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在山西的八路军

鸣沙微信号黄道炫2016-01-09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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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军在山西兵力捉襟见肘,给八路军进一步开展游击战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抗战初期在山西的八路军

八路军骑兵通过平型关

原文编者按


  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留下了八路军抗战的多项记载,是全面了解八路军对日作战的良好素材。通过阎锡山档案可以看出,随着抗战的进行,八路军的游击战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威力,中日间尤其是中共与日军之间的军事、政治争战,无疑是华北地区持久战的主要内容。

抗战开始后,阎锡山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域主要为山西和察哈尔。1937年8月,中共武装改编成八路军后,迅速在山西及晋冀交界地区形成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三个游击区域,和坚持山西抗战的国民党军一起,抵御、威胁日军在山西的控制。八路军出师后,人们耳熟能详的便是平型关战役,阎锡山档案中也可看到相关记载。总体看,这一阶段阎档对八路军的活动记载甚少,倒是蒋中正档案中可以看到八路军配合作战的些微线索。10月9日,德国顾问史培曼报告:“数日来,敌用大部空军炮队及战车进攻,以求占领崞县及原平,我军虽极英勇反攻,但崞县终于昨日被敌军占去……十八路军之一部,现向宁武敌军之后背进攻。”此时,中日对战的焦点集中于正面攻防,八路军正在各地部署扎根,出现较少也事出有因。不过,八路军的战斗姿态并没有被正面战场的烽火完全遮蔽,11月,在山西指挥中央军作战的卫立煌致电蒋介石,建议着眼大规模的持久抗战的游击战术,同时,主动为八路军请命,提出:“朱部作战已久,伤亡日多,恳为转请准其派员分赴豫鄂皖、湘鄂赣、湘鄂西各边区继续招募补充兵若干。”

中共和八路军较多出现在阎锡山档案中,是正面战场的较量逐渐减弱,敌后游击战初显威力之时。1938年前后,由于日军进展迅速,很快越过河北、山东,进逼徐州,华北平原战事渐告平息,山西由于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的坚持,中日两军作战一直持续,但战争级别已有所下降,初期大规模的会战罕有重现。……正是由此开始,八路军的游击战开始展现威力,阎锡山档案中关于中共抗战的记载较之前一阶段明显增多。

1938年2~4月,山西战场上的中日两军激烈交战。3月3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严厉指示:“查山西得失,关系全战局至重,且全境皆山,随地可守。希严令所部在晋境,虽一兵一卒不准渡河。违者即希以军令从事。”蒋介石严令死守,阎锡山军政基础全在山西,也把保卫山西作为自己生存的根基,所谓“宁愿抗战死在山西,不愿流亡他省”;中共则从保卫华北、屏障西北战略目标出发,对山西抗战积极投入。中央政府、阎锡山和中共在山西战场形成良性合力。陈赓日记中写道:“以蒋的坚决严格的命令,在晋各部迫于法令,当必有一番积极动作。日寇以单薄之师深入,其困难更增,却为冒险行动”,道出了当时的实况。吸取初期抗战及八路军作战的经验,游击战在此一阶段作战中受到各方面的重视,阎锡山致电蒋介石对游击战不吝赞誉,谈到:“自变更战略以来,作战方面颇觉自动,反能有多数地方转移攻势,使敌人小股部队遭我扑灭。此种方略确能抗战困敌。”而蒋介石也告诉在山西作战的中央军将领李默庵:“整个游击计划,先须化整为零,再行分进合击,对敌之辎重与交通通信机关,应特别设法搜索袭击,不忘各自为战与前方补充之原则。”更有意思的是,山西各地国民党军对游击战也多倾心,蒋鼎文报告:“第一六九师在二三月间于武乡子洪口南关镇等曾请朱德讲话数次。其内容大意谓游击战为今日所必须之战术,不善于游击之军阀式队伍必归于消灭等语。自讲话以后,该师初级军官已有三分之一倾向八路军,关系特别密切。”

的确,阎锡山所说的能抗战困敌的游击战术,八路军使用起来最为得心应手。日军的攻击开始不久,各地就纷纷送上八路军袭击日军的报告,在一系列与日军战斗的电文中,这些报告虽然不一定那么起眼,却充分体现了中共作战的特色,即均为袭击战。

客观而言,八路军虽然连连取得战果,但离扭转战局还有距离,日军的“扫荡”,进退基本按计划进行,不过,中国军队持续的打击的确挫伤了日军的自信,加之此时中国在东线战场取得台儿庄会战胜利,日军不得不将兵力更多投向津浦方面。4月28日,蒋介石注意到:“日来各战区之敌,纷以大部向津浦线转用,余部改变方略,仅守有重要城市及交通线。”以此山西战场暂时转入平静期,日军局限于城市和铁路线的保有,中国军队不时发起反攻。5月11日,楚溪春报告:“昔阳驻敌百余,被我八路军包围。”应该就是这种变化形势的反映。

对这一段时期两军交战的结果,日本方面的战史写道:“在第一军地区,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第一军从3月中旬至4月下旬之间,在占领地区内进行肃正讨伐,虽予敌以一定的打击,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特别是对五台山及潞安北方的共军,未能进行讨伐。因此,为确立治安,将来必须进行积极的扫荡讨伐。”这应该是日方留下的如实记录。

1938年5月以后,日军进攻重点放在攻取武汉、广州上,山西方面基本采取收缩防御方针。日军战史写道:“为了徐州、汉口作战,由华北调出很多兵力,兵力已显著减少,这对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全,完成方面军的任务相当困难。”

日军在山西兵力捉襟见肘,给八路军进一步开展游击战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原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根据中共的这一方针,八路军四处出击,主动寻机打击日军。6、7月份,阎锡山档案中留下了不少八路军主动出击的记载。6月24日,朱德报告:“我刘师阎旅长率部寒晚袭击彰德西之水治镇之敌,被汉奸报告。敌以全力日伪军共二千余占领水治附近高地。因我搜索周密,与敌作战数小时将敌击溃,退守城内。”7月初,八路军在翼城主动出击,激战两日,“因敌增援六百余,致未能解决战斗。毙敌三百余人,击坏汽车三百余辆,获步枪十余支。我伤亡三百余人。内营长六,连排长三十余”。

抗战之初,中共与国内各抗战力量间的合作堪称诚恳,在山西,毛泽东针对八路军发展甚快,以致和阎锡山利益发生冲突的局面强调:“部队扩大甚快,枪、饷两缺,与阎发生严重矛盾,亟应停止扩大,收回部队驻在以外之八路工作人员,一切在统一与各部范围内工作,一切须取得阎之同意。”武汉会战期间,中共对配合正面战场保卫武汉,态度也相当积极。这一点,张闻天、毛泽东给王明、周恩来等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

10月中下旬,日军的围攻继续深入展开。19日,阎锡山向蒋介石转报朱德、彭德怀的报告:“敌二千余于元寒两日向柏兰镇五台县城东南进攻,与我赵熊两支队激战颇烈。因敌使用毒气瓦斯,我中毒者数十人,不得已于寒酉撤出该镇,敌遂占领。我又乘夜袭击,敌恐慌万状,于当晚窜至梁家寨柏兰镇,删巳继向盂县城方向溃退。我熊赵各部正追击中。查此敌确系前由禹县进攻五台者。原有四千余人,今次返盂仅残余二千二三百名,已证明伤亡半数。” 20日,朱德、彭德怀详细报告连日作战情况:“进占边道之敌,困守据点,经我不断袭击及截断其后方交通,各点均陷孤立,异常恐慌。尤以五台之敌,连日禁闭城门,不敢外出。我今昨两日战报如下:甲、台怀之敌步骑二千余,昨午向石咀进攻,遭我伏击,激战五小时,敌伤亡百余人,毙战马二十余匹。于黄昏敌向五台溃退。我军今晚即将台怀石咀之敌先后克服。缴获正清查中。此役我军伤亡官兵六十余名……”从朱德等的报告中可以见出,八路军面对日军的多路围攻,发挥了坚强的战斗精神。耐人寻味的是,同一天阎锡山接连向二战区所部发出两个电报,间接为八路军的报告做了背书。其一为下午发出的未电,提醒各部注意军民关系,保持战斗精神,电称:“据报近来各部队,类似驻防,敌不侵我,我不击敌,致地区附近良民,受敌摧残,时有怨言等情。查军队以保民杀敌为天职,不能杀敌卫民就是军队的耻辱。望我官兵要有有机即打之精神,实行困敌保民战法,努力杀敌为要。”其二为晚上发的酉电,向各部推荐八路军的战斗经验:“据报八路军常以小部兵力出没于曲新地区附近,该处之敌,因屡遭袭击,常受重大之牺牲,故对八路军甚为注意等情。仰转饬所属,应仿效此种办法,遇有好机予敌猛袭,使敌难于应付,以收游击之效为要。”

从1937年出师到1938年底,八路军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得到了民众的信赖。11月底,阎锡山特电朱德、彭德怀,告以:“据孝义傅县长呈称:本县驻军多驻西乡,东乡各村敌匪肆扰,县府民众均感不安。请饬一一五师、决死二纵队之新编第一总队、第四保安司令派队驻守东乡,以资卫护。”八路军已经成为民众的主心骨。在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区,八路军可谓牢牢站住了脚跟,燕京大学教授乔治•但勒的调查发现,山西五台山地区“从最后结果观之,日人未见成功。惟军事状态,略有变更,盖日人已占领平汉路西之若干县城。边区政府已退阜平,士气仍振,与民间之感情亦佳。物价高涨,而食物尚不感缺乏。其游击战术成功之原因,在于曾经政治训练,而与人民感情融洽之故”。这应该是持平的观察。日军战史也承认:“五台山及其东部山岳地带,东西约150公里,南北约100公里。这一地区,日军从未驻兵,因而成为中共势力的巢穴。1938年秋,第一军虽在五台山周围进行过讨伐,但未能给予决定性打击,因而中共势力日益扩大,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随着武汉陷落,日军侵华与中国的抵抗进入持久阶段,游击战争在敌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到山西,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坚持抵抗的局面还在继续。11月底,蒋介石致电卫立煌,指示:“此时敌必急清晋省,以为掌握华北之根据,我能坚忍周旋,则过一时,敌必气馁力疲,无如我何……中央部队决不能向南撤退,至万不得已时,只可向北或向东暂避,以为恢复华北之根基。”和中央军一样,阎锡山在晋西南地区扎下脚,继续与日军周旋。相比之下,八路军更加积极,不仅秉持党政军一体化原则大量发展武装,建设、巩固根据地,同时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对手,发展自身。面对中国顽强抵抗的局面,日军则调整其战略战术,加强对敌后军队尤其是八路军的“清剿”,其控制政策也不断完善。

回顾抗战初期中日在华北尤其是山西对峙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共军队最初虽以偏师面目出现,却通过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在对日抵抗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当年历史记载留下的难以动摇的事实。当然,在充分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必须指出,由于民族战争的特殊背景以及宣传的需要,相关的档案文献记载也存在夸大之处,在肯定总体脉络成立的背景下,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对一些具体数据的辨析必要而且有益。举一个例子:1938年6月底,朱德、彭德怀等曾向八路军将领通报抗战一年来八路军(包括115师、120师、129师及晋察冀军区)人员伤亡情况,报告伤亡总数25896名,其中120师伤亡数最高,为7789名。通报中特别强调:“对外宣传统照此数目字”。8月,八路军120师编制了一份截至1938年6月的抗战一周年伤亡统计表,统计一年中120师的伤亡数为4027人,只及前表的一半有余。这份表格的说明中强调“整个的伤亡数目是比较精准”,和前表所言用于宣传比,有理由相信,这一数据应比较可靠。

实际上,即便按照120师所制表格提供的数据:伤亡4027人,其中阵亡1295人,也是一个很高的伤亡比例。伤亡数几乎达到编制数的1/3,而这时的伤亡完全是在对日抵抗中发生,已经足以证明这一阶段中共在对日作战中的积极态度。

不过,两个数据的出现也提醒我们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在这样一场民族战争中,出于宣传和鼓舞人心等考虑,有些数据不免夸大,使用时需要审慎。比如,日军华北方面军军医部公布日军1938年后战死、战伤的统计数据,其中,1938年华北日军战死11439人,战病死376人,战伤37235人,由于这一数据来自专业部门,其死伤数据尤其是受伤数据应具相当可信性。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尽管1938年中日两军在华北已经没有大规模会战,但日军伤亡数还是达到将近5万人,其中2~5月由于日军在山西主动发起攻势作战,死伤人数占到全年2/3以上,分别为8321人和26765人,日军在华北付出的这些代价,和八路军包括长乐村、神头村等作战自然不能分开。当然,拿日军军医部数据和中方公布的数据对照,还是可以看到双方不尽一致之处。该数据显示,7月份,日军共战死646人,而据朱德、彭德怀报告:“本路军自7月1日至15日半月间游击苦战之结果,共毙敌1005,俘敌740,获步枪750支,炮2门,轻机枪5挺,子弹两万余,马50匹。烧毁汽车55辆。我共伤亡官兵606员。”八路军公布的半个月毙敌数超过日军统计的全月战死总数,虽然八路军毙敌数应该包括伪军和自卫队等武装,但考虑到当时伪军人数有限,而当时八路军更多是起战场的配合作用,两个数据显示的冲突可能更多指向的还是八路军数据中的宣传成分。指出这样的事实,丝毫不意味着降低八路军在华北坚持抗战的意义,而是从历史本身出发,让八路军的艰苦奋战不仅在档案里得到呈现,更经得起严格的数字推敲。信史固然没有夸大的宣传那么耸人听闻,却以其踏实可靠更能让人真正信服,这是了解八路军山西抗战不能不提出的另一面。当然,由于战争状态等原因,双方的统计数字均有不确之处。

本文出自《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辑。作者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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