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哲学智慧视域下的抗日战争

[摘要]抗战之前,众多国人便料想中日必有一战,“主战派”和多数民众仍坚信中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国人这种自信源于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源于中华民族善于辩证法的传统,特别是弱能胜强的辩证思维。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蕴藏着丰富而博大的哲学思想及辩证法智慧。其中以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等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和以孔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为代表的儒家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之比翼双壁,其精辟的治世处事之论,成为中华民族治国安邦、抵御外侮、生存发展及克服困境的智慧库。

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场中日之战,不啻是两国在军事、科技、经济硬实力的较量,更是两国在文化软实力的比拼。敌人武器装备精良,军队军事素养亦远胜于我,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中华民族没有被强悍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与敌周旋,并不断地变被动为主动,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最终制胜敌人。

早在抗战之前,众多国人便料想中日必有一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高层还是共产党高层,都清醒地知道敌强我弱,但“主战派”和多数民众仍坚信中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国人这种自信源于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源于中华民族善于辩证法的传统,特别是弱能胜强的辩证思维。正如现代军事理论家、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1882—1938),在其倾尽一生心血所著的《国防论》中之扉页题词“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蒋百里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广阔的地域,就是敌人先占我几座城市也不能伤我元气,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主要在农村,中国完全可利用辽阔的空间与敌人进行周旋,并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和持久抗战的理论,进而提出以大西南作为大后方并迁都大西南,诱使敌人由东往西而不是由北往南进攻。因为由华北往华南俱系平原,便于敌机械化部队大展其威,中国军队应沿长江由东往西节节抵抗、逐次消耗敌人,形成战略相持,待变破敌。蒋百里的国防理论,既彰显着中国古老的道家辩证法智慧,又蕴涵着现代兵学成分,成为中国抗战的最早宏论。尔后,国民政府大体实际实施了蒋百里的建议,中国军队沿长江防线由东而西节节抵抗,不断消耗敌人,当打完武汉会战后,日本终致战线过长,锐气被削,两国遂形成战略相持。

客观地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虽有其“攘外必先安内”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一面(尤其在1937年形成抗日统一战线之前),但亦不乏弱能胜强的辩证思维以及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念。

1934年7月,在主持庐山军官训练期间,蒋介石发表了《抵御外辱与复兴民族》的讲演,认为虽然现代化强国日本的军事、经济、政治等远比中国强大,有迅速灭亡中国的可能,但我们更应在战术、精神、统帅、历史、文化、道德、经济、土地、人口、外交等种种方面比较敌我情势,明确胜负之所在,探讨制胜克敌之要道。在淞沪战役后不久的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表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地抵抗”“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有利。若是能抵抗得了3年、5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他还提出对日作战的五点方针,即:“第一,战术要取攻势防御;第二,就是步步为营,处处设防;第三,就是固守不退;第四,要注重游击战术;第五,组织并训练民众。”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是天下大势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变成了有盟友加入的联合作战,从此,抗日战争掀开了新的篇章。

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更是高瞻远瞩。1938年5月26日至6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论持久战》。在《论持久战》这篇光辉的著作里,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双方的优劣条件,得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毛泽东充分汲取了古代道家“弱能胜强”、“柔能克刚”的哲学智慧,并将其上升到唯物辩证法的高度,运用此消彼长的对立统一原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暂时处于弱势的中国一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战胜强大的敌方。细细读来,《论持久战》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弱能胜强,经济、军事、科技落后的中国在坚持持久战的条件下必定能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源于中国古代道家的“弱能胜强”的观点,其弱能胜强、中国必胜的论述,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思想武器。

古代中国哲学智慧视域下的抗日战争

老子(图源网络)

老子《道德经》认为,用柔而不要逞强。逞强的人不是有力量的表现,反而容易让人看出破绽。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凭借精良的装备和军队优异的军事素养,步步紧逼,来势汹汹。但其不可一世的逞强架势之中,却露出破绽。比如,日军凭借精良的装备与挟几次胜仗的余威,常在没有友军协同的情况下骄纵冒进,甚至孤军深入;战术相对死板,采取真锐的正面进攻,一般是正面进攻加两翼包抄,否定自认为怯懦的出奇制胜。由此,中方有了应对敌人的办法:先避其锋锐,扬长避短,节节抵抗,诱敌深入,然后凭我方人多的优势伺机对敌形成反包围;又可实施运动战与游击战的结合,乘敌空隙,主动开展夜战、奔袭战、破袭战等。

1937年9月,利用有利地形,悄然等待敌人进入埋伏圈而一举歼之的平型关战役,是抗日伏击战报捷的典范;1938年1月至6月的徐州会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利用敌人之盲目骄狂,沿路阻击,对孤军深入的矶谷师团进行围歼,毙敌万余人,取得了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胜——台儿庄大捷。1939年5月,日军为解除第五战区对武汉的威胁,大举进兵湖北随县、枣阳地区,意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李宗仁充分利用大洪山、桐柏山深山密林的有利地势,布设疑兵,实施运动战与游击战的结合,歼敌1万余人;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政府不断修整、补给部队,利用有利时机发动大规模的主动攻击,直接参战兵力达55万之众,各部队采用夜战、近战、炮战、水雷战、奔袭战、打援战,与敌作战1000多次,一度使侵华日军诸多一线部队成为孤军,毙伤大量日军。1938年10月的万家岭战役、1941年3月的上高战役,皆属中国军队将孤军之敌诱入伏击圈再以优势兵力合围歼之的典型战例。1940年8月至12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瞅准日寇的空隙和破绽,拔据点、毁交通、炸桥梁、断其补给线的百团大战,堪称破袭战的典范。

最令国人振奋的中日第三次长沙会战,是使敌露出破绽然后围而歼之的典范。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的国民党军,对日军实施“天炉战法”,对来犯之敌节节抵抗、节节“败退”,以诱敌深入,然后对退出后的空间进行焚毁,不给日本留下战争可资之物。在己方退守一定程度后,再调动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对已深入包围圈的敌人实施反包围,围而歼之。第三次长沙会战歼敌5万多人,中国军队伤亡3万多人。这次会战,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给日本以断指之痛。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家提出的著名观点,蕴涵着深刻的处世哲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浓墨重彩地阐述了这一哲理,坚信中国的正义战争必然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援助。中国在最初的抗战中,首先得到了邻国苏联的大力援助和支持。苏联方面,不仅在多次国际会议或场合对日本进行谴责以示对中国道义的支持和同情,而且在物资上给予中国人民抗战以巨大支持——1938年3月至1939年6月,苏联给予中国3笔援华易货贷款,3笔贷款金额总数达2.5亿美元(第3笔贷款因苏德战争,未如数执行)。1940年,苏联再次向中国提供了总数为2亿美元的贷款。军事上,苏联也大力援助中国,利用上述贷款向中国提供大批飞机、大炮、汽车与坦克、枪支弹药等。与此同时,苏联还帮助中国修筑公路、组建航空公司等。正如孙科所言,“自1937年‘七七’以后,直至1941年的苏德战争爆发以前,整整4年间,我们作战所需物资,大部分独赖苏联的援助。”此外,苏联还向中国先后派出3000多名军事顾问、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帮助中国军队进行训练,并派出2000多名空军自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参加了20多次重大战役,仅1938年就击落日军飞机100多架,炸沉日本舰船70多艘。

美国也向中国施以援手。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借款,中国以桐油偿还;此后,又先后达成华锡借款2000万美元、钨砂借款2500万美元、金属借款5000万美元、平准基金借款5000万美元等援助款项,这些款项只采取商业交易形式,不能在美直接购买军火。1941年起,由于日本损害了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罗斯福在白宫表态:中国一定会得到我们的援助!接着,他批准向中国空军提供装备和人员,随后派出军事代表团,美国军队开始介入中国的抗战。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向日本正式宣战,公开成为中国的盟友。1941年至1942年两年间,美国给中国贷款5.5亿美元。同时,还以数亿美元的租借物资援助中国。美国还暗中支持陈纳德组织飞虎队来华对日作战。1941年8月,飞虎队在中缅边界正式成立,并在滇缅战场作战100多次,从成立至1942年7月,飞虎队共击落击毁敌机294架。1941年3月,滇缅公路被日切断,美国与中国政府一道,共同开辟空中运输航线,即著名的“驼峰航线”。这条航线共向中国运输战略物资80多万吨。中美两国共坠毁或失踪飞机609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1500多名。

此外,英国、法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给予中国抗战事业不同程度的援助。这一切,说明中国的抗战不再是孤立的,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利用国际上的援助,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又为世界反法西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为贵,君为轻”,这是儒家思想家孟子的经典之言。天时地利固然重要,然而人心向背却是成大事业的最关键因素,这是古代哲人留给我们治国处世的智慧。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古代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重要论断,进而发展到人民战争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中国共产党积极创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充分依托五台山、吕梁山、管涔山、太行山等地理优势创建和壮大抗日根据地,然后将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向华中、华南及山东地区延伸。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给敌人以极大的威胁,使其面临既要进行正面战场作战又不得不抽出大量兵源进行后方“扫荡”的首尾难顾的境地。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充分动员和发动群众,使中国的抗战力量进一步壮大,武装民兵达200多万人,使敌人置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民群众及武装民兵积极配合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发起对敌人的主动作战,大小战斗达12.5万次,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王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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