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运动中的扛旗情结

[摘要]摇滚成为运动,未必是坏事,但是在“运动”二字有着那么复杂的历史的国度,需要把运动还原到个人身上,而不是整齐划一的旗帜。

作者:廖伟棠,腾讯大家专栏作者,香港作家,现代派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

“人潮汹涌,旗海飘扬!”这是"文革"至七十年代后期依然存在的文章典型开头,接下来一般是报道某个反帝反修游行,或者是胜利的批斗大会,可见旗海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与象征意义。

隔了八十年或者四十年,没想到旗海这种形式重现在中国的摇滚音乐节现场上,引起的亢奋依旧,所幸有不少旗帜是带有反抗或者反讽意味的(无意或有意地),比如以叛逆儿童哪吒为logo的痛仰乐迷旗帜,比如直书“动物园”而反讽被圈养状态青春的my little airport乐迷旗帜;也有不少是强调地域自豪感的,爱乡情怀其实与爱国主义的狭隘同构;而最极端的旗帜是直接画领袖头像的——正是最后这一种,引起我对摇滚音乐节作为群众运动替补品的反思,前两个时期的旗海,共同点是它都是集体主义的产物,而旗下的人多多少少成为了集体主义的拥护者。

搁摇滚这一块,比较复杂比较矛盾。也不意外,摇滚本身,早已经是一项自相矛盾的事业。作为一种带有前卫意味的流行艺术,它必须具备叛逆的个人主义取向,但作为能维持其流行的商业操作,它又必须让很多乐迷买账,让后者取得共识性的兴奋,这就已经是一种集体主义催眠了。但摇滚乐能凶猛发展到今天,是因为这种表面的自相矛盾往往能形成内里的互利:对叛逆的强调却能凝聚许多真叛逆、渴望叛逆或者伪叛逆的人,而且因为后两者的源源不绝,即使真叛逆者醒悟离去,摇滚乐迷这一群体也不见得会有明显的消耗。

摇滚运动中的扛旗情结

好的主流摇滚乐能维持三种叛逆者的平衡,甚至在其上满足艺术家自身的反叛,从鲍勃·迪伦到滚石到clash到nirvana等等开一时之风的乐人都是这样,从挑衅乐迷,到带领乐迷一起突破陈旧世界观和艺术局限,到再度反对自己重启乐迷,这种循环在西方摇滚乐颇见成效。但是在中国似乎未必行得通,主要不是音乐家的问题,问题出于素质参差的乐迷身上——总有一部分误入摇滚的娱乐至死分子,他们只看到摇滚的集体主义催眠对他们的麻醉功效,懒得考虑摇滚初衷的叛逆与觉醒特质。而且这些乐迷自我感觉是如此良好,往往让他们追随的乐队以及真正的摇滚乐迷哭笑不得。

前述第三种摇滚音乐节举旗者,就是这些人。他们会在犀利反诘国民劣根之源的舌头乐队面前挥舞一个皇帝的头像,他们会在绝不妥协反讽盛世的歌者李志面前挥舞新贵的旗帜,丝毫不考虑违和感,他们其实就是李志所唱《人民不需要自由》里那些傻笑的宠物。即使他们所听的摇滚就在提醒他们这一点,但是,他们更愿意把摇滚当作催眠曲,便于装睡;而旗帜成为他们的情结,因为旗帜利于把个体集合成集体,在集体中忘我,也是为了装睡。

于是就有了“摇滚与政治无关”的怪论,只需要稍稍看过郝舫那本摇滚史名著《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就会知道摇滚乐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政治打压与艺术抗争,且正是在与政治的纠缠不休之中获得蜕变。摇滚过问政治绝非羞耻之事,而是理所当然。而在极左派的集体主义乌托邦里,音乐只不过是宣传喇叭,更无摇滚的一席之地。

经历了2014年年终演出毛旗挥舞事件的舌头乐队,其主唱吴吞回应得好:“他们有权利举任何旗帜,但既然他们不想沾政治干嘛要举一个毛?”以波普反讽来为那样一面旗帜洗白都是徒劳的,因为政治波普最起码的变形或者幽默感,在那面红彤彤的旗帜上丝毫看不到。如果真的如举旗者自述的他们的logo与政治无关,那么只能证明他们是主动放弃思考,被无关的那位政客也不会同意这种开脱的。中国乃至世界,现在都是一个“符号帝国”,哪能这么容易彻底撇清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这是政治问题,也是艺术问题,摇滚以及一切艺术的精神都是自由、独立思考与基于个体的创造,而集体主义则是强调崇拜强权、绝对服从、压制个体特殊性,让自由精神消灭于机械唯物论当中。这也是人性问题,你姑且试试看在德国和以色列的音乐节打纳粹旗帜,无论警、民,都不会放过你,因为你对可能的历史受害者、受害者后裔、甚至被那段历史构成过精神伤害的人都施与了二次伤害。

这不是上纲上线也不是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即使恶的辩护者善于用“政治正确”作为帽子去打压正直的声音,然而面对一些触及人性底线的东西,政治正确又有何问题?如果说扛旗的年轻人不过是被荷尔蒙影响或者被摇滚幻境所催眠,那么为之辩护甚至对警醒者倒打一靶的那些所谓左派,才是赵楚指出的居心叵测的投机商——联系起他们对“文革”一贯的暧昧态度,更是了然。

真左派与假左派的决定性分野,在于是否认同一种绝对的个人崇拜,左派原本含义中包含的质疑权威、反对造神(《国际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被后者赤裸裸地抛弃。摇滚者与摇滚教徒的决定分野也在于此,大多数成熟的摇滚音乐家恰恰是前者,他们反感教徒的盲目追捧,甚至会故意惹怒后者——他们并不想成为一面旗帜或者旗帜的祭品。这样的音乐家在中国也存在,不过他们的发声与反叛都更艰难,因为他们除了与有关部门周旋,还要与那些错爱着他们的某部分装睡的歌迷作斗争,以及无数跟红顶白的伪左派伪右派光爆党等作斗争,可以想像U2的Bono在中国的话会遭受最后者的多少刻薄讽刺。

摇滚成为运动,未必是坏事,但是在“运动”二字有着那么复杂的历史的国度,也许需要的更多是把运动还原到个人身上,寻找摇滚的人性之根,长出面目各异的菌类,而不是整齐划一的旗帜。

(注:本文刊发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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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duff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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