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应该被“相信”还是被“信仰”?

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梁治平2015-12-20 09:09
0

[摘要]许多中国读者来说,看到“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这种说法,很容易联想到“法律必须被信仰”

法律应该被“相信”还是被“信仰”?

(图源网络)

去年某日,忽然收到一位年轻学者发来的微信,微信附有截图一张,截图取自《读书》上熊秉元教授的一篇文章,文章内容是对几位法律译者的批评,我的名字也在其中。不过,朋友微信的意思却是要道贺,因为熊教授在指名批评了三位法律译者之后,笔锋一转说,与前面三位译者不同,我的翻译有“化平凡为神奇”之效,妙笔生花,影响也更大。这不是褒奖吗?熊教授提到的我的译文,便是那个业已变成流行语的句子:“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熊文引作“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语出拙译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截图文字有限,熊文都说了些什么,不能尽知。但我知道,熊教授对这句译文一直不以为然,他举此例,自然是批评了。

又数月,清理书刊,不经意翻到《读书》2014年7月号,在“读书献疑”一栏看到熊教授的这篇文章,题目是“把书读对”,而熊文引用拙译,正是他认为把书读错了的例子。所谓“化平凡为神奇”,“译者的生花妙笔”云云,不过是批评之前的铺垫。不仅如此,拙译还是熊文批评的重点,相比之下,另外三位没能“把书读对”的译者,倒像是“陪绑”,被拉出来草草地过了一下堂。

熊文对拙译的批评就是那句“法律必须被信仰”。在熊教授看来,伯尔曼原书的文字:Law has to be believed in, or it will not work,“其实很平常普通”,“意思只是:人们要相信法律,否则法律发挥不了作用”,“中文译本把法律和信仰放在一起,却有可议之处”。可议之处在哪里呢?上面说的原文用语“很平常普通”勉强算是一条。“这句话的背景,要更为重要”。熊文指出,伯尔曼说这话的时候,美国社会正陷入各种反战、反社会、反体制运动,面对此种情形,“伯尔曼苦口婆心,希望挽救体制于既倾”。此外,“可议之处”还与译者译书的“背景”有关。依熊文的说法,“文革”十年,秩序瓦解,法纪荡然,改革开放后,人们吁求法治,期冀合于公义的法治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这种普遍存在的“幽微意识”投射到译者的译事活动中,就促成了“化平凡为神奇”的译文,也成就了大陆法学界这句经久不衰的流行语。

熊教授的说法有点道理吗?

既然要求“把书读对”,那我们还是先读书吧。

首先,英文短语believe in译作“相信”没有问题,但译作“信仰”就错了吗?believe in一词,同时具有相信、信任、信赖、信奉和信仰之义。所以,笼统地问believe in应当译作“信仰”还是“相信”没有意义。伯尔曼这句话里面的believe in是否有信仰之义,译作“信仰”算不算错,才是关键。熊教授对中译本把“法律和信仰放在一起”不以为然,他认为believe in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相信”,与“信仰”无关。这种理解确实“很平常普通”,但那是原文的确切意思吗?它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了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吗?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伯尔曼的这句话其实很平常普通”没有用,而要看这句话在上下文里的意思。上下文可小可大,小到一个段落,一个章节,大到一本书,一个人的思想,一个时代。我们从小处说起。

伯尔曼这句话出自该书“导言”。作者在“导言”里交代了自己的主要思想,并说明了全书的篇章结构。伯尔曼认为,法律和宗教固然不同,但又密切关联。没有宗教的法律,会退化为机械的法条主义,没有法律的宗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在他看来,当时(1970年前后)美国社会的种种乱象,从现行体制和权威的衰微,到各种激进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运动,其实都根源于一,那就是,流行的法律概念和宗教概念变得过分狭隘,二者之间的纽带因此而断裂。其实,他说,所有的文化(里),无分古今,法律和宗教都共享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这几个要素。现代人眼中,法律不过是一套世俗的、理性的和功利的制度,但若深入法律的实践,人们就会发现,神圣性的符号(symbols of the sanctity)浸润其中。说到底,法律不仅关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包含人的情感(emotions)、直觉(intuitions)、献身(commitments)和信仰(faith)。于是就有了这句话:Law has to be believed in, or it will not work。“把法律和信仰放在一起”的,难道不正是伯尔曼本人?《法律与宗教》面世20年后(1993年),伯尔曼出版了同一主题的论文集,书名干脆就是《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Faith and Order: Reconcilia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法律与宗教的关联、互渗和互动,是这本小书的唯一主题。熊教授不赞成“把法律与信仰放在一起”,却也不得不承认,“伯尔曼像是法学界的传教士,念兹在兹,希望能补缀和重砌法律与宗教之间的连接”。只是,熊教授并不打算循此进入伯尔曼的思想,而是将之归入“另外一个层次”,一笔带过。据熊教授看,伯尔曼说“这句话”的“背景”“更为重要”,而这个“背景”跟信仰没有关系:当时的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法律秩序抱着嘲讽讪笑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之下,伯尔曼苦口婆心,[要求人们相信法律]希望挽救体制于既倾”。我不能不说,熊教授又一次把书读错了,而且错得很严重。简单说,伯尔曼写作此书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挽救当下的“体制”。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体制正在死去,而认定法律与宗教无关,正是这种体制的认识论基础,其根源,则是已经支配西方世界数百年的二元思维模式。对伯尔曼来说,克服这种二元思维模式,融合法律与宗教的价值,才是未来希望所在。我们必须承认,讲出这番话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异数,这样的见解,也实在是不同寻常。相反,熊教授的看法倒是“很平常普通”,只不过,这种流行的观念,还有它所代表的知识传统,恰好是伯尔曼认为需要克服和超越的那类。熊教授错解伯尔曼其人其书,固然颇具讽刺意味,其实也很自然。

拙译面世后流传甚广,“法律必须被信仰”一句尤其流行。但在熊教授看来,“大陆法学界的共鸣,与其说是呼应伯尔曼,不如说是反映了某种普遍存在的‘幽微意识’。”熊教授据此进一步推论,错误的译文[可能]“反映了译者和众多法律界的学者和学子,对法律的认知或期望”。这种批评像是诛心之论,而且粗疏专断,不得要领。且不论“大陆法学界的共鸣”如何,译者对原著理解的对与错,与“大陆法学界”何干?坦白讲,译者译书之际,力图忠实传达原书意旨,别无他想。当然,这或不能避免熊教授所说的“无心之过”,但要证明译者有“无心之过”,批评者也须先就书论书,加以论证。熊教授抛开文本,顾左右而言“背景”,既不能证明译文“之过”,标举所谓“幽微意识”、“大陆法学界”等等,实与译者、译文不相干,可勿论矣。

熊文未能如它所要求的那样“把书读对”,已如上述。虽然,熊文涉及的问题,对于我们说明伯尔曼思想的主旨,进而更一般地思考法律与宗教诸问题,却不失为可以利用的契机。比如,熊文提到拙译的流行这一现象,就很值得研究。熊文引述的一篇文章说,“法律必须被信仰”云云,乃是大陆法学界最著名的一句话。这大概不是夸张之辞。同样,说这是中国数十年来法律译著中被引用得最多的一句话,应该也无大误。实际上,看到这句话的流行程度,以及它被如此随意引用的情况(就连专门批评拙译的熊教授也未能完整引用),我常常怀疑,那些引用这句话的人,究竟有多少真的读过这本书。这种现象包含了太多有意思的东西,耐人寻味。熊文提及这一现象,而归之于所谓“幽微意识”,虽无论证,且失之简单化,也聊备一说。前两年,拙译被列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这也可以视为是对伯尔曼这本小书的重要性的认可,而这种重要性,更多是同作为读者的中国人的生命经验有关。换言之,研究上述现象,其实就是要了解过去几十年中国人的经验、意识、认知和追求。因此,我非常希望,将来有人认真反思这一现象,作出像样的文章来,那对于学界必定是一个贡献。

关于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熊文也有一段引申:“西方文明里,宗教和法律密不可分;在华人文化里,却并没有这种传统。华人文化里法律和政治紧密结合,法律和宗教却几乎是各行其是的两个体系。既没有宗教的传统,而希望‘法律必须被信仰’,近乎缘木求鱼。”这段话紧接在对拙译的分析之后,似乎是在暗示,译者“把法律和信仰放在一起”,是想在华人文化里促成对法律的信仰。这种暗示(如果有的话)全无根据。Law has to be believed in, or it will not work属事实陈述,不涉“希望”。同样,中译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无论对错,也与“希望”(无论是谁的希望)无关。不过,熊文关于华人文化里法律与宗教关系的说法,却代表了一种流行的偏见,这种偏见,放在熊文自己设定的背景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个方面与熊文谈论的这本书有关。照前引伯尔曼的看法,法律与宗教共享四要素,关系密切。人类学家研究的部落社会如此,现今高度发达社会的法律制度如美国的法律制度也是如此。基于他采取的人类学视角,华人文化也不应该例外。这里要补充说明一点:伯尔曼批评“过分狭隘”的法律概念和宗教概念,他自己则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谈论法律和宗教,“即把法律视为社会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结构与程序,把宗教视为社会对于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直觉和笃信”。在这样的视野下去看华人文化里的法律与宗教,会有什么样的发现?这个问题与历史有关,也是熊文看法涉及的第二个方面。

中国与西方的法律传统不同,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不是“华人文化里法律和政治紧密结合”,法律和宗教却各行其是,更谈不上对法律的信仰呢?如果我们讲的“华人文化里的法律”也包括礼和礼教,如果我们所谓的法律在官府的法之外还包括形态多样的民间法,如果我们谈论的法律不只是人间的,也包含阴世的(阴律),如果法律的文本除了律典之类,还有善书宝卷、笔记小说、功过格等等,那法律与宗教岂止是有关,简直是关系密切呢。因此,尽管其具体形态和表现方式大不同,“华人文化里的法律”,也如“西方文明里的法律”一样,可以浸润了“神圣性的符号”,可以同“终极意义和生活的目的”相关,可以唤起人们的情感与信仰。

说到信仰,不妨再回到伯尔曼,检视拙译的妥当性。毕竟,诗无达诂,即使文义理解无误,如何表达最为恰当,总是有推敲余地。伯尔曼思想中最重要也最可注意的,便是他在此“去魅”已久的时代,强调法律与宗教、秩序与信仰的内在联系,重新揭示出法律所固有的宗教属性。把Law has to be believed in一句中的believe in译为“信仰”,就是为了传达出作者的这层意思。不过,译believe in为信仰,取义较狭较强,放在原来的段落里还自然,单独拿出来,或易被随意引申和滥用。那么,换了别的词如何?信、相信、信任、信赖、信奉、信靠,等等,这些词,但能准确传达原作意思,有何不可?熊教授的译文:“人们要相信法律”,错不在“相信”二字,而在他要“化神奇为平凡”,以此“很平常普通”之词,为法律“去魅”,涤清包含其中的“神性”,把法律与信仰打成两截。而这,与作者力求表达的意思适相反对。

那么,单字“信”如何?“信”之义宽泛而平易,却颇能表达伯尔曼不同凡俗之“特见”。基督教义的核心,信望爱,信居其首。这里,信是信仰,是相信,是信心,信的对象则是神,是上帝,是耶稣基督,是与神有关的神圣之物。只是,比较“信神”、“信徒”一类常见的语词搭配,现代汉语中,如果不是例外情况,“信法”却不是一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说法。这部分是因为,信系古字,我们如今习用的相信、信任、信仰诸词,义均出于此,代表了“信”的诸现代义项。因此,若非使用半文言的表达式样,如谓“法律须为人所信方始有效”,恐怕还是先考虑后面那些新词较好。虽然,关于“信”这个字,我们倒不妨多说几句。

“信”,《说文》释为“诚”,《广雅·释诂》释为“敬”。诚与敬,均为古代儒家推重的观念和价值。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信居其一。不过,古时并非只有儒家言信,法家对信也甚为推崇。而且,法家所看重的信,同法有直接的关系。在法家眼中,法无信而不立,不如说,信是法律必备的品质。商鞅相秦,变法改制,“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史记·商君列传》)太史公的这段记述,生动揭示了法家“信”的观念,以及信与法的联系。这段故事里,“恐民之不信”指向“民”,“以明不欺”指向“君”,前者要求民众相信法律,后者要求君主谨守法律,而公示的法律本身,就是君、民之间的信物。法者,天下共信之物。这种观念,直至清末立法之时依然流行。这是法家的贡献。那么,法家的信跟儒家的信有没有不同?儒家言信是不是跟法律就没有关系呢?

表面上看,法家思想与我们讨论的法律与信仰问题相关,儒家则否。实际的情形却未必是这样。韩非子说:“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这里的“信”有两层意思,直接的意思,指法律的真实可靠性;间接的意思,就是“相信”,即人们基于对法的这种客观品质的了解而产生的主观心理。换了熊教授的话就是:“人们要相信法律,否则法律发挥不了作用。”只不过,法家的“信”,也像熊教授说的“相信”一样,同信仰没有关系。法家注重的是对行为的控制,只要行为符合法律的要求,动机则不必论。但信仰恰恰是一种内心确认,一种信其为正当的志意,常常伴随对信的对象欲加追随、捍卫和奉献的强烈情感。儒家强调的诚、敬、慎等,就包含了这类情愫。但是,儒家似乎既不重视法,更没有把诚、敬和具有这种含义的信跟法律联系在一起呀。这又是一个错误的认识。造成这种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在谈论法的时候,没有把礼包括在内。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段话常常被人引用来证明儒家排斥法律的态度。然而,若我们也像伯尔曼(以及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采取较为宽泛的法律定义,德与礼又何尝不是法。实际上,历史上有法出于礼的过程,也有礼入于法的过程。礼与法,有分,有合,有重叠,也有互动和互渗。汉人奉《春秋》为致治之法,援经义以决狱,正是要辨明是非,惩恶扬善,解决秦法“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董仲舒语)的问题。总之,义和礼所要求和唤起的,不只是人行为上的服从,还有人发自内心的认同,这种认同,通常伴以强烈的规范意识,以及古人称之为诚敬、敬慎的态度和情愫。这些,不就是我们谈论的法律与信仰问题吗?

有意思的是,涉及法与信的这两种传统,并没有随着传统帝制的终结而消失,而是以某种曲折方式,被编织进当下的政法话语。我们可以提及和比较新旧两种官方表述。一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说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另一个是下面这句话:“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前一种说法不含(至少是不必含)信仰成分,其严厉峻切颇具法家特点。而后一种说法诉诸人的内心拥护和信仰,而近乎儒家传统。只不过,后面这种说法和认识也可能有其他渊源,而且,它们同儒家思想的联系也不是一望即知。

许多中国读者来说,看到“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这种说法,很容易联想到“法律必须被信仰” 。

那句流行语,甚而视之为前者的出处。想到这句话流行和被接受的程度,这种联想和推测并非无端。不过,即令没有对伯尔曼思想的引介,现代法治的确立有赖于人们对法治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一点,也已经许多法治理论家指出,比如戴雪和哈耶克都注意到,至少根据英国经验,最终有效约束立法者的,并非某种法律,而是社会共同体对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法治的共同信念和承诺。这些,或者是前述认识和表达的另一个“出处”。至于其第三个“出处”,即儒家思想和传统,既非一般人所易见,也非人们所愿意承认,除非他们业已认识到,在我们所讨论的法律与信仰问题上,儒家有其贡献和传统。但是,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一“出处”的存在应无疑问。要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提到另一个重要的儒家思想范畴,那就是“德治”。众所周知,德治是儒家政治理论的核心,儒家对人内心世界的关注,儒家在法律与信仰问题上的努力,都源于此。如今,主政者提出法律与信仰主题,同样是在“德治”的框架里展开。官方的说法是:“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所以要“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过,这些提法在印证中共法律与信仰说的儒家“出处”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辛亥百年之后,中国社会业已经历了巨大转变,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提德治究竟为何?而且,今日所谓德治,与古人实行的德治有何异同?主张德治与法治并重,到底意味着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顾和检讨儒法斗争史,以获取历史的观照,但这需要许多篇幅,远不是眼下这篇小文所能够容纳。这里只能简单说几点。

首先,法律与宗教,信仰与秩序,这类问题,至少在伯尔曼讲的人类学意义上,原本是中国人经验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内容,在中国人的经验里,同“德”的观念、理论和实践密切相关。而“德”的观念系统,又与所谓制度性宗教如基督教等不同,它更容易融入现代世俗社会,并提供建立现代政治和法律制度(包括法治)所需要的部分精神资源。

第二点,因为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在中国语境里,德治的口号或话语,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本身就具有某种合法性与号召力。因此,它的提出有很自然的一面。尽管如此,对于一个曾经在意识形态上激烈地反传统,更且在政治实践中毁灭一切旧思想旧事物的执政党来说,对传统文化示以温情,将之纳入其治国理念和方略,这样的转变不同寻常。从历史角度看,这种转变可能让人想到当初儒家对秦政的批判和反动,而秦政,可以说是法家政治的典范。

法家崇尚强力,主张严刑峻法;通过编户齐民,消灭各种小共同体,令国民直接于国家;抑制私学,禁绝私议,垄断思想文化;统一思想,划一行动,大权集于上,建立举国体制。这些,都曾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大规模地实行和实现,其影响至今犹在,而且事实上成为当下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提高执政党治理能力需要克服的一大障碍。在此情形之下,主政者转而亲近传统文化,倡言德治,可以被视为一种利用儒家政治智慧校正可以行于一时但不能传之久远的法家式政治的尝试。

这里又可以析出几点。其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治,是所谓形式化的法治,不涉实质内容。而德治的提出,不仅涉及方法、途径如教化,而且包含了特定内容,如中华传统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还有包含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敬业、诚信等诸多概念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意味着,德治可以补足形式化的法治内容上的空洞,而这也是建立法治信仰的条件之一。其二,在法治之外提出德治,恰似由统治的概念转向治理的概念。按官方说法,德治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法治文化,增强全体人民实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所有人“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同治理所强调的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正相呼应。再者,德治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公序良俗、家庭责任的重要性,同治理所重视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是一致的。最后,德治还推重各类社会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承认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正合治理概念所倡导的社会治理的多主体和多中心。而这些,其实也是传统德治概念所包含的重要内容。因此,透过这个概念的当代运用,我们不但看到旧的思想观念的传承与发展,也能发现当下问题的某种历史文化根源。

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社会与古代社会没有什么不同,过去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应对今天的问题。事实上,古今德治的观念本身就不相同,它们被运用在其中的政治和社会差别更大。因此,同样是讲德治,其含义和要处理的问题会有许多不同。也许,最大的不同是,传统的德治有礼治作支撑,不必讲法治,现今所谓德治却是由法治主题引伸出来的,离不开法治概念。而且,同样是要消除法家政治的弊害,儒生只讲德治,也只能讲德治,今人却还要依靠现代社会的法治。这些差别的存在也引出一些可以考虑的问题。

现代的法治,自然不是古代法家的法治,也不是古代儒家的礼治,但在形式上,可能通法家的法治(形式化的法治),内容上,通儒家的礼治(传统美德,公序良俗)。当代的德、法结合论又强调“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似乎也期待着造就一种打上了中华文化烙印的法治秩序。这样一种秩序的形成,肯定离不开信仰。问题是,在一个日益复杂和多元的社会里,在一个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世界里,这样一种法治秩序,以及人们对这种秩序的信仰,如何才能够建立起来?(文/梁治平)

转自“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wenhui_xr),腾讯文化合作媒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法律应该被“相信”还是被“信仰”?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搜索:

热门推荐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详细]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责任编辑:pingtingxu]

热门搜索:

    企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