能把情意倾注在声音和色彩里,在自己一方逼仄的空间里营造瑰丽的梦幻。他们中的典型,当属堪称“感官旗手”的袁宏道,赵柏田写他“做官不像官,务农不新躬,隐居不谙寂寞,出仕又嫌烦琐,为儒不读圣贤,信佛六根不净,修真又不忘好色”,真真是晚明士子的典型了。

赵柏田写完了《南华录》,梦也终结了。如果时间可以穿越,他会选择回到自己最喜欢的两个年代——春秋和晚明。春秋有贵族气,天真烂漫;而晚明,是古典时期终结前,最后一个宁静的梦。这个梦,他要用文字去复原。他更要复原的,是那个藏在时间深处、古雅静好的中国。

赵柏田:用文字复原一个中国

《南华录》作者赵柏田。

【对话赵柏田】

有古心的人,才能与《南华录》心心相印

新京报:人们普遍认为现代人已然失去了优雅生活的心境,你曾说“今天的人,玩玩手串,弹弹古琴,谈谈国学,以为风雅得很了,实际是另一种粗鄙”,晚明时南方文人的风雅,为何现代人学来,就变成了一种粗鄙?

赵柏田:一个读者朋友跟我说,读了《南华录》,他感悟到,文化其实不是什么,就是一种可以让人更清醒更迷醉,更高级又是更朴素的东西。手串、国学、汉服,与和尚交友,今天的人去做这些,真的很有文化吗?

晚明人的风雅有一个基础:人与物是相宜的。明朝人在生活方式和艺术鉴赏上都崇尚以古为美,但古物到了手上,仍然不代表你是风雅的,而是需要看你如何使用:用法是“宜的”那就是雅的,使用得不宜,你就是个粗俗的人。

晚明时期的消费社会,既重视对物的拥有,更重视怎样使用物、消费物。《金瓶梅》里,写到西门庆的书房,东坡椅,凉床,大理石心书桌,桌上安放着书籍和古铜炉、流金仙鹤这些古物,但室内布置里有一个细节暴露了他本质上是一个粗俗的人:四壁挂的都是名人山水。因为按照“悬画月令”,画是不好随便乱挂的,什么季节挂什么画,挂什么地方,都是有讲究的。西门庆有钱买到名画,却随便把整组画都挂在书房墙上,这恰恰成了他品位低下的证据。

今人学习古人时,往往“得其行而忘其神”,是一种“伪风雅”。今人对物的态度,往往只是想千方百计占有它,欲望过分膨胀,不会去考虑物和人是否相宜。人一起贪心,吃相就不好,怎么还顾得了风雅二字?

新京报:很多读者把《南华录》视做一本能安抚现代中国人贫瘠内心的书,你觉得这本书对于当下读者的意义是在于此吗?

赵柏田:如果他们想疗治内心贫瘠,我建议还是去读《圣经》。我有一个朋友,北大毕业,开了一家饭店“采采小食”,我们认识之前她已经开发了许多花馔,她读了书里关于柳敬亭的一节,有一句《桃花扇》里的唱词,“对江山吃一斗苦松醪”,前两天她说已经做好了一瓶松醪,准备明年来喝。还有一个没见面的读者,读了《古物的精灵》,说突然想要一把古琴,虽然家里已经有两把了,材质也不错,都是红木的,但她不喜欢仲尼式,她想要的最好是蕉尾,带弧形的。《南华录》就是要与这样有古心的人心心相印。什么是有古心的人,就是对精致文化还感到留恋的人。(文/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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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kara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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