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书中自有黄金屋”使读书功利化

[摘要]中国古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一个糟糕的引导。用知识使人致富来诱导读书,是把读书异化成了一种成功利性的投入。因此,常常很少讲读书可以怡养性情、开启心智以及独立思考。

张抗抗:“书中自有黄金屋”使读书功利化

张抗抗,第七、八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2011年起担任中国文字著作权保护协会副会长。代表作为长篇小说《隐形伴侣》《情爱画廊》《作女》《张抗抗自选集》5卷等。

实体书店的“逆流”回暖,成了这个冬日上海的一个文化景致。无印良品等书店接踵而至;这边上海三联书店的书香蔓延到了朱家角,那厢“最美书店”钟书阁也将在繁华商业区绽出新枝……

这个文化景致的深层意义是,即使是在今天信息汹涌的时代,读书依然是无法被稀释的。正如在“2015上海智慧女性读书论坛”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在接受《解放周末》专访时所说的,“读书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化妆品。”

作为生活必需品的读书,不是给我们的精神涂脂抹粉,而是让我们超越“知道”,感受“思想”。

我们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而是可能变成了知道最多而思考最少的人

解放周末:您担心时下人们因为电子阅读的便捷,而在“知道”上浪费了大量精力,却缺乏思考的时间。“好比吃多了零食,已经塞不进正餐。”在您看来,一顿好的精神正餐应该是什么样的?

张抗抗:我不反对电子阅读,现在我出门也喜欢在手机或者电子阅览器里存进电子书,利用边角料时间来看。阅读的载体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阅读的内容。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字获得太方便快捷的时代,而人们又那么忙忙碌碌,所以,阅读经常是碎片化的,就像吃零食一样。现在,我们从微信上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可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人有必要知道那么多信息吗?即便一个人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也就是个“知道分子”。就像零食只是食物的一种,即便一个人每天吃各种零食,他的营养肯定还是不全面的。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而是浪费大量时间去了解不必要的信息,可能变成了知道最多而思考最少的人。

学会吃好的正餐,首先需要控制自己,这包括对零食式阅读的控制和对自己需求的控制。智慧的人是有控制能力、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然后有的放矢地去阅读的。当你不再忙于“知道”,而开始静心“思考”时,你就有了求知的方向。然后,根据你所关注的,去看有思想含量的书,这时的阅读才是有意义的。

解放周末:您对阅读的控制力,始于何时?

张抗抗:这个应该是从小就养成的阅读习惯。尽管,那时候的书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我对文学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都是从少年时代的阅读开始的。但因为遇到“文革”,我们刚刚会阅读不久就上山下乡了。不过,我带了一些文学书去了北大荒,我在《我的人生自述》中有一章《探亲大补》,专门描述了当年我回杭州探亲的时候,怎么样想尽办法去找书看,如久病体虚的人寻求药材“大补”。

在那个极度闭塞的年代,我们寻书、借书、偷偷读书,那种读书的艰辛,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体会到的。我们的阅读体验,与今日信息爆炸时代中的阅读形态,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当时涌动的是一种“阅读的暗流”,好书不能公开流传,但依旧在私下里被传播着。

解放周末:在自由阅读不被允许的时代,找到一本好书对您意味着什么?

张抗抗:意味着黑暗中的一线亮光。有了一本好书,我就觉得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还存在,心灵世界就有了寄托。

我的父母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追求进步的青年,因此我家里有许多关于苏俄文学的藏书。当我经过了阅读童话的阶段后,接触的就是苏俄文学。最早读的《金蔷薇》,让我知道了文学之美和文学之神圣。还有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等,都带给我一种对未来的模糊憧憬,书中好像传来一种外部世界的无形召唤。

当时我的读书,就是黑暗里守着一点光的姿态

解放周末:最让您回味深长的读书经历是什么?

张抗抗:我最特别最重要的一段读书经历,发生在上海。1975年,我从北大荒到上海修改我的长篇处女作《分界线》,稿子改完到出书的间歇中,有三个月的等待时间,我就住在当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招待所。

出版社内部有个图书室,里面有些藏书是给编辑们作为参考资料的。图书室里所有的书架都安有玻璃橱窗,每个橱窗都上着锁。有个专职的图书管理员阿姨坐镇。经当时出版社领导的批准,我得以去那里阅读,但不可以借书出去。每天一早,我就到那儿去“上班”,那位管理员阿姨就打开书橱锁,取出我想要的那本书给我。我拿了书,就坐在图书室角落里一页页地看。夏天天气很热,记得图书室有个电风扇,我已经觉得非常幸福了。

在那个图书室里,我读完了十几部文学名著,都是当时极难看到的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基督山伯爵》《邦斯舅舅》等等。为了节约时间,我完全舍不得花时间做笔记或者摘抄,只是如饥似渴地尽可能地吞下去、吞下去。这种阅读感受至今清晰。

解放周末:事实上,图书室安静的一角以及书里的世界,与您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是如此的迥异。

张抗抗:那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书里的世界和当时我所处的环境,简直是截然相反。一方面,当时的政治宣传是极左的,另一方面,人们在暗地里不可遏制地渴望着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书中所呈现的人性深度和复杂性,使我对现实世界产生疑问。这种疑问和思考带来的震动,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持续和微妙的,可能只是给我的心带来一点涟漪,或者是在我的头脑里引爆一点小小的冲突。

解放周末:后来,这些疑问是否慢慢撼动至你内心深处?

张抗抗:到了1979年,我已经在哈尔滨上学了,并创作了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夏》,我明白了在那个封闭年代里我所暗中坚持的经典阅读,宛如寒冬埋在心里的一颗种子,遇到了春天就会发芽。我借由阅读明白了这样的道理:真理终究会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上海度过的1975年的夏天。我特别感谢那位和我默契相处、亲切和蔼的图书管理员阿姨,那位敢于在特批文件里写上“同意张抗抗借鉴、批判阅读”的出版社领导,感谢他们在当年那种恶劣环境下,对文学经典的尊重、对青年作者的爱护。那近两个月的时间,是我阅读生涯里的一次暑期自修补课,至今让我心怀感念。1976年,我的长篇小说出版后,我回到北大荒农场继续劳动。那时我对所处的环境已经和同龄伙伴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一种多少有了“底蕴”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方式。

解放周末:这份“底蕴”,正是来自书籍所蕴含的视野与思想。

张抗抗: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们在小兴安岭伐木,大家一起住在帐篷里,唯一共用的光源只有一盏马灯。一天劳作结束后,女知青们回到帐篷,围着马灯坐着,打毛衣的打毛衣,钩花边的钩花边,而我躲在帐篷的角落里,把自己买来的蜡烛点燃,独自安静地看书。她们谈笑很热闹,说话声喧闹地传过来,而我不为所动。我觉得,在帐篷的冬夜里独自读书,既孤独又充实。

解放周末:这是一种孤独又充实的坚守。

张抗抗:当时,部分知青也会私下里交换看书。听说别的连队里有一本好书,知青们都愿意在雪地里走上好几里的路去借。有时为了看一本书,还要排队,等到书终于轮到自己的时候,可能必须要连夜看完。由于缺少指导,读得一知半解,有时知青们还会因书的疑问而争吵不休。

我们知青在农场住的是几十米长的长条形房间,两边都是炕,中间放箱子。一个房间只有一到两个灯泡,晚上十点左右就熄灯了。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小油灯,在空墨水瓶里面放一根棉线,灌上煤油,就变成了一盏灯,然后捧着这一点光亮缩在角落里看,第二天早上起床,常常发现两个鼻孔都被煤油熏黑了。

书看完后,就写信,给父母、同学、其他知青朋友写信请教或讨论,那是一个人在黑暗里摸索的感觉。我想当时我的读书,就是黑暗里守着一点光的姿态。但这点光亮,足以照亮我的心灵。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很难体会到,营养含量高的好书的力量和能量真的有那么大。

所有的阅读,都会和我们以往的经历产生化学反应

解放周末:经历阅读物从极度匮乏到极度爆炸,又经历从阅读者到写作者的转变之后,您对阅读的感情是否发生了变化?

张抗抗:我的青年时代,书籍的匮乏让人感受到对阅读的强烈需要,可以说是饥不择食。但等到书籍“过剩”的时候,大家觉得随手可得,反而不再珍惜。以前我会赶十几里雪路去借一本书,现在满屋子的书,有时一本新书买回来,可能隔很久才会去看。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不爱书了,而是对书的需求“等级”不一样了。

在知青时代,我阅读的动力很简单,就是“我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大量书籍的涌现,在最初的解渴过后,我进入了“我想知道为什么”的阶段——为什么今日中国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为什么那种生活是那样的而不是我们这样的。在经历了早期单纯的审美性的阅读后,我开始很明确地想在阅读时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在早期阅读中没有的一种渴求解惑的需求。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相对少了,开始阅读大量文史哲类的思想读物。这么说吧,在我30岁以前,书籍像是师长,30岁以后,书籍变得比较像朋友。我可以和书本进行无声的讨论了。

解放周末:什么样的书籍朋友是您所偏爱的?

张抗抗:我一直更偏爱外国文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除了阅读中国当代最优秀作家的大部分作品,还开始接触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学、南美的先锋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那是一个太长的名单,几乎没有我错过的作家和作品。后来,我定居北京后,阅读就更方便了,并且开始接触了比较多的中外戏剧。

解放周末: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拥有书房的情景吗?

张抗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一个客厅兼书房。我从东北运来很大的三开门的两个书柜,放在北京的公寓里,书架的面积相当于一面墙,每一层可以放两排书。后来,书越来越多,这么大的两个书柜也放不下了,很多书就一直堆在墙角。有时,半夜里听到轰然一声,是书堆瘫倒了。这像是一个喻示,我的读书已不再是感到渴,而是感到撑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漫长而不断变化的个人阅读史中,我读了弗洛伊德后才发现:人如果不能认识自己,根本就不可能认识世界。

解放周末:对您来说,读书这扇窗,由过去的探寻外部世界,转向了对内部世界的叩问。

张抗抗:阅读弗洛伊德,是影响我的写作从描绘外部世界到开始着重人性挖掘的一个契机。我从描述知青一代的境遇,开始深入到知青的内心世界。我开始更多地思考与反思。我们被那个时代所“造成”,没有经过启蒙,因此大部分人仍是蒙昧的,这种蒙昧成为一个无知时代的基础。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历史来承担,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这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

读书是一种见效很慢,但对人生影响长远的事情。所有的阅读,都会在某个时刻和我们以往的经历产生化学反应。

事关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

解放周末:阅读在某个时刻和自己以往的经历产生的化学反应,表述的正是书对于生命难以言说却意义深远的价值。

张抗抗:是的,书和我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我这大半生的读书,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求知,也就是“我想知道是什么”;第二阶段是求解,也就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它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岁月、使我们成长、思考,祛魅。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什么也不为了,读书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化妆品。

解放周末:当下的国人已经不再有无书可读的烦恼,识字率也达到了史上最高,但阅读量却始终徘徊不前。

张抗抗:中国的人口数量与人均读书量几乎不成比例,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现象。

中国人爱看报纸、时政新闻、娱乐八卦或是实用性书籍,但不太热衷于读纯文学、诗歌及文史哲。我想,这可能与大家的急功近利有点关系。只要能够有所“获得”,就肯“投入”——比如,走亲访友可以结交或巩固社会关系、对股市的关注可有微利或暴利、微信可以炫耀也可以获得更多信息、花费大量时间用于网购可以省钱……对这些“有用”的事情,大家都舍得投入时间和精力。反之,如果看起来没有用处的事情,人们就不“舍得”为此支付时间。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读书。因为阅读的收获在心里,何况短时间内看不出什么效果,或许永远也看不到什么好处。所以,阅读像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往往很容易被舍弃。

解放周末:现代人更追求“立等可取”的效应。

张抗抗:中国古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一个糟糕的引导。用知识使人致富来诱导读书,是把读书异化成了一种成功利性的投入。因此,常常很少讲读书可以怡养性情、开启心智、然后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有智慧人……那么,当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发现到处都有“黄金屋”,到处都有比阅读更能产生“实际效益”的事情,又何苦到茫茫书海中去寻呢?我认为,中国的阅读贫乏,是和我们这种实用性的文化根性有关的。

解放周末:如何让读书成为人们的自觉精神需求,事关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这是否就是您作为国务院参事一直在参与活动推动国民阅读的动因?

张抗抗:是的,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公民的阅读权利,并致力于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文学是一种不可代替的原创性劳动,只有保护我们的创新成果不被侵犯,这个民族的原创力才能不断被激发出来。我想,读书大环境的形成,和政府所提供、创造的阅读设施和条件有关,更与政府的文化理念有关。(文/沈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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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freda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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