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仁政”的谢觉哉

[摘要]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年轻的理论家不了解旧中国是什么样的,不知道中国的传统和习惯势力。

“施仁政”的谢觉哉

长征时,彭德怀和毛泽东有意见分歧,就去找四老(谢、徐、林、董),特别是谢老去跟毛主席谈。图为1947年谢老和毛泽东同志在陕北佳县神泉堡留影。 (谢飞供图)

“文革”时,一位领导人在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在延安的时候,我们批判了以谢老和陈云为代表的“施仁政”。我想,这下就准备抄家吧。可是估计后来群众也没听懂“施仁政”是什么意思,也没人来。

——谢飘

谢飘最近一个头衔是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筹备会的主任。这个研究会的成立与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有很大关系。此次会议提出依法治国。被称作“延安五老”的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都有从事司法工作的经历。

1920年代,谢觉哉是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委员会的专职委员。1930到1940年代,他是苏区、延安一系列法律的起草者。1959年他接替董必武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2014年11月号的《人民画报》曾以“新中国司法制度重要奠基人——谢觉哉”为主题做了一个专刊。做这个专刊,是因为“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编辑们一翻资料,原来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有。”谢飘告诉记者。

生于1939年的谢飘是谢觉哉和王定国的长子。1940年代在延安,谢觉哉家住在延安参议院礼堂旁。延安平剧院经常在礼堂演出,谢飘台上看戏,台下比划。谢觉哉在家信中说:飘飘爱打唱,长大后没准成个戏子。

“爱打唱”的谢飘没有成为演员,他先入哈工大,后入空军。1969年莫名其妙被复员,“当时老爷子也没被打倒。”谢飘想去领导那里争一争。父亲说:你这时候扯皮是扯不清楚的。谢飘知道这话来自父亲多年党内工作的经验,很快平静下来,去北京龙潭湖半导体器件三厂当了工人。谢飘自学了半导体物理,掌握了生产工艺,大大提高了产品合格率。这个厂生产的晶体管后来被用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谢飘也因此“以工代干”,调入北京市政府。

在最近一两年开始对父亲的阅读中,谢飘尤为感兴趣的是父亲提出的“民主建政”和“民主监政”思想。

“五老”没有立山头

记者:“延安五老”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谢飘:1940年吴老六十大寿,毛主席有一个讲话: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现在世界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

从此延安的党政军民就尊称这五位老同志“延安五老”。吴老当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林老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徐老是边区政府教育委员会主任。董老是中央党校校长和最高法院院长。我父亲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边区政府秘书长。

彭德怀的侄女彭钢曾对我说,彭老总说长征时,我们和主席有分歧,就去找“四老(谢、徐、林、董)”,特别是谢老,去给毛主席谈。

记者:“五老”也是国民党的元老。

谢飘:所以他们在国共合作中起到很大作用,作为毛泽东的代表被派到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瓦窑堡会议决定:由谢觉哉和毛泽民负责打通国际路线。所以毛泽民到新疆,我爸爸到兰州,负责延安-新疆-苏联间的人员和物资往来。当时贺耀祖在甘肃当省主席,他和我爸爸是同乡。“大革命”的时候贺耀祖是吴佩孚的一个团长,我爸爸动员他参加北伐,两人很谈得来。他到兰州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贺耀祖、邓宝珊他们接洽,解救失败的红军西路军战士。后来有几千西路军通过兰州办事处回到延安。

记者:谢老曾加入国民党,也被俘过,为什么在延安整风中能顺利过关?

谢飘:我觉得“整风”对象不在这些老人身上。“五老”没有自立山头。主席知道他们这些人没有野心、不专权、不抢权。延安整风主要是整山头、整教条主义。整教条主义主要是跟共产国际要划清界限。

记者: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你父亲有过什么评价吗?

谢飘:没听他说过。我父亲不跟人打文字官司,明确说我反对谁说的什么,他不。他宣传他的思想,在延安的时候,写了很多文章:《一得集》《不惑集》。他写过:“物质的封建扫除了,精神的封建尚存在,不只存在于农民的脑子里,而且存在于干部身上。干部成分虽好,而在不民主的作风中,可以变为坏干部、新恶霸。”那是他身体最不好的时候,毛主席劝他少写文章、多休息。那时也没什么药,马海德教他在水里滴几滴碘酒喝掉,据说治心脏病。

估计群众没听懂“施仁政”

记者:谢老的司法实践是不是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代?

谢飘:他真正开始研究司法问题应该是1942年之后。之前,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也起草过一些法律、条例,但我估计都是临时需要。忙着打仗,加上当时完全照搬苏联样板,根本谈不到考虑司法建设。

国共合作后,延安局面较稳定,才有可能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刚到陕甘宁边区,我爸爸兼经济协调委员会的主任、西北局副书记,因为“施仁政”,跟高岗矛盾很深,1942年之后退出西北局。我觉得那之后,他就渐渐退出了中央的核心决策圈,就让他去搞参议会、搞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反正离建国还远着呢,你先搞着吧。

记者:“施仁政”是怎么回事?

谢飘:“文革”时,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位领导人在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在延安的时候,我们批判了以谢老和陈云为代表的“施仁政”……我想,就准备抄家吧。“文革”中领导一动员,群众马上就会来。可是估计后来群众也没听懂“施仁政”是什么意思,也没人来。我问老爷子:“施仁政”是怎么回事?老爷子就说:在延安他们就说我施仁政。我妈说就是当年征粮,我父亲不主张这么做,担心引起人民反感。

还有运盐。延安几大盐池都是共产党掌握的,高岗他们组织运盐队,把盐运到边区四周去卖。这是当时延安最重要的贸易,但是需求量有限,增加一倍销量,盐价就落一倍,强迫劳动力运盐,农民就没有时间收庄稼搞生产。我爸爸的日记和写给毛主席的信里都提到过半军事化运盐扰民的问题和得不偿失的问题。

只有共产党才能打破“官国”

记者:谢老从事司法工作的理论和学养基础是什么?

谢飘:他们首先研究的是“六法全书(国民政府时期的六个门类的法律法规汇编)”。六法全书的权威是陈瑾昆,是北京的一个大律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枪杀闻一多和李公朴,又在北京打了陈瑾昆。我们赶快把他接到延安。最初他们主要就是跟陈瑾昆学法律。

1946年,延安成立法律研究会,委员里面有吴玉章、徐特立、陈瑾昆、何思敬。主要工作是批判六法全书。六法全书基本上是欧美的法律。他们当时得出结论,中国不能搞两院制,也不能搞总统制,只能是中共领导下的多党民主合作,合作的基础是民主和集中的对立的统一。

当时提出来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自由民主繁荣强盛独立的新中国。怎么做到,提出来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延安当时实行了乡、村一级的直选,并且第二次选举,30%的干部落选。

记者:谢老他们当时设计的政权组织方式里,参议会起什么作用?谢老当时是参议会的议长。

谢飘:参议会建立时是一个民意机构。1941年第二届参议会,我父亲提议“边区各级参议会为边区各级人民代表机构”。那时他写了很多文章,宣传“民主建政”,还有一整套程序和方法。

在延安,毛主席跟黄炎培谈周期律,我爸爸是参加了的。关于共产党如何能够不变质,我爸爸那时和毛主席经常谈。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是个“官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打破“官国”。

1953年,老爷子是内务部部长。当时内务部是国务院第一大部,事多,副部长就多。各副部长就要求把内务部分了。我听我爸爸讲:当时内务部除了一个归国华侨陈其瑗,其他人都要分部。毛主席讲了一句:分好啊,要分也可以,五个也好,三个也好,统统由谢老当部长。这么一说,没人闹了。

记者:1949年后的政权架构中没有参议会这个机构了,谢老怎么实现他的主张?

谢飘:老爷子写了辞职报告:我年纪大了,该退休了,下一届人大请不要安排我了。下一届人大,主席提出:董老去当国家副主席了,法院院长位子空出来了。毛主席就让他当法院院长,还托人带话:你挂名算了。老爷子很认真:别的官可以挂,法院院长不能挂,这是要杀人的,将来冤死鬼会找我算账的。

他当了院长之后,头发一下子就白了。那时“大跃进”,最高法院只剩下五十几个人。工作组审判,法院盖章。1958年后,各地法院相继用电报上报死刑案件,我父亲坚决反对:“批案一定要调案卷,否则何必要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杀人一定要慎重,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就不能再安上”。1961年8月,他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报告法制秩序混乱的情况:农民偷一筐土豆判十年,这是无法无天,人有几个十年?

后来批了。1962年,最高人民法院起草了《关于人民法院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第六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印发全国司法人员人手一册。

记者:在父亲的经历中,你最感兴趣的是哪部分?

谢飘:是“民主建政”和“民主监政”。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年轻的理论家不了解旧中国是什么样的,不知道中国的传统和习惯势力。列宁讲,习惯势力是非常大的。中国的习惯势力时时刻刻都产生着封建主义。“延安五老”跨越了三个时代,他们既了解中国传统,又了解中共的历史。他们那时候提出民主和集中都不是无条件和无约束的,“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与目标就是要在党内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文/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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