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关键在正确掌握民意

[摘要]在中国进行协商民意测验时,当地政府领导认为他们正在进行的所谓“民主恳谈”是不完美的,因为他们得到的所谓“民意”并不十分具有代表性。

腾讯文化 李大白 发自天津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希望能翻译成中文版本,中国需要更多的协商民主实验。”

12月5日,詹姆斯·S·费什金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的《倾听民意:协商民主与公众咨询》(中文版)新书发布会上说。这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费什金对民主案例的记录和经验总结。

费什金是斯坦福大学协商民主研究中心主任,他亲自设计“协商民意测验(Deliberative Polling)”。从1994年起,费什金已经在22个国家进行了协商民主实践。其中,他与何包钢在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的“温岭实验”,“民主恳谈制度”、“参与式预算制度”,成为中国协商民主实践中的“温岭模式”现象。

费什金把今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看作他在中国继续实验的契机,希望这个实验能够帮助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们生活在‘民主实验’的年代,政府需要保持中立。如果我们能够用科学手段保证样本的随机性,并给予他们充分全面的信息,普通人也能够做出理性客观的决定,人们的声音必须被听到。”费什金说。

在天津一家宾馆里,腾讯文化记者对詹姆斯·费什金教授进行独家专访,在他看来,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精英腐败化”日趋严重,随机抽取样本的协商民意测验能够保证公民的政治平等权。

协商民主关键在正确掌握民意

詹姆斯·S·费什金,斯坦福大学Janet M.Peck国际传播首席教授,兼任传播学和政治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协商民主研究中心主任,2014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一、参与“协商”的应该是普通大众

腾讯文化:“协商民主”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被翻译成“consultative democracy”,这与你在书中对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表述有所不同,你的协商民主实验与中国语境下的协商民主有何区别?

费什金:是的,协商民主在中国官方的文件中被翻译为consultative democracy。我对于consultative意味着什么并不十分确定,政府总是有权力决定一个东西如何展现给民众。因此,政府认为他们一直在向民众“咨询”(consult),然而,我关注的是政府如何进行这种“咨询”,是否吸纳民众所思所论?是否以一种公民的方式对待他们并使其获取更多的信息并参加讨论,这就是自由。单纯从字面意义上讲,它们的含义是十分相近的。

协商民主关键在正确掌握民意

美国国会是一种典型的“精英审议协商”

有很多事情可以被算作“协商民主”,你会从我对这两个词的区分之中发现,有一种是“精英审议协商”,而另外一种协商则是被民众定义的。在美国,国会就是一种“精英审议协商”,参与协商的是国会议员,其理论前提是“精英代表比因特定目的而召集起来的民众能更好地就正义和公共利益发表意见”,它与竞争式民主一样,对大众参与保持回避态度,公众的意见需要代表来“过滤”和“提炼”。但我感兴趣的是被民众自己定义“协商”。

腾讯文化:哈贝马斯认为,协商既存在于正式的公共领域(政治系统),又存在于非正式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您认为协商民主的推行是否更适合微观领域,解决具体问题,还是能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

费什金:我同意他的说法,协商可以在非公共领域和国家治理层面同时存在,但它主要在非公共领域发挥作用。比如说,我有时会在某些国家与电视、网络媒体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就是在非公共领域中,而不是在政府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你对民众参与的协商感兴趣,你就会希望增强民众的实力,让他们在进行讨论时够掌握更充分的信息,让他们的问题得到解答。在这个基础上促使他们去理解贸易中的利益冲突方可能会选择什么,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让冲突双方能够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前提下相互妥协。

协商不仅让人们有权利知晓各种信息,而且,如果人们知道自己的意见也能起作用的话,它还能促使人们对彼此的两难处境通盘考虑,明确选择不同政策的得失。人们需要知道他们的观点将被认真对待,即便政府并不希望做这些事情,但它都必须做出一种倾听的姿态,通过协商等民主程序获得更多的信任。我认为这些程序有着良好的前景,不仅是在中国,还有世界其他国家,它将适用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之中。

毕竟,那些依靠政策生活的人们,为什么不向他们咨询呢?如果政府能听取民众的声音,既能改善管理,又能为更有效地推进政策落实,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二、政党之外的古希腊民主

腾讯文化:你从古老的雅典民主制中寻找它在当下的合理性,有很多质疑表示今天的协商民主只是原有的一种复苏(rivival),而不是一种新创(innovation),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费什金: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很多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像古人那样去行动。我提倡的基本理念的确来源于古希腊民主,但是这些理念在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中逐渐散落。如今,我们有现代的社会科学让这些理念变得更好,我们也可以做得比古人好很多。

协商民主关键在正确掌握民意

古希腊民主很有可能发生“多数人的暴政”

我并不因从久远的传统中汲取经验而感到骄傲,只是注意到古希腊人发明了这样一种不包含政党竞争的民主模式。它让我和我的美国同事了解,并不是只有政党竞争的民主模式才算是民主。但古希腊民主包含随机抽样下的公民协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它。

协商民主关键在正确掌握民意

“陶片放逐法”

古希腊的民主不应该理想化,随机抽选的市民陪审团宣判苏格拉底有罪,这一决定将民主进程推迟了大约2500年,但雅典实践的独特之处在于把两个重要思想结合在了一起——随机抽选和审慎协商。在雅典之后,这两者在民主制度的设计中都被淡化了。

因此,我的协商民主实验,其基本理念是随机抽样,我们跟随着它走进古希腊,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改进它。

三、协商民主适用于任何政治体制

腾讯文化: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共识达成的有效机制,却在美国未能发挥更大作用,这是否因为它本身与自由民主制度强调的价值观和推行的社会、外交政策存在对抗?西方民众的价值观是否也已经被自由民主强有力地形塑,而对协商民主的理念有接受上的困难?

费什金:在美国,协商民主实际上在一些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对选举制度来说,多一些深思熟虑的协商也是有好处的。如今,选举民主在美国占统治地位,但是政治活动中,政党总是有意地操纵公众意见,公众常常难以获得最准确的消息,他们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我们发现美国民众对大部分公众政策的回应不够积极,我认为协商民主的确能够在帮助民众决策这方面发挥作用。

我在书中提到过,在得克萨斯州,我们在能源、税收以及其他政策进行了协商民主讨论。人们愿意在他们的电费账单上花更大的心思,提供清洁能源,帮助空气净化,为环境保护做贡献,也获得了很大一笔投资。这有力地证明,不仅是选举民主,协商民主也可以产生相当大的政策影响力。同样的影响还发生在日本,不仅是选举的一部分,而是政治进程中的一部分,比如在养老金体制改革和福岛核电站爆炸后的能源政策等议题上的协商民主实验,这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因此,除了选举之外,政府可以根据协商民主进行一系列的政策决定,可见它的实用性。而且,我们将在选举之前完善协商民意测验,让它在完全随机的状态下运行,这将改善选举过程中的协商。总而言之,在选举或非选举的状态下,协商民主都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

应该说,协商民主理念可以被广泛接受。我们并不是要协商民主成为西方竞争性民主的替代品,它能够作为一种补充而存在。协商民主在中国运用可以发挥同样的效用,增加政策透明度,培养思维成熟的市民代表来向政府发出意见,告诉政府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同时提高政府决策的合理性,这在任何政治体制之下都是有利的。

腾讯文化:温岭实验中提到当地以前就有“恳谈”的地方传统,协商民主实验在中国的成功是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土壤有关?

费什金:政治讨论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人们把这种传统叫作“清议”。我们是被邀请到中国进行协商民意测验的。当地政府领导认为他们正在进行的所谓“民主恳谈”是不完美的,因为他们得到的所谓“民意”并不十分具有代表性。“民意”被在当地具有影响力的人或者富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所主导,并没有清晰的决策过程。但选举制度却只能让政府知道坐在这间会议室里的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们的想法,但不在会议室中的广大“非代表”们到底在想什么,政府并不知道。而民意测验解决了这个问题,于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恳谈”被发掘了,人们很快就理解和接受了“恳谈”这种公共讨论模式。在浙江温岭、在上海、在成都、在澳门、看上去我们找到了协商民主在中国不同地区被接受和严肃探讨的途径,我们被邀请到中国的很多地方发表演讲,他们对协商民主很感兴趣。这种理念在中国地方实践的语境下有意义,但是,它有效地邀请民众参加听证会,潜在促进了制度设计的科学化。

协商民主关键在正确掌握民意

四、普通人的声音必须被听到

腾讯文化:中国有很多听证会的参与者都是自荐者,如何吸引非自荐者参与协商?政府是否应给予他们物质激励?这会不会造成对民意的扭曲?

费什金:听证会与协商民意测验不同,听证会的目的是在与民众利益攸关的议题上允许民众申诉他们的意愿,发出他们的声音。参加听证会的人中有很多是自愿的,而在民意测验中,你是作为全体公众的样本之一被邀请来参加的。如果你被选作样本来参加民意测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确保绝大部分受邀者能够出席。因此,我总是努力为来参加的受邀者付出相应的费用,这个费用包括补偿他们付出的时间成本,因为参与测验有时意味着耗费一两天,这是对于民众利益的一种贡献。

我们会保证协商民意测验的结果是保密的,而听证会是公开的。我们永远不能将参加测验的民众说了什么与他本人相匹配,我们不知道什么人说过什么话,这些都是保密的。如果我们决意要进行协商民意测验,政府作为组织者便一定要对结果保持中立。在温岭的协商民意测验中,政府确立了30个可能的基础设施项目,可是来年的预算仅能支持其中的10个,在测验过程中,他们必须完全保持中立。令人惊讶的是,在成员逐渐获得全面的信息后,民意并没有被有影响力的人所掌控,也没有趋于两极化,而是恰恰朝着优势阶层意见相反的方向变化。

对于答案我们没有预先的安排,参与者可以有开放的选择权,在保密的状态下,他们给出了十分接近的成果,因此,保密状态下的物质激励并不会造成对民意的扭曲。

腾讯文化:中国正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你认为温岭模式的成果应如何推广到全国?

费什金:如果中国人民认为协商民主测验是有效的,我们和中国的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将在科学公众咨询方面全力协助支持,它可以十分简单地在全中国得到复制。但问题的关键是地方政府一级批准协商民主实验的进行,让“十八大”关于协商民主的阐述得到落实。因此,我认为,如果在进行我所描述的那种常规的公众咨询上没有任何经验,而只是开会,学术机构可以提供更加专业的技能,最终支持省级的甚至是国家级的实验。毕竟,协商民主可以被用于欧盟这样的跨国家群体,欧盟有五亿以上的人口,这几乎是中国人口的一半。人们没有意识到,人口数量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提取大量的样本。人们觉得在中国搞协商民意测验意味着有很多人来参与是不对的,这些问题显然是技术可以解决的。因此,如果有重要的、全国性的议题,国家政府可以予以支持,如果国家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可以参考地方一级实施的经验。

注意,在我看来,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是非常超前的,原因是它能够把民众的意愿与最后的结果联系起来,那么最终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民众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大部分时候,民众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意愿是什么,因为他们并不能掌握足够完整的信息,也不会在这些事情上花太多心思。西方民主总是弄很多政党竞争的测试,但主要用来推销自己,因此情况被弄得更糟。据我所知,如果民众的意愿能与政策制定联系起来,这就是一种十分先进的民主模式,至少是在我选取的那些议题上,而且这种模式是较容易技术化并加以推广的。

令我十分欣慰的是,我的书最终在中国出版,中国需要更多的协商民主实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第一次来中国时,温岭的政府官员就说,决策必须科学、民主、合法。我认为,中国的听证会制度想要科学化,就必须进行科学评价,这种协商民意测验是比其他形式公众咨询要好得多。如果要证明协商民主测验是至今最具科学性和正确性的途径,就需要有调查和实验,但最重要的是,人们的声音必须被听到。

协商民主关键在正确掌握民意

《倾听民意:协商民主与公众咨询》[美]詹姆斯·S·费什金 著 孙涛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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