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隐娘是“刺客”还是“侠客”?

[摘要]在唐代,聂隐娘的形象奇固奇矣,未必是属正面的形象,这与现代侠客观点迥然不同。现代认可的侠客中,或许可以接受聂隐娘的自主择夫,但恐怕绝对不能容忍因自身利害的考量背弃故主的“刺客”吧?

作者林保淳: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中华武侠文学学会秘书长、说剑斋艺文工作坊主持人。著有《解构金庸》、《古典小说中的类型人物》、《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与叶洪生合著)、《三姑六婆妒妇佳人:古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侠客行:传统文化中的任侠思想》,编有《二十四史侠客资料汇编》、《中国古典短篇类型小说选》等书。

聂隐娘是“刺客”还是“侠客”?

聂隐娘 图源网络

侯孝贤第七度进军法国戛纳电影节,这次以《刺客聂隐娘》荣获最佳导演奖,此片无论是从剧本编写、镜头运用、取景、色调或角色的诠释、主题的发挥,都饶有浓厚的侯氏美学风格,尽管犹不免有若干的争议,如影片的沉闷、对白的文言化以及女主角舒淇对白之少等等,但毫无疑问地,这是一部典型的侯孝贤电影美学代表作,至于卖不卖座,只能靠观众来抉择,就又另当别论了。

《刺客聂隐娘》取材自唐人传奇《聂隐娘》,这是中国古代侠客小说的名篇,连带着,《聂隐娘》也引起广泛的重视与讨论。不过,多数观众恐怕未必真正了解《聂隐娘》在中国古代侠义小说中的特殊意义,因此,也不易真正掌握到侯孝贤以当代观点加以重新诠释的深层意涵,因此,本文将略作爬梳与分析,从电影名称的“刺客”,以及“侠客”形象的转变等角度入手分析,试作说解。

从“刺客”说起

“刺客”,指的是有目的行刺杀人的人,“刺”之为物,小而尖锐,往往在未及注意前就伤害到人,因此刺客的行动通常具有相当的隐秘性,能在人猝不及防之下达成暗杀的任务。刺客之流,自古以来就史不绝书,春秋时的鉏麑、专诸、要离、曹沫、豫让,战国时的聂政、朱亥、荆轲、高渐离等,都是鼎鼎有名的刺客。这些刺客虽各有其面貌、手段、对象及动机,行刺结果或成或败也都各有不同,但有两点却是非常一致的:(一)他们所刺杀的对象,都饶富浓厚的政治性,如赵盾、吴王僚、庆忌、齐桓公、智伯、侠累、晋鄙、秦始皇等,都是位高权重的,有好有坏、有善有恶,且与刺客彼此间素无仇怨,他们的行为、道德,并非被行刺的原因;(二)刺客都是为人作嫁,受人所托,感于委托人的恩义而进行刺杀任务的,如专诸之于公子光、聂政之于严仲子、荆轲之于燕太子丹,其中,为智伯报仇而数度行刺赵襄子失败牺牲的豫让所说的,“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雠报观念最具有代表性。换句话说,刺客受雇于人行刺,不为名,不为利,不为个人荣辱,但也绝对不是基于“正义”或是任何强烈的政治信念而做,即使对象可能是如秦始皇般素有恶名的暴君,刺而杀之,也未必是因为某种道德使命或政治理想,而是纯粹为了报答委托人的私人恩义。从个人气节来说,刺客这种“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精神,是与当时的侠客完全一致的。基本上,刺客与侠客是同一气类的人物,差别仅在于有没有肩负行刺任务而已。也因此,极力表彰侠客的司马迁,既写了《游侠列传》,也以《刺客列传》加以颂扬,极力称道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与荆轲五个刺客。

正因刺客与侠客一样,容易激于一时的恩义、知己之情而感恩图报,因此委托人欲得刺客效命,则不妨先以恩义结之,而结恩义的方式,除了重用之外,当然也少不了“贿以财赂”,如严仲子想结交聂政,就先以“黄金百镒”送给聂政的母亲;燕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也是“异物闲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于是,这就为刺客的行刺动机开启了一个可能——纯粹为丰厚的报酬而行刺,即贿之以财,而导致了刺客道德性的堕落。

刺客的堕落,乃至转变成杀手,至少在东汉的时候就已非常普遍,而且具有组织犯罪的规模,如王符在《潜夫论》中,就明确提到,当时首都洛阳存在一个以杀人为业的组织——“会任之家”,专门收受财贿,为达官贵人刺杀仇人,主持人收取钱财,以十分之一提供给杀手,并以摸“红白丸”分配任务。自此以后,历史上以财贿杀人的刺客,所在皆有,中晚唐时期,就是一个刺客相对活跃的时期。

刺客进行刺杀,拥有高超完美的刺杀技巧,当然是有助益的,但却不能保证行动的成功,最重要的是保持身份和行动的隐秘性,在对方未及防备之前,一举成功。有时候,武功或技巧,反而不是那么重要。如《史记·刺客列传》里的曹沫劫持齐桓公,显然就不倚仗任何武功,而是纯粹出其不意。专诸刺杀吴王僚,将匕首(传说中的鱼肠剑)藏在鱼腹中,伪装上菜的侍者,这才是成功的最大秘诀。豫让数度行刺,尽管“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企图保持隐秘性,而皆告失败,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在尚未采取行动之前,就被赵襄子察觉,功败垂成。能隐秘刺杀行动,再凭借高强的武功、剑术,行刺成功的机会自然大为增加,鲁勾践评论荆轲刺秦王之败,在于“惜乎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陶渊明也感慨荆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正是此故。历史上真正展现出刺客高强武功,凭借剑术直闯虎穴,刺杀成功的,大概非聂政莫属,在韩相侠累重重刀戟护卫之下,聂政勇往直前,“刺刷数十人”,终于成功完成刺杀行动——而这显然就表示了,除了隐秘性、高超剑术之外,还要有莫大的不畏死的勇气。

刺客通常是不容易全身而退的,即便成功,也难逃一死,专诸、聂政虽行刺成功,一样惨死在当场,荆轲衔命入秦,燕太子丹与宾客,皆以“白衣冠”送行于易水之上,荆轲慷慨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有绝大的勇气,如何敢于牺牲?也正是这个不畏死的勇气,使这群刺客的老祖宗展现出与后来堕落的刺客完全不同的精神与丰采,即使剑术不济,明知死路一条,还是千山独行,不必相送。后代刺客以钱财杀人,钱财必须有命才能享用,因此,就缺乏这股令人钦仰的勇气。

聂隐娘是“刺客”还是“侠客”

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取材于唐人裴铏的《传奇》,以“传奇”为名,取的是人与事之“奇”,“奇”的意涵与“常”相对,亦即非一般常理、常见、常事可比的谓之“奇”。在《聂隐娘》中,聂隐娘经历之奇,如为老尼携走、习练道法;行事之奇,如自主择夫、背弃旧主,皆与常人行径大异;而道术之奇,更是非人耳目所可闻见、常理所可思议者,如飞剑术、隐身术、变化术等,这正是唐代“剑侠”最重要的特色。

《聂隐娘》的故事背景,在唐德宗贞元(785-805)及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此时正值中唐以来为祸甚烈的藩镇割据时期,各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不听朝廷号令,彼此相互攻诘。故事内容叙述,聂隐娘是当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的大将聂锋的女儿,十岁时为一老尼强携而去,教其道法与剑术,并派遣她去做刺客。五年后,聂隐娘学成返家,家人甚表惊异,但知她经常遇夜失踪,天明才返,因此也不敢质诘,连她自主选择了个磨镜少年为夫婿的事,也不敢过问。几年后,聂锋过世,田季安闻得她的异能,便纳于麾下。其后,田季安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合,便派遣聂隐娘夫妇前往刺杀刘昌裔。刘昌裔本身懂得神算,已预知聂隐娘夫妇将来,派人于途中迎迓。聂隐娘心服刘昌裔之能,遂改投其门下,不但与田季安绝裂,更为刘昌裔消灭了接踵而来行刺的精精儿,并用计阻退了道术精奇的妙手空空儿。自此,聂隐娘夫妇便留居许州。后来,刘昌裔投效朝廷,聂隐娘不愿跟随,留下丈夫,只身远走,曾一度现身,便不知所踪。

聂隐娘自《太平广记》将之收录于《豪侠类》以来,就以侠客的形象广为人所知,后来明代王世贞、邹之麟也将之收于“剑侠”中,凌蒙初的《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谈侠》、清人尤侗的《黑白卫》杂剧,都对聂隐娘盛加称道。不过,聂隐娘虽被目为侠客,此一“侠”字的意义,却绝不能与现代受了武侠小说影响后的“侠”等量齐观。中国的侠客与侠义观念,自《韩非子》提出“侠以武犯禁”以后,历代皆各以不同的角度诠释“侠”,整个发展的过程,侠客形象由负面转向正面,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变,而其关键,就在唐代的“剑侠”。

以“剑”形容唐代侠客,最主要的在强调这些侠客在道术和行事上的“神秘性”,而这神秘性,则显然与道教有关。在道教的神仙方术中,强调修道者在修炼的过程中,是必须有“镜剑随身”的,镜以照见妖邪,而剑则可以斩妖除邪,缺一而不可。能斩妖除邪,自是一种神通,试看聂隐娘所精通的道术,飞剑杀人、剪纸为驴、隐身变化,尤其是她竟然能变化成一条小虫(蠛蠓)躲在刘昌裔的肚子里,这和《西游记》中孙悟空变成一只苍蝇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岂非完全同调?这些不可思议的变化术,无一不是从道教(神仙道教)中可寻出渊源的。道教的伦理观,与儒家大异其趣,道经中谓“恩爱害道,譬如毒药”,在修炼的过程中,人间情爱、伦常,都须忍舍弃绝,唯道是从。聂隐娘刺杀某大僚,因见其与孺子嬉戏,故延迟下手,老尼姑教导她,“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正是不欲聂隐娘受世俗道德伦理的羁绊。这点,与唐人传奇《杜子春》可相互参看,杜子春岂不正是因不能割舍世俗母子亲情,因此无法成仙?也正因此,被收入《太平广记》的另一篇侠客传奇《贾人妻》,故事中的女主角何以要回来狠心杀死自己亲生的小孩,也就不难明白了。唐代的剑侠,行事诡秘,拥有神异的道术,又不按常情常理出牌,自然使一般人惊惧不已。

换句话说,在唐代,聂隐娘的形象奇固奇矣,未必是属正面的形象,这与我们现代的侠客观点,是迥然不同的。现代认可的侠客中,或许可以接受聂隐娘的自主择夫(唐代显然未必),但恐怕绝对不能容忍充当政治刺客,且又因自身利害的考量背弃故主的“刺客”吧?论者或许会质疑,聂隐娘弃田季安而投效刘昌裔,也许可视为弃暗投明,且其刺杀者,如某大僚,正是“无故害人若干”的贪恶官僚,也未尝不能说是“仗义行侠”。《太平广记》里另一位被称为侠的李龟寿收赂刺杀白敏中(一作王铎),和聂隐娘一样,在形迹被发现后,立刻叩首求饶,反过来投靠白敏中,可见当时的“侠”,身家性命为要,并无气节可言。至于刺杀大僚,所谓的“无故害人若干”,看似符合于正义,实则也只是老尼主观、片面的个人认定,并无任何佐证可言,未必即是“仗义”。平心而论,聂隐娘、李龟寿之类的“刺客”,或奉主命,或为钱财而行刺,已明显与《史记》中豫让、专诸、聂政、荆轲之“士为知己者死”的恩义酬报完全异趋,更毫无气节地背主求容,可谓是自东汉以来“会任之家”之刺客“以财赂杀人”的堕落典型,是与“正义”八竿子打不到一边的。

侠客固然“仗义”,但所仗的往往是“义气”,与“正义”可能偶然相符,但绝不能说就是“正义”。因此,这样的行事方式,是充满不定性与危险性的,其所以令人畏惧,也正在于此。相较之下,刺客无疑更落于侠客之下乘,不免沦为政治打手或工具,唐人传奇中的聂隐娘,显然就是政治杀手。侠客沦为刺客、杀手,在中晚唐藩镇割据的政治情势下,是个常态,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有藩镇因不服中央号令,甚至派遣刺客刺杀当朝宰相的例子,如唐宪宗元和十年,平卢淄青节度度使李师道便派遣刺客刺杀了当时宰相武元衡、袭击御史中丞裴度,情势不能不说是极为混乱、恶劣的。因此,曾任唐文宗、武宗两朝宰相的李德裕,在当时就写了一篇关于侠客形象与义气转变的重要文章《豪侠论》。在《豪侠论》中,李德裕开宗明义,就将“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的刺客摒除于侠客行列之外,并提出“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的观点,进一步对侠客的“节气”作规范。

聂隐娘的故事,宋代时就已颇喧腾于人口,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提到宋代的市人小说,就有《西山聂隐娘》,但却是列于“妖术”之列,着重的是道教术法的神奇;不过,到明代,凌蒙初借韦十一娘之口传述女侠传奇时,虽也致意于“隐娘出没,跨黑白卫”的神奇性,但对侠客行径,却也提出了不可以个人恩怨(私仇)为凭的行事准则,有意无意间导向了“正义”途辙,可以对拥有权势而横行不法的守令官、将帅、宰相、试官加以“必诛”。清初尤侗的《黑白卫》,盛夸聂隐娘道法的神奇,尽管对聂隐娘之投靠刘昌裔还是未能有较圆融的说解,只能从宿命式的“遇镜而圆,遇鹊而住,遇空而藏,遇猿而聚”及传统的“学良禽择木而栖”,轻笔带过,但我们从他借老尼姑张举出“替天行道,为国安民”大旗的命意看来,聂隐娘从气义式的刺客,转向正义型的侠客,也是呼之欲出了。不过,尽管这些作品一直努力扭转聂隐娘的形象,但聂隐娘故事的重点有二,一是高强的道术(剑术),二是她刺杀刘昌裔带有高浓度政治色彩,还是无法摆脱其为刺客的身份。事实上,历史上的刺客都是无法与政治斗争划清界线的,政治斗争的双方,或许以恩义相结,或者以财贿相赂,常援引刺客作斗争工具,与侠客有极大区别。唯独到了清末,在章太炎高倡“儒侠”,鼓励革命志士当暗杀清廷大臣的“刺客”下,“侠刺”再度不分,许多革命烈士基于强烈的政治信念充当刺客,在后来都获得极高的评价,被许为“烈士”的楷模,但是,却殊少有人愿意更进一步分析,当以狂热的政治信念或理想进行刺客行动时,“人性”如何被扭曲、摧毁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我看<刺客聂隐娘>》一文)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搜索:

热门推荐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详细]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责任编辑:sophiawang]

热门搜索:

    企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