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甘肃全省腐败瞒八年

[摘要]甘肃省地方官借捐监为名,年年谎报旱灾,冒领赈灾粮款和捐监名额,明显就是作弊行为!这场惊天骗局瞒了八年。自诩聪明的乾隆帝非常生气,决心“一查到底”。

乾隆年间甘肃全省腐败瞒八年

《清案探秘·朝廷轶事》,唐博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

本文摘自《清案探秘·朝廷轶事》,唐博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

乾隆年间,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清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然而,一起名为甘肃通省冒赈捐监案的窝案,犹如利刃剜开了盛世背后的烂疮。这是清前期牵涉官员最多、涉案金额最大、隐瞒时间最长的集团腐败案,震惊全国。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乾隆王朝》《倚天钦差之甘肃米案》都对此案进行了文学演绎。不过,观众朋友可能更熟悉电视剧里的乾隆与和珅,而对这起案件没太多印象。

那么,这桩大案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能隐瞒多年?又是怎样东窗事发的呢?面对这起大案,乾隆君臣该如何处置?他们的处理是否妥当?这样一起案件,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又给今天的我们留下哪些启迪呢?

一、三件怪事牵出惊天大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包围了省城兰州。陕甘总督勒尔谨慌了神,赶紧向朝廷求援。乾隆唯恐兰州有失,即命大学士阿桂和户部尚书和珅为钦差大臣,前往甘肃增援。

四月初七,和珅抵达甘肃。而阿桂(大学士阿克敦之子)呢?临走前身上长了个疮,不得不先养病,比和珅晚到了十四天。乾隆年间,甘肃信奉伊斯兰教的撒拉族内部教派纷争严重。清朝官府偏袒老教,压制新教,处理失当,引发苏四十三领导的新教教派反清武装起义。起义持续140多天,以失败告终。

就在他俩动身前后,发生了三件怪事。

第一件,乾隆帝认为勒尔谨用兵不利,将其革职,调云贵总督李侍尧取而代之。一把手换人,底下的大小官员自然战战兢兢。为了免受牵连,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主动提出,愿意捐出历年积攒的俸禄四万两银子,资助军饷。这一举动,反倒让乾隆帝起了疑心。

按照购买力换算,一两银子折合今天两百元人民币。清朝的布政使,相当于分管财政、民政的副省长,年薪七八千两,相当于今天的一百五十万元,看起来真不少。不过,王廷赞才当了四年布政使,就算不吃不喝,也只能攒三万两银子。怎么可能一下子掏出四万两银子呢?难道他要砸锅卖铁,散尽家财了?

就这件事,乾隆帝曾问过和珅,得到的解释是:王廷赞在任甘肃藩司有年,其家计充裕,即再加数倍,亦属从容。和珅的意思是说,王廷赞在甘肃当布政使好几年了,家里很有钱。就是再多交几倍的银子,也出得起。一直以来,乾隆对和珅都言听计从。但这次,乾隆非但没有信服,反而有了新的疑问:王廷赞仅任甘肃藩司,何以家计充裕?其中情节总未能深悉。什么意思呢?王廷赞只是个布政使,怎么可能家里很有钱?其中肯定有一些隐情没弄清楚。三品文官的补子,布政使在清代一般是三品官,如果按照合法正常收入,是出不起几十万两银子。于是,乾隆就让阿桂和李侍尧对此暗中访查。在当时的高官里,阿桂踏实,李侍尧机灵,但都口风很严。派他们查案,再合适不过。

第二件,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帝南巡。浙江巡抚王亶望为取悦皇帝,添建房屋,张灯结彩,奢侈异常,花费甚巨。乾隆帝看到这些,觉得有些过分。本来标榜访查民情的南巡,让王亶望这么一接待,反倒成了公款旅游。当然,乾隆帝知道王亶望这么做是在表忠心,所以没有发脾气,只是让他下不为例。而王亶望被吓着了,生怕龙颜不悦,对自己没好处。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将功补过”的惊人决定:奏请捐出五十万两银子,用于修建海塘工程。王亶望来浙江之前是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的前任。五十万两银子,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一亿元人民币,是布政使六十多年合法收入的总和。如果规规矩矩做官,到哪儿去弄这么多银子!乾隆帝脑子有点乱:甘肃不是个穷省吗?怎么这些布政使都腰缠万贯啊?他们这些银子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第三件,按照乾隆帝的吩咐,和珅前往甘肃途中,要及时奏报所见所闻,作为朝廷决策的依据。和珅的密奏很快送到了御前,其中说道:“一入甘境,即遇阴雨。”一进入甘肃境内,就遭遇阴雨天气。阿桂进了甘肃,也奏报说当地“雨势连绵滂沛,且至数日之久”。连绵不绝的雨下得很大,大到士兵们没法挖掘战壕、修建工事。照阿桂、和珅的说法,甘肃今年雨水充足。但前不久甘肃的官员还奏报当地闹旱灾,希望朝廷继续救济。乾隆帝纳闷了,到底该信谁的呢?他写下这样一段朱批:何以从前俱以雨少被旱为词,岂有今年甘省雨独多之理?意思是说,以前都说甘肃雨少干旱,唯独今年雨量很大,哪有这样的道理?照理说,阿桂、和珅是去办军务的,没必要说假话;那么扯谎的只可能是甘肃官员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编瞎话呢?

官员不差钱,谎报天气,这些怪事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乾隆帝觉得,三件看似不相干的事,背后肯定有某种联系。

突然,有两个字映入脑海,让他恍然大悟。这两个字,就是“捐监”。什么是“捐监”?“捐监”与这三件怪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二、朝廷新政蜕变为全省作假

明清两朝,国家最高学府是“国子监”。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监生”。只要当上了监生,就相当于一只脚踏进了官场。在当时,这是科举考试之外的另一条做官捷径。所以许多人都想当“监生”。怎样才能成为监生呢?在清代,无外乎四种途径,一是考试录用,二是皇帝特许,三是高官子弟免试,四是捐资换取。那些考试不灵、“拼爹”不灵、沾不上皇恩的人,要想成为监生,就得捐钱捐物,就是“捐监”。清代的“捐监”始于顺治六年(1649年)。

说到“捐”这个字眼,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捐官”,也就是花钱买官。这不是个好现象。但在清代,“捐监”的确是个司空见惯的政策,而且有三大好处:

一是为地方官府筹集银两,拓展财源,弥补打仗、赈灾之需;

二是丰年开捐,收储粮食,可在荒年投放市场,救济灾民、平抑物价;

三是给有真才实学,但不擅长科举考试的人提供做官机会,延揽更多人才。

不过,跟考试相比,捐监不算“正途”,坏处更明显,包括三方面:

一是不讲公平。“捐监”就是花钱买文凭,相当于朝廷与民间的“权钱交易”。它破坏了科举考试的正常竞争秩序,对十年寒窗的读书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是不怀好意。“捐监”之人,有很多是不学无术之辈。他们抱着投机心理当上监生,谋得官职,再加倍搜刮,带走了更多的银子,留下的只是狼藉与骂名。

三是标准不同。“捐监”的标准不一。有时要求捐物,有时允许捐钱。无论钱物,一旦管理不善,使用不当,监督缺位,就会滋生腐败。

正是考虑到这些弊端,清廷多次下令叫停捐监。可是,当时的财政体制是中央集权,强干弱枝,朝廷有钱、地方缺钱。州县官任务重,经费少,实在吃不消,只好攫取灰色收入,弥补财政亏空。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官场很普遍。捐监就是攫取灰色收入的途径之一。

如果叫停捐监,地方灰色收入就会锐减。一旦遇到天灾和战争,财力和储备不足,朝廷的救援又跟不上,那才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以,捐监政策从来没有真正废止。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奏报说,甘肃地瘠民贫,存粮亏空;近年来粮食丰收,粮价下跌。他建议恢复捐监政策,这样可以逢低收购,充实仓储,稳定市场,备荒备战。乾隆帝同意了,但要求只收粮食,不能折成现银。

捐监事关全省财政、民政,因而这项工作就落到了时任布政使王亶望身上。王亶望是江苏巡抚王师之子,算高官之后。混迹官场几十年,从一介知县做到浙江布政使,既靠“拼爹”和小聪明,更靠行贿送礼、巴结上级。王亶望是山西临汾人,继承了晋商传统,督办浙江海塘工程期间,账目算得很精。乾隆帝或许看重这一点,把他调到甘肃,主持捐监事务,希望他能把事办好。到了甘肃,王亶望发现,这里虽然穷,但天高皇帝远。捐监事务漏洞多,从中牟利并不难。抱着“有钱不赚,过时不候”的心态,他做了三件事:

一是收权。捐监大权从各州县收归省城兰州。王亶望本人坐镇兰州,亲信蒋全迪又是兰州知府。这样,既可掌控捐监全局,又便于偷偷分赃和相互包庇。

二是折色。征收粮食,叫作“本色”;折成银两,就称为“折色”。朝廷要求“本色征收”,王亶望却私自改为按照当时的粮价“折色征收”。每个监生明码标价—六十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一万两千元。

三是谎报。王亶望向朝廷谎报旱灾连年,骗取朝廷下拨捐监名额;谎称征收的粮食太多,原有粮库不够,要求朝廷拨款建新粮库。其实,新粮库根本没修,拨款全都落到了王亶望等人的腰包。蒋全迪是安徽歙县人,有点徽商精于算计的特质。他给王亶望出了个主意:监生名额的分配,主要根据各州县灾情轻重。灾情虽然可由州县官自行填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最终要以省里的认定为准,其实就是王亶望和蒋全迪大笔一挥。而这俩人认定灾情,全凭个人好恶。如果喜欢你,就把你县的灾情定得重一些,这样就会拨给更多的捐监指标,让你获得更多牟利机会。所以,州县官都得向他俩巴结送礼。

然而,想给这俩人送礼,不是件容易事。当时甘肃官场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只能换得与王大人见一面;送两千两,王大人可以赏脸吃个饭;送三千两,王大人高兴了,会跟你一起拉拉弓,射射箭,娱乐一下,以示关系又近一层。

为了把礼金送到位,许多州县官都派出了“坐省长随”。这是一种新兴职业,就是州县官派出贴身随员,常驻兰州充当联络员,专门负责拉关系、交朋友、打探消息,甚至偷偷送礼。必要时,就把礼金装在酒坛或菜筐里,用泥巴封好,由这些“坐省长随”直接送进去。一个以捐监为名上下勾结、相互利用的利益链条,就这样形成了。官员们得到的是真金白银,朝廷得到的只是一纸谎报。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63岁的宁夏道道员王廷赞出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只是小吏出身,充其量算是“屌丝”。但他工作勤谨,才干突出,很快就脱颖而出,在甘肃官场摸爬滚打三十多年。

王廷赞曾经是个好官。平反冤狱,兴修水利,修建书院,政绩卓著,得到了同僚的夸赞和朝廷的嘉奖。可是,自从当上了布政使,或许对捐监的利益早已垂涎,或许想趁退休之前捞一笔。总之,王廷赞变了,变得贪婪了。当上了布政使后,王廷赞不仅继续“折色征收”,而且继续杜撰灾情,骗取捐监名额和赈灾粮款。他还谎称各地收粮,需要给运费,骗取户部报销。其实,运费根本不存在,报销的银两都被他中饱私囊。

他们这么做,难道省里就没人敢管吗?勒尔谨作为王亶望和王廷赞的上司,深知捐监背后的利益。对于这俩人的作为,基本视而不见,充当了保护伞。这样一来,两位布政使前后相继,有恃无恐。甘肃全省大小官员,慑于权威,噤若寒蝉。甘肃按察使福宁主管全省监察工作,跟王亶望平级,竟然这样说:通省如此,我一人亦断不能从中梗阻。意思是说,全省都这样,我一人也不好阻挠。于是睁一眼眼闭一只眼,甚至参与分肥。

王亶望和王廷赞倒是摆出一副有钱大家赚的姿态,拉全省官员下水。州县官们见上司拉拢,便争先恐后,投奔孝敬,串通一气,嘴巴紧闭,行贿受贿,包庇下属,营私舞弊,参与分赃。全省官场已经烂透。

八年间,甘肃省总共捐出了二十七万多个监生名额,纳入官仓的粮食应该有一千两百万石。但实际上,粮食一颗也没有,银子却收了一千六百万两,相当于今天的三十二亿元,涉案金额之高可见一斑。

八年间,难道朝廷就没有察觉其中的弊端吗?难道就没人站出来揭露他们的嘴脸吗?

三、欺瞒朝廷维系八年骗局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亶望呈上一份奏折,亮出了捐监政策出台半年来的成绩单:全省捐监生员一九〇一七人,收到监粮八十二万多石。乾隆帝既对王亶望大加夸奖,又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他绕开了王亶望,直接向勒尔谨提出了“不可解四”:甘肃民贫地瘠,安得有二万人捐监?又安得有如许余粮?今半年已得八十二万,年复一年,经久陈旧,又将安用?即云每岁借给民间,何如留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

清朝二京十八省地图。甘肃偏居西北,王亶望、王廷赞等人认为“山高皇帝远”,便可随意曲解朝廷善政,将其转变为牟利工具。

这四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甘肃省民贫地瘠,怎会半年内冒出近两万人捐监?这些人从哪儿搞来这么多余粮?半年就得了八十二万石粮食,年复一年,陈陈相因,粮食放变质了,还怎么吃啊?就算这些粮食每年都借给老百姓,为何不留在民间,自由调剂呢?勒尔谨也是聪明人,担心骗局败露,就逐项回复道,八十二万石粮食不光是半年内征收的,其实开捐的时间更早。捐监的主要是外地商人,他们花钱买粮食,在甘肃就近交纳。比起甘肃粮仓五百一十九万石的额定存储量,这八十二万石还不算多。更重要的是,实行捐监以后,每年可为朝廷节省百万两拨款。这样的解释,竟把老迈的乾隆帝糊弄过去了。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王亶望奏报甘肃省收捐情况。他说,捐监新政实施三年来,收到监粮六百多万石,约有十五万商民通过纳粮成为监生。在粮食连年短缺的甘肃,短期内聚集了这么多监粮,成绩伟大,而且完全归功于皇恩浩荡。乾隆帝龙颜大悦,但他还有些不放心,决定派人实地调查。选定的钦差大臣,是户部尚书袁守侗(1723—1783年)。袁守侗出身大户人家,田产超过十万亩,店铺数以千计,遍及山东邹平老家到京城的官道两侧。生活从“不差钱”,自然也就两袖清风,不屑于受贿。他办事严谨,多次破获大案,有“袁青天”的美誉。他的仕途很顺,官至直隶总督,后来积劳成疾,死在任上,被追授“太子太保”。

袁守侗的清廉和勤勉,使朝廷相信他有能力搞清甘肃捐监的真相。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甘肃,盘查粮食存储情况。经过“逐一签量,按策核对”,得出“俱系实贮在仓,并无短缺”的结论。乾隆帝的疑虑被打消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

袁守侗只是抽样“签量”,测量面积仅有方圆数尺,没看到仓库全貌。而实际上,王廷赞做了手脚。应付检查的仓库,是用掺和糠土的木板一层层摞起,只在最上面铺放少许粮食。即便是这些粮食,也是从别的州县腾挪来的,真的“监粮”一颗也没有。袁守侗被骗了。

每每读到这件事,我都感慨良多。什么样的官是好官?品学兼优、清正廉洁固然重要,但接地气、办实事的能力更少不了。这方面显然是袁守侗的短板。

就这样,甘肃捐监的那些小秘密又瞒了下来。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究竟要瞒到哪一天呢?和珅、阿桂和李侍尧又是怎样发现这一惊天大案的呢?

四、东窗事发导致人头落地

面对开篇提到的怪事,乾隆帝肯定会琢磨:怎样才能在短期内攒出这么多银子呢?想来想去,除了贪腐,别无他途。于是他断言:因思甘肃收捐监粮,其中必有私收折色,多得平余情弊。意思是说,甘肃捐监,肯定有私自征收银两,将多余银两中饱私囊的情况。很快,阿桂和李侍尧就把暗访到的真相奏报上来,印证了乾隆的判断:仓库里没有监粮,历年来收的都是银两。乾隆帝终于明白:

该省地方官,竟以监粮一事,年年假报旱灾冒赈,作弊已属显然。意思是说,甘肃省地方官借捐监为名,年年谎报旱灾,冒领赈灾粮款和捐监名额,明显就是作弊行为!这场惊天骗局瞒了八年。自诩聪明的乾隆帝非常生气,决心“一查到底”。

第一步行动是抓捕勒尔谨,拆除捐监弊案的保护伞。勒尔谨很快就招供,承认甘肃捐监确实只收银两,而且直接交给兰州府。第二步行动是就地抓捕王亶望、王廷赞和福宁。这三人很快就束手就擒。面对讯问,王亶望百般推脱,王廷赞避重就轻,倒是福宁为人老实,和盘托出案情。

第三步行动是查抄家产。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王亶望的家产出奇的殷实,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名下的金银、珠宝、字画,加上在临汾的各类房屋一〇八所、土地一〇九五亩,以及高利贷和房租收入,价值高达三百万两,相当于今天的六亿元,远超合法所得,堪称天文数字。

面对自己的家产清单和同僚的口供,王亶望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为求免死,他招供了。至此,甘肃冒赈捐监案真相大白,大概包括以下四个要点:

一是私自改征折色银两,而且层层加码;

二是虚报旱灾,骗取监生名额和赈灾粮款;

三是虚报征粮数量,骗取新建粮仓费用;

四是滥用捐监名额审批权,向州县官大肆索贿,放任其捏造灾情、克扣赈银。

随着审问的深入,涉案官员越来越多,达到一百零四人。《大清律》规定,贪污一千两就处死。阿桂和李侍尧据此圈定了一份六十六人的杀头名单。太平盛世里一下子杀掉这么多官员,朝廷的脸面何在?想到这儿,乾隆帝心软了,不再坚持“一查到底”,而是改为“法外施恩”。生死线定在了贪污两万两。这样,杀头的人数减少到了三十人,其中省级高官四人。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月初二日清晨,其中十九人被押到兰州街市,当众斩首。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王亶望、蒋全迪被砍头抄家,王廷赞被绞死,勒尔谨被赐自尽。维持八年的甘肃捐监事例,至此叫停。

剩下的七十四人贪污不满两万两,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但顶戴没了,自由没了,一顿胖揍,发配边疆。他们当中的二十八人,后来还是被杀了头。

十几年后,乾隆帝退位,当了太上皇。一天,他读到国史馆进呈的《王师传》,不禁顿生怜悯之情。他觉得,王师在世时政绩卓著、清正廉明,其子王亶望虽然贪腐,但也不该罪及后代。王亶望的儿子这才结束流放,回到原籍。

五、盛世大案究竟谁是祸首

甘肃通省冒赈捐监案,是清朝前期牵涉官员最多、涉案金额最大、隐瞒时间最长的集团腐败案和连环案,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全省范围内的塌方式腐败,社会危害程度远远超过著名的和珅案。这起盛世大案,究竟谁是罪魁祸首?是王亶望吗?他似乎算不上。王亶望等人之所以逍遥法外多年,既得益于下属巴结、同僚串通、上级庇护和他本人的小聪明,更离不开远在北京的更强后台—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

于敏中生前权倾朝野,地位不亚于此后的和珅。当初是户部奏请恢复甘肃的捐监,而主管户部的大学士,正是于敏中。就在甘肃捐监案发前两年,于敏中病死。后来,乾隆帝找借口抄了他的家,发现其家产多达两百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四亿元)。其中有不少就来自王亶望的行贿。当然,于敏中已死,逃脱了国法的制裁,乾隆帝不再深究,这也让许多受贿京官暗自松了口气。

难道罪魁祸首就是于敏中吗?好像也不准确。我们不能把问题单纯地归结到一两个人身上,而要全面客观地判断,更多地关注乾隆后期畸形的政治经济体制。对于这起案件,

我觉得有三点启示值得回味。

一是管好一把手,意义很重要。有句俗话叫“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说明带好队伍、搞好单位,一把手责无旁贷。清朝前期,君主专制制度强化,地方总督、巡抚的权力膨胀,甚至一手遮天。王亶望和蒋全迪能力很强,王廷赞曾是好官,勒尔谨是皇帝的宠臣,而且都是所在地区和分管领域的一把手。可他们都背弃了传统道德和做官箴言,走上了贪腐的不归路,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而且带坏了全省官场的风气。因此,加强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真正发挥其正面引领作用,确实很重要。

二是抓贪官不能只靠皇帝。这起案子瞒了很久,最后还是乾隆帝本人揭开了盖子。皇帝不是神仙,百密终有一疏。更何况,乾隆帝并非“完人”。他很贪财,爱虚荣,乐于收取官员进贡,充实内务府的银库,满足皇室的浩大开销。王亶望和王廷赞主动捐献银子,就是为了满足皇帝的这点爱好。所以,治理官员贪腐,不能只寄希望于大人物的权威,而要建立健全科学、完备、长效的制度来管人,让人们不敢犯错,不愿犯错,不能犯错。

三是要用改革来克服顽疾,推动发展。甘肃不少知县的涉案金额只有几千两。他们这么做,虽然有贪财好利的一面,但也有难言之隐。雍正时期,明确知县的年薪一二千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五十至一百万元人民币。貌似很多,但这些钱不但要养活一家人,还要支付师爷的薪水和衙门的办公费,甚至打点上级,并不算宽裕。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物价总水平涨了三倍,但地方官的薪水基本没变,随着物价上涨,越发捉襟见肘。这就使得有人难免心生邪念,拿了不该拿的银子,从而触犯国法。这起案件中,一些只贪了几千两银子的知县,就属于此类情况。如果朝廷能够正视这一现实,改革财政体制,调节官员薪水,使之与物价涨幅和社会承受能力保持协调,就有可能引导一部分官员在利益诱惑面前收手。高薪未必养廉,低薪也不是办法。只有与时俱进,通过改革去克服体制顽疾,才能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清案探秘·朝廷轶事》图书简介

乾隆年间甘肃发生塌方式腐败,全省上下欺瞒朝廷8年之久,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史上第一贪”和珅,从权倾朝野到瞬间倒台有怎样的奥秘?英雄难过美人关,吴三桂 “冲冠一怒为圆圆”是真的么?为雍正帝夺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年羹尧和隆科多,为何转眼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电影《投名状》里反映的刺马案,真的是一场情杀吗?这些疑案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人生体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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