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黄变脆的家信中,读懂父亲谢觉哉

[摘要]父亲是“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然而儿子谢飞对他的了解,却晚了四十多年。当谢飞整理父亲的书信时,在那些已经发黄变脆的信函中,方才渐渐读懂了谢觉哉的一生。

在发黄变脆的家信中,读懂父亲谢觉哉

在发黄变脆的家信中,读懂父亲谢觉哉

 谢觉哉家书手稿。

在发黄变脆的家信中,读懂父亲谢觉哉

1937年谢觉哉(前排左四)与王定国(前排左二)在兰州。

父亲是“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然而儿子谢飞对他的了解,却晚了四十多年。当谢飞整理父亲的书信时,在那些已经发黄变脆的信函中,方才渐渐读懂了谢觉哉的一生。“看着那些信封、邮票,不禁感慨这已经或即将永远消失的书信交流方式的美好与伟大。”谢飞这样说。如今,他把父亲的一封封家信整理成书。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貌、所思所想,在家书的字里行间,得以存在和继续。——编者

家书

致子女:

一、看过去,看别人。

从搬家谈起,我不反对搬家。如果必要,房子要修理或让给别人住。我们可以搬到比这还好或比这不好的地方去。

有一个观点必须改正:这个房子是很好的,不要因有点点子毛病,就叫嚷起来。应该知道:不论吃的、住的、穿的,好坏都是比较出来的。我们要看过去,看别人。

年纪大的孩子,你们住过延安的房子,住过乡里老家的房子,到北京住过大四眼井的房子、内务部的房子,虽然都不坏,但哪里比得上现在住的房子。

论吃与穿也要看过去。我家是地主,我又是有职业的人,我到北京才穿上绸内衣,还是人家送的,手表我以前没有,现在你们穿绸内衣了,戴手表了,七七没有表,可能也会要了。皮鞋,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去兰州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皮鞋。那时我快七十岁了。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且已穿过不止一双。我国出牛皮并不多,皮鞋供应怎能不紧张。

我们的吃,尚不大好,但已比过去好。我的老家是地主,吃得饱但并不那么吃得好。至于你妈妈的老家,靠替人家推磨,靠做小生意,靠捡人家红薯,土里遗下的小红薯,有一顿,没一顿。你舅舅不是因为没饭吃小时候就跑到军队当勤务吗?你妈妈也不是因为穷才参加革命吗?那样的生活,你们是难以想象的。你妈妈要经常对你们谈谈。总之,看过去,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我们预想不到的了。

说到看别人,你们应知道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房子住。北京的生活,你们是看到了的: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屋里,农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居民也只分到四两油。鸡蛋、肉很难买到。你们舅舅那个院子里就是这样。

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过上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我在某招待所的房子里写的诗,有:“愿速化为千广厦,九州男妇尽欢颜。”因为住在那样好的房子里,不能不想起许多人民住的破烂,甚至还没有房子。“广厦”“欢颜”,这些字眼是杜诗上的,杜甫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思念的是“天下寒士”,我们思念的是“九州男妇”,范围的不同而已。

还有这样两句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有点像我的现在:老了,身体不健康,应该退休还乡了(上句)。现在人们还有不能安生的,我们每月却领高的工资。这都是人们身上来的,因而不能不有点惭愧。

你们妈妈给我作新衣服,搞吃的,总说:“你快八十岁了,还不穿点吃点?”我说:“我们吃穿已很好了,再好就要过分了。”意思是指此。

你们好些是大人了,应该懂得道理:一、看看自己,看看广大人民,作个比较。二、人民培养了你们,你们将来怎样报答人民,即学习好本事,能做个好的人民勤务员。

享受要与过去比,与广大人民比,不能超过群众或超过太多。如超过或超过多了,就要自己警惕。

二、要自己动手。

从买车票谈起,瑗儿的车票买重了,要退。原因是自己没亲自去买,为什么不去呢?是我有警卫员害了你们,害得你们车站的门向东向西,买票的排队情况,都不知道。

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动手。扫地,洗衣服、煮饭、炒菜、院子里挖土种菜,都要做,做惯了,就闲不住,身体也会强壮。

我老了,在这方面不能亲自做你们榜样,但能做的我还是做。

三、对人宽,对己苛。

把难做的事给自己,易做的事给人家。要照顾别人困难,宁肯自己省些。

讲个故事:长征时有个时期,我和徐老(编辑注:徐特立)不在一队,那个时候吃的困难。徐老遇着我,把他带的吃的东西,全部给了我(一共也不过二三斤)。要他留一点,他不肯,理由是他那个单位弄吃的还容易点(其实也并不容易)。徐老满六十时,我送他的诗:“是谁都束腹,赠我竟倾囊。”是指此事。很值得你们学习。

四、爱惜东西。

写毛笔字要爱护毛笔。写完把笔洗洗,插入笔帽。要爱护书籍,看完要放回原处。要爱惜自己的衣服、鞋子、被褥、用品等,要知道“来之不易”。这些我以前说过,现在不多说了。今日讲的就是这些。

父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

对父亲的了解

晚了四十年

谢觉哉是我的父亲。

在网上查询,对他的解释一般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延安五老”、“中国法制奠基人”等。所以我从小就被称为“高干子弟”。

但是,我真正了解我的父亲吗?我到了自己老年的时候,才发现对他的了解并不多。父亲健在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五男二女)还多是学龄儿童、少年或青年;父亲暮年又逢文化大革命,我虽已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但运动频频,上山下乡,我在他身边的时光也是少得可怜。1971年6月,当我兴冲冲地从保定白洋淀农村干校返回北京准备结婚的时候,却碰到了父亲的去世与葬礼。在那时候“横扫一切陋习”的“革命气氛”下,记得在北京医院的太平间里,我们家人搞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医院养病的“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副主席,在他儿子良翮的搀扶下赶来见老友的最后一面。他儿子手里拿着董老手书的挽联,我至今记忆犹新:“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

时光匆匆,一晃父亲去世已经43年了。我的青壮年时期,欣逢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忙于开创自己的事业,教书、拍电影;忙于成家、抚育孩子,也没有多少时间与精力去了解父亲。只是当我自己进入老年,专业和家务闲下来后,才开始去读母亲早在1982年就组织人编写、出版好的《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文集》等著作,才开始对他的思想、工作、才华以及生活、情感有了些实实在在的了解。

整整晚了四十多年啊,可谓“不孝子孙”!真是应了那句歌词,“时间都去哪儿了?”我到了72岁,才开始真正“尽孝”。好在还有这句谚语:晚做胜于不做。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父亲在工作之余写作、发表了大量思想文化杂文。1956年12月24日,他在《爱父母》一文中写道:

人,从出生到死即从小到老:中间是“养人”——劳动力强壮时期;两头是“人养”——幼小时期和衰老时期。这是人类生活的自然规律,绝不因社会制度不同而改变。

记不得是谁说的话也是这一道理:人生三件大事,即结婚、生子、送老人。当你送完老人时,你的孩子就开始送你了。

去年开始,我轮替哥哥谢飘,搬到母亲家住,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老人,去阅读父亲的著述。母亲王定国也是位老红军,已经102岁了,身体康健,生活基本自理。她最大的愉快是每天看到孩子们在身边。还是在那篇文章中,父亲写道:“养父母,不只是给他们穿吃、不冻不饿而已,还要有亲爱的诚意和敬意,使老人们感到愉快。”

对于早已离去的父亲,我们努力去读懂他的人生、思想,了解父辈们的足迹与悲欢,是后辈的责任与敬意。这些,促使我开始编辑《谢觉哉家书》。

看着这些已经发黄变脆的信函,看着父亲从青壮年到老年不断变化的毛笔书法,看着那些信封、邮票,我不禁感慨这已经或即将永远消失的书信交流方式的美好与伟大!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电话、微博、微信等的使用,让人们远在天涯如咫尺;过去亲人、朋友、同事之间的思念、担忧、述说的需求与情感全没有了酝酿和表达的空间与时间。它给我们人类的文化与情感带来的是进步还是退化,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好在我们还可以整理出版前辈们的书信,像畅销多年的《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等,从中去了解前辈人的思想、情感、生活,以至社会与历史。

“不用怕,我教你”

很可惜,没有收集到父亲青年时期给其父母的书信。父亲16岁时,他母亲病逝;21岁时他父亲去世。除了父母,家庭的主要成员就是配偶。现在找到父亲的书信,不少是给他的前后两位夫人写的。

说来有趣,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听说过父亲的第一位夫人何敦秀的名字,更没有见过她;只知道在老家湖南宁乡,父亲还有几个孩子,年纪都很大了,我有一个哥哥叫谢放,1937年5月也到了延安参加革命;知道我们的一些侄儿、侄女,不少比我们年纪都大,也多在北京上学。后来通过父亲的日记、书信,特别是1984年我拍电影《湘女萧萧》时,第一次回到了父亲的故居——宁乡沙田乡堆资村的南馥冲,才第一次见到何夫人的照片。知道上世纪50年代她也随其小儿子谢放到北京居住,直到1967年,88岁,没有吃过一片药,寿终正寝。

编辑和通读了从上世纪20到40年代父亲给何夫人的家信,我才渐渐地理解了父亲家庭生活的复杂境遇,才最终体会到父亲一生中在处理家庭婚姻问题上显示的理智、温情与人性的光辉。

父亲与何敦秀的婚姻完全是旧中国农村典型的传统婚姻。何敦秀出身一中医世家,其父亲中过举人,做过清朝官员,家教敦厚,小时读过三年私塾。那时候,父亲曾在何家附近的一个书院读书,与何敦秀的堂弟是同窗好友,多次受邀去何家玩耍,被何父看中,安排与其女见面,在两人默许下,双方家庭结下了这个姻缘。结婚时父亲只有15岁,何夫人比他长近5岁,妻子比丈夫大四至五岁,是当时当地的习俗。在1939年9月8日父亲致何夫人的信里,曾回忆说:“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

那时的“大事”,就是家族的“传宗接代”。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头15年中,共同生育了四男三女。

父亲和我母亲王定国的婚姻则是组织安排的。1937年,父亲已离开家乡、妻儿十多年了,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我父亲被派到甘肃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做毛泽东的代表。我母亲在西路军战败失散多日后,在张掖找到组织,展开了营救失散红军的工作,半年后她也来到兰州办事处工作。母亲后来跟在她身边工作的人讲(注意,不是直接和我们这些子女讲):那时,组织上说谢老年纪大,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顾;做时任兰州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宁乡同乡贺耀祖的统战工作,需要有夫人身份的人出面协助,希望我母亲与谢老结为伉俪。母亲犹豫了,说希望给她时间考虑,她自己在四方面军时有个相好叫张静波,是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现在不知还活着没有,希望组织上帮她打听清楚。后来查清张静波已在红军西征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母亲才同意了婚姻。

父亲是清朝科举的“末代秀才”,诗词文章,四乡闻名;而两段婚姻的夫人并不是什么“才女”,我母亲甚至还是文盲。母亲曾回忆说,结婚后,父亲写文章时让她去办公室拿《西北日报》,拿了三次都没拿对,就奇怪地问:怎么回事?母亲才难堪地说:“我不识字。”父亲听后恍然,说:“不用怕,我教你。”父亲在母亲第一次提笔给他的信上作文字修改,那也是他们教与学的一个有趣例证。在他们相伴的34年中,母亲不仅脱了“盲”,还跟着父亲学写诗词、练书法;晚年成为了有名的书画社会活动家。

1963年1月,父亲书写了寿诗赠与母亲,祝贺她五十大寿:“暑往寒来五十年,鬓华犹衬腊花鲜。几经桑海人犹健,俯视风云我亦仙。后乐先忧斯世事,朝锄暮饲此中天。三女五男皆似玉,纷纷舞彩在庭前。”诗文表达了他们这对“先结婚、后恋爱”的伉俪令人羡慕的夫妻情谊。

上世纪50年代末,八十岁高龄的何夫人被她参加革命工作的小儿子谢放接到北京居住后,据说父亲和母亲请她来过家里,也多次过去看望她,并经常送去生活费。何夫人曾对我母亲说:“王定国同志,感谢你对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何敦秀1967年去世后,母亲又亲自过去帮助料理后事,两人互敬互重的情谊,令我们晚辈赞赏、感叹。

夫妻的亲情是家庭的基础,感情与责任并重,包容与坚持相伴,付出与获得双赢。从书信中,我们后辈可以了解与学习到许多人生的经验与道理。

“你们说我做大官,

我官好比周老官”

养育儿孙,是父亲家书里的一个主要内容。

父亲在湖南家育有四男三女,北京家有五男二女,加上后来代抚养的侄儿女、孙儿女们,不下三四十人,可谓“望族”。生而有养,养而有教,是为父母之道。书信集中收录的多数信件是写给我们这些孩子的。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值青壮年时期的湖南的儿女们,纷纷希望在北京“做大官”的父亲给予他们“照顾”,走出农村,到城里工作。这一时期的不少信件里,父亲都是在教育儿孙、亲友们要安心农村生产,学习新知识,跟上新时代,过好“土改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0年1月21日在给两个大儿子的信中,他写道:“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并写出了那首有名的诗句:“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把自己比作家乡村里有名的长工周老官,显示了父亲为民为国的共产党人本色。

“四十离家七十回”,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于1957年、1960年、1961年三次回到湖南,却只有两次去到家乡南馥冲老家。后来他在许多封信里都提到这个经历:

去年正月我到宁乡看了许多好东西,值得称赞的,但也有的看不顺眼。为甚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见细屋背嘴的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

他对子女和乡干部们的浮夸接待、农村山林环境的破坏、老百姓生活困难等现状很有意见,多次写信批评、教育:

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使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

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一些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要农村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都是幼林。

这些书信、言语中,显示的我们老一辈做人做事的清廉正派的风范,值得体味。

“一群骄而又娇”

给我们北京家里这些学龄孩子们的信,就多是学习、品德教育的事了。父亲老来又得众儿女,分外高兴,寄托着无限的期望。1945年12月15日,在八年艰苦抗战胜利之后,父亲作了一首《沁园春·为诸孩》:

三男一女,飞飞列列,定定飘飘。记汤饼三朝,瞳光灼灼;束修周载,口辩滔滔。饥则倾饼,倦则索抱,攀上肩头试比高。扭秧歌,又持竿打仗,也算妖娆。

一群骄而又娇,不盼他年紫束腰。只父是愚公,坚持真理;子非措大,不事文骚。居新社会学新本事,纵是庸才亦可雕。吾衰矣,作长久打算,记取今朝。

好一幅“群孩戏父”的图画啊!那时候的姐姐哥哥七八岁,我三岁,弟弟不满一岁,“一群骄而又娇”,围着六十出头的老父亲,“攀肩、索抱,持竿打仗、扭秧歌”,在父亲心中,将养儿育女的辛劳化为快乐,把培育后代与自己终生追求的“真理”、“新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岂非人生幸福的极致!

上世纪50年代,我们还都是小学、中学的学龄儿童、少年,多数又住校,父亲就利用周末时间为我们集体上课:让母亲讲述童养媳的经历,忆苦思甜,请小楷书法家樊淑真来家教写毛笔字,等等。他自己则时不时给我们集体写信,让秘书打印多份发给孩子们。60年代,自大儿子谢飘到外地上学起,父亲给我们的信就多了起来,他抓紧一切可以写信的机会,如去外地开会、休养,或当孩子们给他写了信、送了礼物时,事无巨细地关心与教导着成长中的儿女们。

父亲在我们孩子们眼中一直是个慈祥老人的模样。确实,在人均寿命只有38岁的旧中国,他从五十岁起,在长征、延安时期就被称为“谢老”;花白的八字胡须,温文尔雅的性格更加深了人们对其“老人”的印象。在我孩童时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伏案工作,任凭我们在周围嬉戏,打闹成一片,他仍旧提着毛笔,独自写着东西;实在吵得无法工作了,他顶多呵斥几句,伸出虚握的拳头在我们脑壳前威胁一下。

现在当我老了,年过七十的时候,浏览父亲当年用他纯熟的毛笔书法写下的这数以百万计的著述,才开始真正进入了他的思想、情感、文化世界中去。

谢觉哉小传

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出生于湖南宁乡。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时,主持和参加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等职。(文/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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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kara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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